胡耀邦，1915年生，湖南浏阳人。1929年冬读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以一个青年团工作者进入湘赣革命根据地。1933年调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先任青年部部长，後任少共中央秘书长，此後长期在青年团部门工作，先後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长征到达陕北後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先後任校政治部副主任、一大队政治委员等职。1939年调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先任总政直属政治部主任，後任总政组织部长。从1942年开始，他以总政组织部长的身份领导了中央军委二局的审干和抢救运动。
　　军委二局实际上是参谋部二局，主管军事情报工作，在军队内部，这是一个保密性很强的部门，对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审查应该比一般部门更严格。
　　审干，本来并不是一个可怕的字眼，共产党的机构里，一直设有审查干部的专门机关，随时随地都可对任何一个干部进行审查。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未停止过对自己干部的审查，但也从未发动过像1943年这样规模宏大的审干运动和使用过这样恶劣的审干方法。早在1940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关於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中就规定：审查干部必须成为“各级干部科经常的任务”：①
　　第一，从历史上工作表现上仔细考察每一个党的干部在政治上对党的忠实程度、工作能力、长处和弱点。
　　第二，是要按照每个干部的品质和能力求适当的统一的配置和配备干部，使每个干部能够发挥自己长处，并淘汰奸细叛徒危害份子和其他堕落蜕化不堪应用的坏份子。
　　第三，是从实际工作中去研究党员中政治上进步、来历清楚而有能力的积极份子，及时和大胆地提拔起来。担负党和其他方面的领导工作。
　　第四，应具体研究各个党员的社会关系，不应该以党员社会关系复杂来决定党是否纯洁，而以党员对其社会关系的认识如何来决定党员是否对党忠实。尤其要利用党员的社会关系，向各方面发展工作，特别是去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以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分化顽固力量。
　　由此看，审干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干部，纯洁队伍，并把有能力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而没有硬性要求在每一个单位的干部中审查出必要数字的特务来。而整风运动中康生却把审干的目的演绎引发为纯碎的抓特务运动。
　　除此之外，这个“指示”对各级干部科审查干部的具体方法也作了规定：
　　审查干部时须注意研究每个干部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过去参加过反革命(入党前)和反党派别(入党後)活动没有。脱离过党的关系否，脱离後又如何恢复和重新入党，如曾被捕或被俘过的干部，则需仔细地审查被捕或被俘过程中的政治上的表现，以及出狱和释放经过(自首叛变份子不应恢复党籍)……每个干部经过细心审查後，必须做出一定的结论和鉴定，如发现某个干部犯了严重的错误，则需转交党务委员会给以党纪制裁。
　　审查每个干部时，必须由被审查的干部自己填写表格，并写详细的履历，由干部科工作人员与之作详细谈话，对其重要关节(如被捕、被俘、出狱、释放及犯重大错误经过)，必须找到旁证人写出证明书，根据上述的材料精细审查，并由干部科会议讨论作出结论。
　　很清楚，这里要求的是对所审查的干部必须要作出结论，而结论又必须建立在“旁证人写出证明书”的基础上。然而在康生领导的审干运动中，这些中央文件中规定的必须的东西，都成了纸上条文。刑讯逼供之下，受审查者只要自己承认，就可轻而易举地下结论了。不过，在胡耀邦领导下，军委二局的审干工作却是另一番情景。
　　军委二局在审干的最初阶段，也毫无例外地受了康生推行的那套方法的影响。1943年4月1日，康生在边区大肆逮捕嫌疑份子，二局也未能幸免，局里有4个人被带到了保安处，十天以後，他们不由自主地承认了自己是特务。在康生“抢救失足者”的号召下，这4个人於4月15日在二局召开的坦白大会上先後作了示范坦白。
　　这次坦白大会没有带出多少因受感动而自觉坦白者，但受形势影响的一些所谓的积极份子在大会上却发现了异乎寻常的情况：李鸿秀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内心情绪一直处於紧张状态，脸色一会儿泛紫，一会儿发红，最後竟显出一片苍白。於是他们向胡耀邦汇报说，此人肯定有问题。
　　有问题，绝不能含糊怠慢，作为一个从15岁上即开始从事党的政治工作的年轻“老”干部来说，胡耀邦的头脑是非常清楚的。第二天一早，他就找李鸿秀个别谈话。没有声色俱厉，也没有横加指责，胡耀邦用温和的口气要求李鸿秀将自己的经历和言行写成材料。李鸿秀在当时其他机关的坦白之风初步形成之际，而军委二局又首先点到他的名，内心不由得更加紧张起来，以为领导手中已经掌握了自己不能公开的“劣迹”，但说实在的，自己确实并没有什么不能公开的“劣迹”可坦白。於是，吞吞吐吐，竟连一丝一毫的所以然也说不出来。胡耀邦看他紧张成这个样子，反倒疑惑他真的干了坏事，吩嘱他回去认真地写出自己的坦白材料。
　　当晚，李鸿秀经受不住胡耀邦温和的态度和执著的要求，主动找胡耀邦说：“你要问什么，我就答什么。”此时，胡耀邦并没有像其他一些单位的审干领导那样，见自己的对手松了口，便专拣自己政治上需要的口供去问，反而还是那句话：“你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写。如果宿舍写不方便，就在我的办公室里写，我可在其他地方呆一会儿。”一个小时过去後，李鸿秀心里越来越乱，终於耐不住这种“冷战”式的对抗，他再次找到胡耀邦说：在我坦白之後，你和局里必须保证三件事：一不开除党籍；二不撤销职务；三不调离二局。当胡耀邦答应了他的要求後两个小时，李便写完了自己的坦白材料。胡耀邦鼓励他在大会上公开坦白，并宣布与敌人的特务断绝一切关系。直到第四天，李鸿秀终於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坦白了。或许是觉得一个人承担特务罪名太重了，李鸿秀在自我批评之外，又节外生枝，提出钱邦和也是坏人，也在替敌人办事。但他却对钱什么证据也说不出来。②
　　钱邦和受到指控，当时什么也没说，可晚上却憋得睡不著觉，於是便主动来找胡耀邦。胡耀邦知道钱和李的情形一样，没有公开的“特务”劣迹，所以还是只让他自己反省，自己写出坦白材料。
　　从4月15日到24日一个多礼拜时间里，军委二局除李鸿秀和钱邦和之外，又有李灏、何辉、毛华伦3人因互相滚带而坦白了自己的“罪行”。4月25日，又有人指控何高华也是特务。於是何高华在沉重的包袱压力下，从早到晚赶著写了几份反省材料。不料第二天，他却拿了一把小刀来找胡耀邦，说要自杀，并宣称自己以前写的反省材料都是因为精神压力而凭空捏造出来的。胡耀邦面对即将发生的人命关天大事，镇静地指斥何高华简直是胡闹，并要他马上缴出小刀，赶快回去重写反省材料。何高华见胡耀邦不动声色，如此老练，居然乖巧起来，像绵羊一样，立刻缴出了小刀，并答应回去重写材料。胡耀邦等他离去之後，调出他以前送来的一大堆反省材料，仔细研究後，发现何高华并没有说谎，其中的确有一大部份是向壁虚构。原来，何高华过去写反省材料总是边写边缴，用意是刺探上级对自己的问题了解多少，然後决定如何再写。所以开始还写了一些真话，後来假话写多了，无以收拾，便将错就错，更多地胡说八道起来。胡耀邦根据自己的分析，当晚找何高华开诚布公地进行了对话，并让他消除紧张和压力，如实地写。此後，何高华不仅没有再闹自杀，重写材料的真实性也增加了不少。
　　由於何高华“自杀事件”的出现，使胡耀邦从中获得了一条经验，前面诸多所谓自觉坦白者，其中一定也有不少向壁虚构的水份。於是他向已经坦白交待和正在坦白交待的所有人提出：可以翻供，可以重写反省材料。这样的结果使反省材料中的实话增多了，但同时也增多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而在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况下，群众的热情被彻底鼓动起来，自我坦白材料和互相检举材料之多，竟收集了十余万字。如果平均分配，军委二局总共82个人，每人可占有将近1500字的材料。
　　据当时协助胡耀邦进行审干的彭九富说：二局其所以会获得如此之多的检举材料，是因为在群众性的反奸运动形成之後，胡耀邦进一步发扬了民主作风，允许任何人在大会小会上当场以口头检举，而组织上却不在幕後有意或有具体针对性地加以操纵和控制，完全放手，顺其自然。
　　面对如此之多的检举材料，胡耀邦派专人进行了整理，并编成通报，共为44条：有关党的问题者16条；历史可疑者17条；言行可疑者9条；叛徒2条。从上面分类情况看，最严重者无疑是叛徒2条。然而叛徒2条其中之一便是有人检举吴伯箫是国民党C.C份子。吴伯箫的问题我们前面已经述及，1944年以後，恢复了他的名誉，重回文坛，继续操起了他那支生花的妙笔。由此可见这十万余字的检举材料，究竟有多少是应该相信的呢?
　　其实，此时胡耀邦也已清楚地看出了其中的水份。但当群众的盲目热情被鼓动起来之後，作领导的既不能火上加油，也不能冒然泼水，而应因势利导，把运动引向正确的、有利於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得以顺利发展的轨道。於是胡耀邦向他手下具体负责审干的干部和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份子明确指出：反奸斗争，并非顾名思义，完全针对特务份子而发，我们要乘此机会一并解决党员和一般干部中的其他思想问题，如贪污腐化、开小差、男女作风不正等问题都可检举，特别是在检举斗争中，要着重打破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让每一个人都能自觉地暴露自己言行中不符合共产主义道德思想的东西，同时树立起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利益的行为标准，以达到全心全意地忠於党和革命事业的目的。在胡耀邦的引导之下，军委二局在延安一片乱嚷嚷的审干抢救运动中基本上从正面把握住了中共中央关於审干的一贯指导思想，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能够不断总结经验、沿著正确指导思想顺利开展工作的积极份子和骨干力量。据有关资料透露：经过将近半年的整风审干工作，胡耀邦评估他手下具体负责整风审干工作的50多人组成的临时领导班子，其中就有三十多人头脑清楚，很有造就潜力和培养前途。
　　当然，根据中共中央的一贯指示，审干工作不仅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同时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这条原则在贯彻执行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特别是在当时已经形成的轰轰烈烈的审干运动中，要很好地贯彻执行“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原则，就更加困难了。但胡耀邦面对杂乱棘手的诸多材料和问题，从未含糊其事，而是谨慎从事，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
　　第一，对凡被检举的各类嫌疑份子，一律不作威吓，不准打骂，不用肉刑，不搞车轮战式的突击，不隔离审查，一句话：不施行逼供，而是让他们自觉、自由地反省坦白。
　　第二，准许已经坦白者翻供，鼓励其他人为被检举者辩护，使凡受冤枉的人都有澄清罪名的机会。
　　第三，对重要嫌疑犯不能轻易上纲上綫，必须经审干核心领导小组仔细研究审批後，方可进行必要的抢救。
　　第四，对已经反省坦白的嫌疑份子，允许他们继续工作，也允许他们保留党籍，一方面给领导小组留有进一步审查的余地，一方面在工作中以观後效。
　　第五，对还未作反省坦白的嫌疑份子，限期三个月内将自己的问题交待清楚，如果在限期内交待不清，届时又有充份材料证明有“反革命行为”，定当严惩不贷，同时有知情不报者，也要受到一定的牵连。
　　第六，严防自杀现象发生。
　　可以看出，胡耀邦在军委二局的审干运动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严格遵循1940年中共中央关於审干指示的精神的，而且在操作过程中，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使得中央指示的原则更加具体、完善。
　　有了以上一系列措施，人们内心坦然了，精神放松了，行为不再盲目了，胆子也大起来了。二局最初被指控为特务并已作多次坦白的李鸿秀指出二局在处理他的问题时，犯有毛泽东所说的“主观主义”错误。为此，他专门写了一封信，彻底否定了他前面所作的种种坦白，并毫不掩饰地说：“那都是被逼出来的。”刘霖当时是二局干部中被列入上级黑名单上的重要嫌疑份子，这时他也批评二局在处理所谓内奸问题时，犯了“无限上纲”的错误，把人们在一般生活和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妥行为和琐碎错误，升级到思想和政治的原则问题上来检讨，这正是“无限上纲”的做法。还有一点是某些个别人审查时，搞得人不敢承认错误，承认了反倒追查得更厉害。
　　意见虽然不断地提到胡耀邦的办公桌上，但审干作为党中央直接发动的运动并未停止，二局的审干工作还须继续进行下去。1943年5月1日和5月6日，胡耀邦和彭富九分别去枣园向康生作了两次汇报。康生根据其他单位的所谓“先进经验”和二局的具体情况，亲自为二局制定了两条新的原则：
　　第一，整风审干单位虽不能打人骂人，但在一定情况下完全可以逮捕人(需要说明的是康生的“新原则”已经违犯了中央的一贯指示精神和一个正常国家的法律法规。因为在一个正常国家内，逮捕人只有司法机关才拥有这项权力，行政机关根本无权这样胡作非为)。
　　第二，审干单位在证据充份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向嫌疑份子进行逼供的(这里也需说明：所谓证据是否充份，是由审干单位的领导小组决定的，或者说是由领导个人决定的，根本无法取得法律的保证)。
　　康生在下达了上述指示之後，要求军委二局开始新的“战役”，继续扩大战果，并派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亲自前来“督战”。1943年5月7日，彭富九相偕李克农回到军委二局，李克农马上听取了胡耀邦等主要领导的汇报，并一起进行了分析，认为：军委二局干部的平均年龄很低，只有23岁半(胡耀邦也只有28岁)，思想尚未定型，容易加以影响和改造，更由於目前挖掘出来的特务份子都是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误入歧途的，所以只要肯施以援手，给予心理支持，并保证前途无碍，则他们一定会改过迁善的。胡耀邦对此看法完全赞同。等汇报分析结束後，当即便召开了局委会扩大会议，由彭富九传达上级指示，要求开始新一轮的反省运动。
　　在新一轮反省开始之际，胡耀邦对他手下的骨干干部和积极份子曾多次讲道：劝说嫌疑份子坦白，绝不能死搬硬套别人的方法和过去已有的方法，而要针对每一个嫌疑份子的具体情况，因人而异地巧妙使用“善劝、亲劝、你劝、我劝、口劝、笔劝、硬劝、软劝”等方法，比如曲玉武的劝说方法就值得推广。曲玉武年龄很小，只有17岁，严格说来，还尚未成年，运动中一直不为人们注意。其舅父王晰敏遭人检举，无论谁去劝说，他都拒绝坦白。後来有人想起曲玉武，让她去劝说。曲玉武年龄虽小，却颇有能耐，先是软劝，後是硬劝，再利用亲情之情相劝，软硬兼施，王晰敏终於坦白了。此後又有十几人作了新的坦白。
　　在新一轮坦白运动中，二局更充份体现了贯彻政策的策略性和灵活性，各部门领导都能注意并研究运动每一个细微的变化，然后针对问题的具体症结，提出具体的斗争口号和策略，并在斗争时，软中有硬，硬中有软，随时变化。有时下紧上宽，下面由积极份子追问，上面则由领导人耐心劝说；当然，下宽上紧的时候也有。但胡耀邦绝没有效仿施行康生对待张克勤等人的下宽上紧方法，严格遵从中央指示，力图达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据说，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作了《抢救失足者》报告後，延安各机关单位再一次掀起空前绝后的大抢救运动之时，胡耀邦却出人意料地顶著干起来了。而且另据传说，为了抗议抢救运动，胡耀邦乾脆拒绝和自己的上司康生来往。
　　一个刚刚年满28岁的青年干部，在一场全社会性的铺天盖地的政治错误中，处乱不变，镇定自若，准确把握中央精神，工作有方，措施得体，足可见胡耀邦的胆略气魄、远见卓识和出色的工作能力。
　　也许，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军委二局的审干和抢救运动中，能够处乱不变，始终保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与其夫人李昭也被怀疑与审查有着一定的关系。萧石所著的《一个不平凡的女性——记胡耀邦夫人李昭》是这样描述这段经历的：
　　在1942年整风後期的所谓抢救运动中，李昭也是被怀疑被审查的对象。在某些人看来，李昭这位大户人家的小姐，教会学校的学生，放弃优越的生活来吃苦一定是有所图谋。关於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李昭尽自己所知的一切，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详细地检查交待过了，但都没有通过，怀有身孕的李昭因此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身属军委整风领导小组成员的胡耀邦还兼着党中央社会部的处长，他反对无端的怀疑，但他没有找任何人为李昭说情，也没有利用权力去为妻子开脱。他只有对李昭更加关爱。夜深人静时，他安慰李昭说：你若不是思想进步，能16岁就参加抗日救亡，参加革命?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就是最大的革命行动。我了解你，相信你，你要经得住各种环境的考验。革命嘛，也有不被人理解的时候……接着他给李昭讲起30年代他在江西中央苏区被怀疑为AB团，差一点被杀掉的亲身经历。李昭听了这发自亲人的心声和安慰，十分感动。她说：耀邦，不只是我，我认为来延安的青年人都是为了抗日救亡，为了革命，都不是坏人。胡耀邦说：对。坏人只是极少数。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要挺得住，是则是，非则非，切莫讲违心的话。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同志。我永远支持你，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这一番肺腑之言，句句像金子一样闪光，像神箭一样射到了李昭的心坎上，给了她无穷的力量和勇气。她终於挺过来了，後来组织上给她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这一段脱胎换骨的“抢救”洗礼，使李昭经受住了心灵的考验，为她一生坚持实事求是、关心同志平易近人的作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变得更坚强了。
　　因为胡耀邦对抢救运动持否定态度，又反对“逼、供、信”，被扣上了“糊涂主义”的帽子。在他百思不解、十分苦闷的时候，突然接到毛泽东交给他的一项特殊任务：调查抢救运动的真实情况。胡耀邦克服困难，深入地调查了四个“失足者”。他经过调查取证，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直接向毛泽东证明抢救运动中挖出的这四名“失足者”所交待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反革命历史都是无中生有，都是被逼出来的假话和捏造。他的工作为毛泽东下决心停止搞抢救运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李昭感谢胡耀邦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持她、鼓励她，她更钦佩胡耀邦的人品和气魄，敢於实事求是地为那些被“抢救”的人鸣不平，讲真话，冼清了他们身上的污泥浊水。③
　　① 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版。以下引用《指示》原文均出此。
　　② 参阅陈永发：《延安的阴影》。
　　③ http://hrbsl.cn 2007-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