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底或8月初的一天，杨家岭中央礼堂内外，人声喧哗，熙熙攘攘。中央系统的“抢救失足者”“十天大会”正开得热火朝天。台上一角，站著几个年轻人，有的在擦汗，有的神经质地不断摸著自己的衣角，他们个个脸色发白、神色呆滞。台下不断地有人冲著他们愤怒地高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实交待，才有出路!”
　　由甘徵文、韩少功执笔的《任弼时》一书曾对中央系统在杨家岭召开的“抢救失足者”大会作过一个详细的描述：
　　路过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被礼堂内外的喧闹声吸引住了，他走进礼堂，习惯地推了推眼镜，静静地站在人群中观察著全场。
　　好大一会儿，他又不声不响地穿过人群，来到台後找到一个审干负责人问：
　　“这些人有些什么问题?”
　　“特务嫌疑。”
　　“像这样的人有多少?”任弼时指了指台上那群垂头丧气的年轻人。
　　“有相当一部份，各单位都搞出不少。”
　　“把他们的材料拿给我看看好吗?”
　　“当然可以。”
　　此人拿来一大叠材料。任弼时接过去认真地翻阅起来。翻著翻著他的眉头皱了起来，表情越来越严肃。翻完後，他望了一眼围站在他身旁的几个审干负责干部说：我看这样搞是有问题的，是不利於团结大多数的，有些坏人被揪出来了，这很好，但有些从白区来的青年社会关系复杂一点，怎么能说人家是特务呢……
　　正在这时，从一旁走来一个人，瘦高个儿，蓄著一道小胡子，戴一幅金丝边眼镜，长脸上露出一丝高深莫测的微笑。他就是康生。他摆出大会主持者的神态和任弼时打了声招呼。
　　任弼时对康生点了点头，然後认真地指出：开这样的大会，是不是有利於团结大多数?把白区来的青年百分之七八十都看成“失足者”是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这些话刺痛了康生，他不满地辩解道：严格审查是必要的，苏联党在这方面是有经验教训的……
　　提起苏联的经验，任弼时就不由得心头冒火。1920年，任弼时去苏联留学时，康生还在山东诸城当他的风流公子呢!1939年，任弼时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时，在莫斯科与周恩来等人一起解决过在苏共肃反时王明和康生搞“左”倾扩大化所造成的许多遗留问题。
　　“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我们党在这方面更是有经验教训的。这种搞法是不对的!”任弼时没好气地打断了康生的话。
　　康生当时尽管已红得发紫，但在任弼时前面绝不敢放肆，他推了推眼镜，双手插进裤口袋里，一声不吭地沉下了脸。
　　任弼时也没再说什麽，只是问清了一些停职受审干部的住地，便抽身走出了弥漫着火药味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任弼时乘车来到停职受审干部的住地，只见一大群人正在埋头摇著纺车，没有歌声没有笑语，只有纺车那单调的“嗡嗡”声，气氛显得沉闷而压抑。任弼时一看，柯庆施也在这里，正苦著脸低头摇著纺车，於是就向他走去，柯庆施也看见了任弼时，连忙尴尬地站起身，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纱还纺得不错呵!”任弼时上前摸著纺车，朝柯庆施笑著说。
　　没有人说话，回答任弼时的仍是一片“嗡嗡”的纺车声。
　　任弼时点了一支菸，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後用安慰的口气对大家说：“问题总会搞清楚的。反正定案是要凭证据，是坏人跑不了，是好人冤不了。”
　　说完後，任弼时心情沉重地又上了汽车。
　　汽车飞也似的向西北方向驶去，树木、房屋、延河飞快地向后退去……
　　“嘎”地一声，汽车驶进枣园，停住了。
　　任弼时走下车拍了拍灰尘，向哨兵招了一下手，然後直奔岭上毛泽东住的窑洞。
　　毛泽东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听完任弼时的汇报後，站起身深思了一会儿，然後指示：要研究一下，开个会。①
　　其实，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听到了其他人对抢救运动的反映。
　　据王首道回忆：“当时我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知道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的一些年轻同志也被怀疑，受到审查；领导抢救运动的主要负责人还规定办公厅有多少‘特务’、‘反革命’的比例数字。我从自己过去亲身的经历和对办公厅干部队伍的分析。认为他们这样搞法有问题，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明确指出：不可能有那样多的特务。”②
　　关於斗争柯庆施的事，杨尚昆也有一个较详尽的回忆：
　　审干工作的进行最初是正常的，由各单位负责，重点在党校。但很快就发展到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把怀疑对象关起来交代问题，轮番逼供。有一次，在杨家岭礼堂开大会，“斗争”以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要他交代同特务的关系。会前，李富春、邓发和我去问康生：究竟有什麽证据。我们还提出：这个会不能开，不然开了会闹不出东西来不好。康生架子十足，躺在床上，听都不听，说常委决定了，你们不要动摇。会上，和柯庆施一起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人起来揭他。揭了些什么呢?我记得的有：“你戴了黑眼镜，大摇大摆地在东安市场走，说明你政治上有依靠!”“你还背著照相机，你是地下党员，凭什麽敢这样招摇?”柯庆施什么也不承认，说你们这些人说的都是假的，根本没有这个事情。大家就喊口号，打态度，轰了一个下午，从下午3点钟一直开到7点钟，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那时，康生开了二三十人的名单，记得里面有邓洁，一旦柯庆施突破了，那二三十人都要抓，连关押人的窑洞也准备好了。散会後，我回家经过毛主席住的窑洞，他问我：你们开什么会呀?又叫又闹，开得这样热闹。我说：斗柯庆施嘛!他说：你进来坐下讲讲，怎么个情况?我把情况向他说了，还讲我们3个人向康生报告过，认为没有把握。毛主席听後说：这个会不要再开了，我会给康生打招呼。这件事还是发生在抢救运动之前，後来在抢救运动中，又变本加厉地追逼，柯庆施的夫人被逼得投了井。③
　　根据以上情况看，毛泽东听了王首道和杨尚昆的反映汇报後，虽然引起了注意，但并没有立即强行制止康生的行为，直到听了任弼时的反映，毛泽东觉得问题确实越来越严重了。於是，召集会议的电话很快便打出去了。
　　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负责整风学习的其他领导人以及康生，应召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要大家谈谈情况。任弼时和陈云分别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审干工作有成绩，但也有偏向。“十天大会”看来是不对的……毛泽东说：“是啊，原来没有警惕性，现在又是‘特务如麻’。”
　　大家批评了康生。
　　毛泽东也批评议：康生在审干工作中的行为超出了自己的权限，使得本来“清清楚楚、公公正正”的整风运动计划和统一思想认识的精神受到了不应该发出的扭曲，而另外采用了“错误的、有害的、甚至是相当武断的”方法。
　　早在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就曾写信给康生，明确指示过“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④但康生一意孤行，推波助澜，掀起了比此前更为“壮阔”的“抢救失足者”运动。
　　这次大家一致批评了康生後，毛泽东亲自来到杨家岭给中央直属机关作了报告，并亲自为中央起草了《关於审查干部的决定》。⑤
　　《决定》根据半年来延安各机关单位审查干部的具体情况分析说：
　　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在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属国与占领地，欺骗与强迫千百万青年加入法西斯组织，并为其服务。中国买办封建的法西斯化的国民党，虽有抵抗外国法西斯侵略的作用，但从1927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设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份变为职业特务，从事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则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亦是很多的，故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方针。
　　看来，康生已经把延安这一潭清水揽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也不得不承认“特务数量很多”的事实。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并不同意康生欲把审干转为肃反的指导思想倾向，更不赞成康生采用“逼、供、信”方法将问题扩大化，进而使大部份人蒙上不白之冤，遭受心理上的沉重压力。《决定》接著指出：
　　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份子及可疑份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离开了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及其各级联系群众的强有力的干部，就无法最妥善地最彻底地解决这个重要问题。
　　为了进一步明确这次审干与以往的肃反不同之处，《决定》还特别将两种运动对照起来，从问题的本质上作了深刻鲜明的阐述：
　　上述首长负责制的整个方针，是和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的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的。这个错误方针，简单地说来，就是逼供信三字。审讯人对特务份子及可疑份子采取肉刑、变相肉刑及其他威逼办法；然後被审人随意乱供，诬陷好人；然後审讯人及负责人不加思索相信这种绝对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这是完全主观主义的方针与方法。抗战时期，山东湖西地方的错误肃反事件，也是重复这种方针与方法的结果。这种错误思想的余毒，在许多干部中，特别是在保卫工作干部中，至今还是严重地保存著；只有采取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才有充份可能肃清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而使这次审查干部乃至审查一切人员，达到最妥善最彻底之目的。
　　明确了宗旨与整个方针以後，《决定》进一步对如何贯彻落实“九条方针”的操作方法阐述说：
　　首长负责，就是将大多数有问题的人在各机关学校部队，信任与责成当地各级行政首长负责审查。延安是分普通、反省、保卫三种机关进行这个工作的。对於有问题的人，责成普通机关即各党政军民机关自己处理的约占百分之八十；送反省机关，例如西北公学、行政学院处约占百分之十；送保卫机关，例如社会部、保安处、军法处处理(即逮捕审讯)的约占百分之十。三者在整个审查过程中又互相交流，某些人由普通机关送入反省保卫机关，某些人在反省与审查清楚并表示改悔之後，又由反省及保卫机关送回普通机关。凡在普通机关及反省机关的特务份子及嫌疑份子，大多数均照常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及学习岗位上，仅为保障机密，防止破坏及自杀，才将某些人移动工作，或加以监视。各机关学校均严密地组织自己的自卫军，在一定时期内实行戒严，除可靠人员携带通行证得互相出入外，一切有问题的人都暂时禁止个人外出自由，只许随大众集体行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康生搞的那一整套表面上还像符合上述“首长负责”的原则的，因为各单位都严格地按百分之八十、百分之十、百分之十等比例对特务份子和嫌疑份子作了处理。但康生用“车轮战”、“滚雪球”等各种逼供方法搞出的问题人物的数字毫无疑问是有大量水份的。而送文保卫机关和反省机关的人则是严格按比例选出的。这样很多因为毫无问题而被“滚”出来的“特务”又因死不承认罪行就自然被送进了反省机关和保卫机关，受到康生手下的那些人的特别“看管”。如前面说的自然科学院到审干後期，连看大门的和伙夫也被打成了特务，1941年皖南事变後从大後方重庆转来一批革命前辈的子弟大部份也被打成了特务，那他自称是刘湘派来的少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送进保卫机关的。这足可见出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与康生的做法之间的距离。
　　《决定》对“九条方针”的第二条阐述说：
　　自己动手，就是从当地最高负责同志至各伙食单位的首长均需亲身参加审查干部的大会、小会、劝说、询问及研究，以便收集经验，指导运动。空口指挥，望著不动的官僚主义态度，是错误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般单位的最高领导在中央的号召下都亲自参加了审查干部的大会、小会、劝说、询问等工作，但置身於那样一场铺天盖地的洪流中，他们却很难做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比如当时负责行政学院审干工作的王子宜就因该校教育科长袁家柯崇拜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成员成全夫妇，而不加任何分析研究，便先入为主地断定袁家柯就是敌人特务。後来的事实证明，连成全夫妇也不是特务反革命，而以袁家柯因崇拜他们夫妇为其特务证据的成见自然就成了荒谬的了。像这种例子在我们前面的叙述中简直俯首拾来，遍地皆是。此亦可见运动的偏差之处。
　　《决定》对“九条方针”的第三条阐述说：
　　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就是从每一伙食单位的全体人员中，以最可靠的一个行政首长为中心，围绕他组织几个小核心，再围绕著小核心组织十几人乃至几十人的中核心、大核心，围绕著这些核心乃是广大的群众。大多数有问题的人，均须经过核心组的谈话与群众的质问、劝说、斗争及开展热烈的坦白运动。各级核心即是各级学习委员会及支部委员会与小组长，这些人须是完全可靠的，而且是从整风及审查干部过程中逐渐地形成起来的。
　　这条可以说是“九条方针”中较重要的一条，目的是以领导为核心，通过审干，使群众层层扩展，紧紧围绕在最可靠的领导周围，这样群众也就可靠了。但鲁艺华君武的经历却说明在人们已经抓特务抓红了眼的情况下，群众是不可靠的，连同领导骨干也很难以保持可靠。
　　华君武，著名漫画家，1915年生於浙江杭州。他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我在苏杭却没有享受过天堂的乐事，直到20岁时听了延安的情况後，竟使我激动不已!抗日战争爆发後，我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成都、宝鸡、西安、甸邑等地，一个人孤独而充满信心地走了三个月，最後来到延安。先在鲁艺学习，後当教员。整风运动中，我是鲁艺美术部党支部成员、学委会委员，抢救运动中自然的积极份子。1943年12月延安各单位审干已基本结束，即将进入甄别阶段，鲁艺以审干运动中的积极份子为主要力量组成42人的文工团，开赴绥德专区。来到绥德正值绥德反奸反特运动如浪潮涌，在地委领导习仲勋等人参加的一次大会上，我们文工团内部的一个人走上主席台当众指控我为国民党中统特务，同伙者还有黄钢、葛林、梅行。因为我们几人在鲁艺时办过‘同人墙报’，我画漫画，他们写点小评论之类的文章，都凭兴趣出发，没有任何纲领。我被揭发後，很快撤销了我的支委职务，黄钢则更严重，被搞到延安枣园社会部关起来了。我当即争辩，却毫无用处。於是文工团开展重要活动便把我排除在圈外，不让我参加。直等到四个月後回到鲁艺，我向周扬反映了情况，周扬说：这是误会。於是又恢复了我的职务，让我和蔡若虹去搞其他被误会的特务们的甄别平反工作。”华君武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在甄别工作中，将自己过去搞成特务的人，再甄别过来，这等於自己将自己过去的行为否定了。对我这个搞漫画的人来说，在我自己身上本身就构成了两幅漫画：一者，我把别人搞成特务，又为别人去甄别，这是一幅绝好的漫画题材；二者，我把别人搞成了特务，别人又把我搞成了特务，这又可构成一幅漫画。”⑥华君武在延安审干运动中的漫画式经历说明仅凭口供进行审干，企图达到“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并进一步形成以行政首长为核心的具有较强凝聚力的整体，是谈何容易啊!
　　《决定》对“九条方针”的第四条阐述说：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就是各级领导人员，除在当时当地一般地提出审查任务并推动大家去做之外，还必须选择个别单位，集中力量，给予突破，才能取得经验，选出范例，推动其余。然後再对所有各单位一个一个给以具体的总结与指示，经常不断，耐烦耐劳，审查工作才能彻底收效，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这一点主要要求各级审干领导人要重点突破，创造经验，推动其余。其实，延安整个审干运动就是由康生创造的“张克勤红旗党案”的经验推广开来的。而此案的破获则纯属逼供信的结果。据说康生亲自指定李逸民、吴德、汪东兴等人负责审讯张克勤，“车轮战”三天三夜过去以後，张克勤在身心极度疲劳无法再支撑下去的情况下，按审讯人的启发和提示彻底招认了自己及甘肃地下党的“特务”罪行。此案曝光後，张克勤四处示范，现身说法，而他走到哪里，同时就把西北公学及社会部创造的经验推广到哪里，哪里也就会如法炮制出同样值得示范的典型经验。这应该说又是一种滚雪球的方式。由此可见，在康生把持下，延安审干运动创造的先进经验“典型”到了什么程度。
　　《决定》对“九条方针”的第五条阐述说：
　　调查研究，就是调查与研究每一个人的历史，找出其矛盾，发现其问题。每一个单位，须由领导核心根据所有人员平日的言行，经过慎重考虑，拟定两种名单，一种是估计无问题的，一种是估计有问题的，经过上级在慎重考虑後的批准，然校对於有问题的一个一个地予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禁止主观主义的逼供信方法。
　　在延安审干运动中，“逼供信”之猖獗是有目共睹，人人皆知的事。而恰恰相反的是中央一贯提倡的调查研究之风却不能抬头。博古和哲学家艾思奇主持《解放日报》社的审干工作，因黎辛的问题艾思奇受到了批评与诘难。黎辛回忆说：“中宣部陆定一部长给我们亲自讲话说：特务问题是一个普遍问题，我们不只要审查个别人、部份人，我们要抢救整整一代人。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解放日报》社的审干运动最初就抓起不少人：如李锐、黄操良、杨永直等。逼供信现象同时出现，有些女同志被逼无奈，痛哭流涕地控诉起国民党特务的罪行来，她们说：国民党强奸了她们的灵魂和肉体，在国统区时政府不仅强迫她们干了不利於团结、不利於抗日的事，而且还强迫她们和特务睡觉。但後来，由於博古和艾思奇处理问题比较稳当，使《解放日报》社的抢救运动没有发生更大的意外事故。然而在处理我的问题时却又出人意料了。我来延安之前在河南开封上学，并参加了共产党，以编杂志的名义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审干期间，鲁艺有人指控我是特务，并说我是他们从事‘特务’活动的领导。原因是他们的领导去国统区工作後，他们的“特务”活动不能断綫，就找到我为替身。为什么偏偏找到我呢?因为我和去国统区工作的那个人是朋友。但艾思奇在处理我的问题时，通过调查研究，从三方面证明我不是特务。其一，指控我的人曾有五年的日记记载有我们一块活动的经过，证明我们都是好的，其所以要指控我是被逼所致，後来他当面见到我泪流满面地说对不起我，我想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於是原谅了他；共二，艾思奇曾和范文澜一块在马列学院工作，都是学者，相处甚好，而范文澜来延安前也在河南开封大学教书，并经常在我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向艾思奇证明我是清白的，在河南开封编杂志是为共产党做工作；其三，鲁艺的人指控我为特务，主要是说我上开封高中参加了复兴社，後来开封高中复兴社的真正头头也来了延安，他也证明我并未参加复兴社。艾思奇因为调查到这三条证据，取消了对我的抢救，我因之而幸免当一回特务，但艾思奇却因之而挨了整，这使我当时对审干运动产生了百思不得其解之感，後来则想起此事，常有对艾思奇不进感激之情。”⑦
　　《决定》对“九条方针”的第六条阐述说：
　　分清是非轻重，就是用调查研究方法，第一分清是不是两条心的特务，或叛徒，或隐瞒自己参加过其他党派的人们，决不可把半条心的人(共产党员，但有非无产思想及犯错误者)与两条心的人混为一谈；第二分清其犯罪的轻重，或者是情节很轻的普通份子(占少数)，或者是情节较重的中等份子，或者是情节很重的头等份子(後二者占少数)。不可以为凡被提出的一定都是特务，或都是重要特务。每一个被提出的人，虽被提出或被逮捕，但他究竟是不是特务及是轻是重，全靠我们用调查研究方法，搜集材料，加以分析，才能清楚，这就是分清是非分清轻重的任务。如果是被冤枉了的或被弄错了的，必须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宣布最後结论，恢复其名誉。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动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领导者必须精密主意，适时纠正。
　　这一条方针中的分析是准确的，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後，难免有偏差出现。分析後提出要适时纠正，也是很得人心的。但这样决策後，很容易误导出另一种偏差，即中央既已安排了此後纠正偏差的机会，那么一些单位的领导就会在运动中放开手脚大肆去抓问题人物，盲目性在所难免，假公济私、公报私仇者也不乏人在。当机关中的审干运动推演为农村中的反特运动以後，假公济私、公报私仇就成了普通现象。
　　《决定》对“九条方针”的第七条阐述说：
　　争取失足者，就是对於一切大小特务、叛徒、或被日本被国民党一时利用的普通份子(占多数)，原则上一律采取争取政策，即宽大政策。延安查出两千多人(其中一部份人被弄错了或被冤枉了，准备在最後清查时给予平反)，至今未杀一人。其罪大恶极、反复无常、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自应处以极刑，但这种人是极少数的。前方及边境地区环境特殊，或对某些个别份子有早日镇压的必要，但总方针应是毫不动摇地、千方百计地、耐心地、热情地争取他们。在大会小会及个别谈话中，向他们说明，世界法西斯末日已到，国民党腐败黑暗，绝无前途，共产党则光明正大，前途无限，从思想上瓦解他们。延安经验证明，绝大多数这类份子是能够被我们争取转变为一条心的，许多人变得很好。整风的任务就是将半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审查干部的任务就是将两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日本及国民党很久以来就采取争取与软化共产党员为其服务的反革命方针，很少杀人。我党必须采取争取大部至全部特务份子为我们服务的方针，否则我们就是失败的。不要有怕特务跑掉的恐惧心理。当然不是故意放纵，让其跑掉，但是不可因怕跑掉而主张多杀。在某种情形下，宁可让他们跑掉，亦不可多杀人，跑掉是比杀掉为有利的。只有少捉不杀，或少捉少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留得人在，虽有冤枉，可以平反(确实冤枉的必须平反，绝无犹疑余地)。多捉多杀，则一定会犯不可挽救的错误。
　　这一条是“九条方针”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正因为它才使得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没有发展到中共以往在“肃反”运动中所出现的滥杀无辜的血腥场面(尤其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中共时期)，为中共保留下大批的精英，也没有使运动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局面，它也说明中共毕竟已经开始走向成熟了。在“九条方针”发布之前的审干运动中，对待“争取失足者”问题，同样存在著偏向。第一，有些人本来未失足，但领导者为了适应政治潮流，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就把未失足的人硬性划成失足者，进行抢救。审干运动中凡被冤枉的人都是这种情形。第二，对那些当时看来是真正失足的人，或者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如王实味(後来的事实证明王实味也是好人)等人，後来主要就是怕他们在战乱中跑掉而枪杀了。其实王实味的问题实质是党内思想斗争问题，是上不了纲，上不了线的。
　　《决定》对“九条方针”最後两条阐述说：
　　培养干部，就是从一切参加审查及被审查的人员中，培养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人学会调查、研究、侦察、讯问、审查等一全套的理论与技术。例如延安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应该培养出四千至八千人善於这一套。从1943年4月起至8月止，延安头一期参加审查工作的一万干部及数千杂务人员中，已经培养出两千多个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保卫工作神秘化的观点，才使特务不容易再侵入，才为将来准备了大批的锄奸干部，肃清、争取并改造许多的特务破坏份子。在培养干部的任务中，应该包括党员与特务两部份人在内，就是说，不仅要注意培养共产党员(这当然是主要的)，而且要着重注意，将反革命特务份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愈是大特务转变过来就愈有用处。这个政策，日本和国民党也是很早就采取了，用以对付共产党，并且收到了成效。延安几个月来已经争取一大批特务份子很好地转变过来为我党服务，便利了我们的清查工作。
　　教育群众，就是在此次审查干部以及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中，一定要发动广大群众与核心骨干一起进行。这样不但培养了干部，而且使群众有了充份的经验，积极性发扬了，眼睛打开了，觉悟性提高了，党才真正巩固了。如果没有群众的发动、参加、受锻炼与提高觉悟，党的真正巩固是不可能的。脱离群众，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审查干部，也一定是连不到目的的。我党过去在审查干部问题上所犯极端恶劣的形式主义错误，其根本原因就是在组织问题上的“左”倾观点与审查干部时的脱离群众。为了培养干部和教育群众，一般地上级不可代替下级，此地不可代替彼地。例如中央局和区党委，如果代替下级审查一切有问题的人，一则全部代替是不可能的，二则即使可能(例如代替下级审查大部份干部)，也会使地委、县委、区委及区乡村支部袖手旁观，毫无审查干部、审查党员、审查其他坏人、肃清反动份子的经验，并使有问题的人脱离当地群众，脱离工作岗位，而不易审查清楚，从沦陷区调人来根据地审查是必要的，在根据地内抽调一部份人集中审查(例如进党校、抗大或开整风班)也是必要的；但一般地代替下级，代替他处，则是错误的。为了防止下级发生偏向，上级事前应作充份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并派人下去帮助，调人上来研究，密切注意，毫不放松，就可以解决偏向的问题。
　　培养干部和教育群众，实际上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一个组成部份。应该说审干运动对培养干部和教育群众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但也同时出现了一些偏差。如在此的审干运动中，好多领导干部都因政治狂热而发生过火行为，领导如此，一般群众就更不例外了。本来运动一开始，群众还是沉默的多，很快就因为领导倡道要在运动中培养积极份子，并从政治觉悟的高度衡量每一个群众的行为，於是群众中一部份要争当积极份子，一部份又怕自己表现不积极而被错认为有问题，便踊跃打破沉默，一齐向左靠拢。这样，原来的积极份子因为外围墙增加了新的热力，自己的热度更加高涨，注意力集中在人际关系和每个人日常生活行为的细微处，甚至通过察言观色而获取的异常感觉，都一概视之为嫌疑迹象，不问青红皂白，便横加“抢救”起来。在这个过程中，群众性的“逼供信”也便油然而生，当怀疑尺度越来越宽、“逼供信”愈演愈烈之际，也就是运动进入恶性循环的不正常轨道之时。
　　通过上述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从1943年4月开始的审干运动，在康生的操持下，将近半年的时间，已经严重偏离了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早在1940年，中共中央就曾专门发布过关於审查干部的指示，指示精神与“九条方针”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而到1943年有领导、有组织的审干运动进展到关键时刻，中央又重新发布审干指示，并细致阐述“九条方针”，其目的正在於把已经严重偏离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的审干运动引向正确的轨道上来，并对带有“逼供信”式的抢救运动明显地表示了严令制止的态度。
　　8月15日，《关於审查干部的决定》在延安公布，轰轰烈烈的抢救运动开始降温，延安各机关学校大轰大嗡的“抢救失足者”活动大大收敛。但是，8月15日的《决定》远不足审干运动的休止令，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又成为审干运动由机关学校向工农商学兵及社会各界漫延铺排的动员令。康生又一次成功地利用了这一《决定》。
　　在拉大旗作虎皮方面，康生是有著特殊天才的。这次枣园会议等於否定了他掀起的抢救运动，这使他有些懊丧，但他很快找到了变被动为主动的机会。
　　9月份，绥德分区召开了一次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大会。这次大会开了10天，参加大会的人数有2600人左右，在大会上，群众中自动坦白者280余人，被互相揭发出来的有190余人。
　　看到这个材料，康生欣喜若狂。这可是从群众中来的活生生的典型，加之，他又认真地研究了《关於审查干部的决定》，《决定》虽然强调禁止逼、供、信，禁止大杀大捉，但同时又提出“准备审查一切人员”、“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等方针。康生以阴谋家锐利的眼光，从中央的政策和群众的实践中找到了反扑的依据。
　　10月8日，康生立即签发了大力推广绥德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群众大会的经验。
　　10月10日，康生以中央社会部的名义，再次公开肯定了绥德控诉大会的方针、方法，并要求向全党推广。
　　康生成功地玩弄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党中央对审干工作的指示精神，制造出了这样一种气氛：特务几乎钻进了延安和边区的一切部门和一切地区，防奸反特工作今後主要的已经不是靠保卫机关来做，而是靠各机关自己负责。靠群众自己起来负责了。
　　於是风云再起，全边区群众性的反特防奸运动势如狂涛般地漫延开来。
　　现实似乎无可辩驳地已经证明或正在证明著康生的“正确”。
　　延属分区、关中分区、陇东分区、绥德分区……从城镇到农村，到处都在抓特务，“特务”的败量直线上升，社会成份完全突破了干部、学生的界线。在工人、农民、商人、小手艺人中都搞出了大批的“特务”。仅延安市的市民中，自动坦白自己是“特务”的就达六七百之多。
　　据一本描述原全国政协副席马文瑞生平事迹的传记文学《群山》中记载：
　　陇东地区“审干反奸”初期，倒是在地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按照中央有关指示精神真正把矛头对准国民党特务，马文瑞(当时陇东地区特委书记)亲自指导地区保安处(处长为赵苍壁)下功夫侦破一起全陕甘宁边区最大的国民党派遣特务案，把一批潜入解放区准备进行特务活动的国民党特务挖出来押送延安。但此项工作很快被康生搞偏了方面，他强调“审干反奸”要深入“内部”。
　　这里的所谓深入“内部”，实际上就是要在党政机关内挖掘特务，这样一来——
　　一些参加革命多年、出生入死的老同志，也被定成有政治问题，许多人想不通。有一次马文瑞在延安开会碰到欧阳青，欧阳青气愤地说：“陕西党被打成‘红旗党’，革命了半辈子，倒搞成反革命了!”马文瑞不好发表意见，听了没有说什么。他知道西北局的情况也不妙，除了高岗之外，多数负责同志都被认为有问题。就在这时……贾拓夫找马文瑞谈话，末了贾拓夫说：“这样搞下去很危险。”马文瑞见他心情那么沉重，便安慰说：“我看不用过於着急，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其实他心里也很焦虑，把外面来延安的青年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打成反革命、特务、奸细或有别的问题的人，这显然成问题。如果真正从外面来的人大都有问题，岂不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力量很强大吗?人家由国统区冒著生命危险，冲破重重封锁来到解放区，本来是寻找光明的，是弃暗投明之举，你却硬说人家是奸细，是反革命，这不是颠倒黑白吗?好在马文瑞的这些想法当时没有公开讲出来，否则也是难以逃脱被“抢救”的厄运的。⑧
　　马文瑞虽然逃脱了被“抢救”的厄运，但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孙铭却没有逃脱被“抢救”的厄运。
　　孙铭，西安人，父亲原为冯玉祥部的军官，也当过地方税务局长，後经商，是西安城里惟一的一家西服店的店主，娶了几房姨太太，家庭内部关系复杂。孙铭的母亲虽是原配，但生下孙铭不久，就被迫吞金身亡。也许是这样一个家庭太憋闷，反倒激发了孙铭天性中的活泼与反抗情愫。上中学後，她就参加了“民先”组织，经常上街演说、下乡演戏，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期间曾被国民党特务抓起来训过话，但孙铭不改反叛与追求进步的情愫，在西安无法存身，便私自来延安投奔革命，那时她才16岁。1937年在延安抗大学习时与马文瑞相识，同年底两人结婚，成为革命伴侣。1942年底到1943年初，整风运动转为审干反奸运动不久，抢救运动便很快在陇东地区展开了。因为陇东地区是紧靠国民党大本营西安、兰州的地方，自然就成了反奸、抢救运动的重点地区。据《群山》记述：
　　孙铭因为是第一批由国统区到延安的学生，自然也在“抢救”之列。她连续几天几夜被关在一间屋子里“自查”、“谈话”，不许回家，不许休息，几乎被逼出精神病来。马文瑞只能保持沉默。突然，延安发来电报，说统战部长孙作宾(指陇东地区统战部)是甘肃“红旗党”头子，命令立即派人押送延安。马文瑞没有照办，他想用不予理睬的办法抵制。不料，只过了几天，就又连收三封电报，急令送人。地委经过讨论，无奈只好照办。孙作宾的爱人正在怀孕，电令一并送来延安。马文瑞回电说明情况，并对即将分娩的孕妇安排照顾周详。等孩子出生后，才派人将她送住延安。她至今感激不尽。最令马文瑞痛心的是，同他一道创办陇东中学的陆为公被打成“特务奸细”，押解延安後，被活活整死了。⑨
　　① 甘徵文、韩少功：《任弼时》，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版(说明：为了叙述方便，笔者在转录时将1979年还不便公开指名的康生用了真名，并在中间加了任弼时在苏联工作的一段话)。
　　② 《回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对干部的培养和关怀》，《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6日。
　　③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转引自《书摘》2001年12期。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⑤ 《中共中央关於审查干部的决定》，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版。以下《决定》引文均出此。
　　⑥ 1991年11月21日采访华君武记录。
　　⑦ 1998年8月于延安采访黎辛记录。
　　⑧ 忽培元：《群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9月版。
　　⑨ 忽培元：《群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