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一年多的审干和抢救运动中，除了少数几个康生的积极追随者外，中共党内大多数中高级干部都对审干和抢救运动表示怀疑，对其中的过火行为表示不满。但是当时“特务如麻”的肃杀气氛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红色恐怖”，加上此时党内的思想和路线斗争仍处於十分复杂的状态，所以，这些怀疑和不满者处在分散状态，没有人敢於在重要会议上将问题正式提出。更有甚者，一些重要干部，包括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们，都已中断来往，大家只有在公众场合才能见面，互相交谈都极为谨慎、小心。
　　陈云此时是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作为干部审查和管理的最高机关中组部部长，陈云理所当然地应该参与领导审干、抢救运动。但1943年3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却决定陈云、王稼祥离职休假三个月，毛泽东亲自指示，将陈云由杨家岭中央组织部迁到毛泽东的住地枣园居住，这一住不是三个月而是整整一年。从1943年3月陈云住进枣园到1944年3月离开枣园调住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恰恰是审干，反奸、抢救从开场到落幕的一年。这一年间，虽然规定中组部的工作由王鹤寿每月向陈云汇报两次，但实际上此时中组部部长一职已由彭真代理，陈云只是挂名的部长，事实上陈云已经是“靠边站”了。
　　让陈云“休养”的确有疾病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毛泽东、康生对陈云领导下的中组部很不满意，康生曾指责中组部“坏人那么多，你们组织部都是怎么搞的呀?”并认为中组部“在审查问题上右了，太宽了，使得特务钻到了我们党内”①。另外，陈云对抢救运动的态度碓实是比较消极的。椐陈云当时的秘书回忆，当时陈云“根本就不同意搞这场抢救运动，他认为是夸大敌情。他也不相信所谓‘红旗党’的说法，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陈云更认为对许多青年知识份子和老干部实行‘抢救’违背了中央关於如何整风的规定”。②正因为陈云的这种态度，加之中组部又是干部管理与审查的最高机关，因此，在这个时期让陈云离职“休养”也就自然而然了。後来中组部秘书长武竞天在中央党校被打成大“特务”，受到残酷迫害，以及延安发生的许许多多的荒唐事情，因为他没有参与有关决策，所以“许多事情都不知道”③。尽管陈云、王若飞等人均曾在私下对审干与抢救运动有所疑问，但由於陈云当时的特殊处境，他没有在毛泽东面前表示过，也没有正式向中央提出过意见。
　　身为八路军总司令但实际无权的朱德，对康生的行径心知肚明，但她更清楚地知道，发生在党中央身边的这件看似非常荒唐的事，绝不单纯是康生一个人的事，他知道自己讲话没有别，只能在自己所能管辖的范围内尽力消除这场运动的负面作用与影响。由於中共中央军委机关的审干工作由朱德亲自领导，所以在中央军委机关的审干运动中，朱德记取中共党史上历次肃反的沉痛教训，正确掌握政策，十分谨慎地领导审干运动。军委机关从未出现过开大会乱批、乱斗、乱打人等现象。当时军委高参室成员很多是原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和将领，经历比较复杂，按照康生的逻辑，这里自然是“抢救”的重中之重，但朱德却不这样认为，而是采取了更加谨慎与稳妥的工作方针。他经常找高参室负责人童陆生个别谈话，指示童陆生一定要严肃、稳重、严格掌握党的政策。有些高参在写自传时有顾虑，朱德及时找他们个别谈话，启发教育，要他们消除顾虑，向党交心，实事求是。高参室副主任白天曾任国民党刘戡部队参谋长，在审干中，有人怀疑他是由国民党派进来的特务，提出要公开批斗、审查。朱德坚持了“重证据、重调查、重表现”的原则，及时制止了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过“左”的作法。中央军委机关的抢救运动只搞了一个晚上就结束了。许多当事人回忆说，朱德在延安领导市委机关整风审干运动中，工作深入细致、稳重、实事求是，严格掌握党的政策，没有伤害好人。尽管如此，朱德也只是做到了“扫好自己门前雪”，而无法去管“他人瓦上霜”。他没有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表达自己对审干与抢救运动的意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员社长博古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要执行者，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是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之一。尽管如此，在运动初期，他还是力所能及地做了消极的抵制。据《穆者传》记载：
　　(博古)经历过党内多次斗争，也推行过“左”的错误的肃反路线，深知错误路线给党内带来严重的损失；另外，他不否认敌人是会打进革命内部来的，但是清凉山④朝夕相处的同志他大都了解，能有几个特务，需要这样大动干戈?因此，抢救运动一开始，他几乎按兵不动。
　　康生大怒，直接点名批道：“你们清凉山是特务成堆的地方，你们怎么就抓不出来?!”他指定博古立刻派人去西北公学(康生的试点)学习受训。
　　博古无奈，派出了报社负责党的工作的陈坦。陈坦到了西北公学，正赶上那里召开“抢救失足者”大会，大会主持人做了言辞激烈的动员报告，劝告“失足者”自动坦白交待。大会树立了宽严的榜样，当场逮捕了一个“证据确凿”而又不肯主动交代的“特务”份子，同时又有好几个人主动上台“坦白交代问题”，大家鼓掌表示欢迎。最後由一批正在被审查的对象上台主动交代问题。就这样，一场大会下来，又抓出十几个“特务”。
　　陈坦进一步了解到，这里抓特务的主要经验是一套“车轮战术”和“逼供信”办法。所谓“车轮战术”，就是组织“积极份子”分批对受审对象连续审问，疲劳轰炸，24小时乃至48小时不让受审者休息和睡觉；“逼供信”则是向受审者提示其证据，强迫其承认，不承认决不罢休，一旦供认了，马上定罪。
　　博古等编委会负责人听了陈坦的汇报後，感到十分吃惊。但又懾於康生的批评，只好决定按西北公学的一套模式照搬照钞，於是一场捕风捉影、大搞逼供信的“抢救”运动在清凉山上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中央各新闻机构无一幸免。《解放日报》成了这场风暴的漩涡。⑤
　　关於清凉山上的抢救运动，许多当事人写过许多回忆文章，这里不再赘述。但有一件趣闻则可以让我们在沉重的阅读中稍微放松一下。延安时期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当时正在《解放日报》社工作，而且是《解放日报》社学委会委员，他与王丹一的婚姻正赶上抢救运动。在报社住地清凉山的一眼窑洞里举行婚礼的当夜，新郎艾思奇却被组织隐藏在隔壁的窑洞里，满怀幸福与期待的新娘王丹一，在洞房里左等右等等不上新郎，也无人告诉她是怎麽回事，焦虑、伤感又疑惑的王丹一守了一夜空房后，第二天就被人带到蓝家坪中组部招待所隔离，接受为期一年的审查抢救。直到1944年5月，由中组部组织科长王鹤寿亲自做了甄别结论，这对牛郎织女才结束了银汉迢迢的生活，真正结成夫妻。
　　博古本来对审干和抢救运动是有意见的，也进行过一定的抵制，但由於他当时特殊的身份，他的抵制是无力的，更不可能向毛泽东、康生直陈意见，而且《解放日报》後来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审干和抢救运动的正面报导，为整个审干和抢救运动的恶性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如果说，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中共时期，博古推行“左”的肃反路线是主动的话，那么，这一次却完全是被动的，是无可奈何、内心充满痛苦的。整风运动所要反对的王明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却在整风後期被迫执行极左的审干和抢救政策，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何方在《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一书中，对当时在延安的一些中共中高级领导干部对审干与抢救运动的态度做了研究和描述，下面我们摘录其中一部份：
　　在延安的几位德高望重的中共元老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均非整风目标。四老皆与毛泽东有历史旧谊，徐特立、谢觉哉还是毛泽东长沙时期的师友，林伯渠、吴玉章早在广州、武汉国共合作时期即与毛泽东共事，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瑞金时期，林伯渠担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与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的毛泽东相处融洽。整风转入审干、抢救後，林伯渠等诸老见愈来愈多的同志被打成“特务”、“叛徒”，国统区中共组织被诬为“红旗党”，均感到震惊。但是诸老性格各异，对党内斗争的体会各自深浅不同，其反应也是存在差别的。
　　林伯渠是诸老中唯一担负实际领导责任的，他曾为钱来苏一案多次呈文毛泽东，但毛并不明确表态。作为老政治家的林伯渠深知此类运动能全面展开，非毛泽东批准而绝不可能，因此，他的态度极为谨慎。林伯渠曾劝慰对运动感到怀疑的同志说，运动高潮阶段，出现“逼供信”是不足为奇的，但运动後期一定会复查核实。他并表示，大批青年知识份子都是经过中共驻重庆、西安办事处审查才介绍进延安的，他从未听说过整个大後方党组织已变质，对此问题，他“心里有数”。⑥
　　徐特立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性格率真，他曾当面质问负责自然科学院审干抢救运动的陈伯村，凭什么证据将一批批师生抓走。徐特立全然不管他实际上已被闲置的处境，愤然道，我是院长，我有责任，为什么不许我管!徐特立还亲自前往窑洞看望被关押的师生，当别人劝他应予以注意时，他再次表示：我是院长，我就是要保护人才。⑦
　　谢觉哉此时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兼党团书记，1943年7月“抢救”乍起，他在初期也是从好的方面去理解。谢觉哉在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对某些失足青年怜多於恨，处在反动环境下……生死判诸俄顷，革命与反革命又极其模糊，於是乎就失足了。”谢觉哉继续说：“这次反特务斗争，给我们教育不少……没有这次斗争，要我们青年党员知道阶级斗争不易，就是老年党员也一样。”但是很快，谢觉哉就发现“抢救”出了大问题，他说“反奸斗争被逼死的人，无法审查了，但其中未必有主要特务”。⑧
　　谢觉哉对“抢救”的疑问与其经历过的党内残酷斗争有关。1932年在湘鄂西苏区，他曾亲眼目睹红军内部自相残杀的惨景，当时谢觉哉也被列入有待处置的肃反名单，只是幸而被国民党清剿部队俘虏才侥幸躲过那场灾难(谢被俘後，因国民党军队营长相信因果报应，将自称是教书先生的谢觉哉和其他红军尽行释放)。时隔十年後，极左狂潮再度席卷中共，心地宽厚的谢觉哉认为“对反革命优容即是对革命的残酷，这话很有道理。但我们过去用过了，甚至误用了，遭了不少惨痛的损失”，⑨於是尽其所能保护自己所在单位的干部。但因他在1937—1938年曾负责中共驻兰州办事处，眼下，中共甘肃工委已被康生打成“红旗党”，谢觉哉竟也遭到责难。康生自恃握有尚方宝剑，对享有盛望的谢觉哉丝毫不看在眼里，公然指责“谢老是老右倾”。在抢救高潮中，康生直扑谢觉哉办公的窑洞，一进门就盛气凌人地指责谢觉哉：“据XX交待⑩，他的父亲是个老特务。看来兰州地下党全是特务，是个‘红旗党’，你这个兰办的党代表可真是麻木不仁啊。”面对康生的责难，谢觉哉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竟被康生指责为“庇护特务组织”。
　　谢觉哉一气之下，“乾脆不去开会，不参加学习，呆在家里睡觉”。(11)面对抢救野火蔓延，谢觉哉只能自我安慰：“不可能没有吃冤柱的个人，只求没有吃冤枉的阶级。”(12)
　　尽管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诸老都对“抢救”表示了怀疑与不满，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向毛泽东进言。林伯渠相信，一阵风以後，高潮过了，头脑发热的人会清醒下来。他们要等毛泽东自己去纠偏，而不愿去冒犯忤的风险。
　　中共几位重要将领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此时均被召回延安，正要对各自在内战时期及抗战初期的“错误”进行反省。他们虽然均对审干、抢救中的极端行为不满，但是，他们的地位和身份都使他们难以开口。
　　对“抢救”正式向毛泽东、康生表示怀疑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仅有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高岗。
　　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返问延安，准备参加中央核心层的路线检讨。周恩来一返回，就发现由他直接领导的国统区中共地下党已被诬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红旗党”，这给他造成巨大压力。周恩来本人甚至也受到康生的怀疑，认为周等“在白区天天与国民党接触，靠不住”。(13)周恩来一方面为许多被康生机关及各单位关押的原部下写证明材料；另一方面，周在与李维汉等谈话时明确表示不存在所谓“红旗党”，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的情况是清楚的。周恩来此时在党内的地位十分软弱，且是带罪之身，但他仍直接问毛泽东进言，表示了自己对运动的看法。
　　除了周恩来，敢於向毛泽东表达怀疑的还有任弼时和张闻天。
　　任弼时此时处於权力核心，但他为人较为正直，在1943年秋冬之际，任弼时两次向毛泽东提出“抢救”的严重弊端，要求予以纠正。
　　和处於权力核心的任弼时相比，张闻天早已成为失势人物，且正处在被批判斗争的地位。然而，张闻天却直接向康生表示他对“抢救”成果的怀疑，他明确告诉康生，社会部所编辑的《防奸经验》全是假的。(14)和那些明哲保身的其他高干相比，张闻天全不计较个人得失，显示出他身上仍保有一些书生本色。
　　高岗在整风、抢救中原是一个“积极份子”，但随着“抢救”不断深入，他也感到似乎出了问题。据师哲透露，高岗曾向毛泽东反映，抢救的“作法过激”。
　　在次一级的负责干部中，也有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表示对“抢救”的怀疑和反对，在这些人中，最具胆识的是原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和社会部治安科科长陈龙。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後，王世英被调回延安，先在王家坪中央军委学分会工作，後调入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整风转入审干後，王世英参加了党校的审干小组，但是很快就对运动产生了怀疑。一些过去受王世英领导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被人揭发成为“特务”，王世英在经手调查党校“特务”的案件时也发现指控与事实不符。对此，王世英在支部会上公开表示了对运动的怀疑，并写出了《关於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上书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王世英在这份报告里明确提出运动发展已经过“左”，要求中央予以纠正，并以自己的党籍和脑袋作担保，为已被打成“特务”或“特嫌”的钱来苏、白天(即以後成为名作家的魏巍)等六人申诉。在这六人中，由王世英亲自介绍前来延安的钱来苏受到长期怀疑，一直未能解脱；另两人也在车轮战下供认自己的“特务”。
　　王世英上书的举动引起康生的强烈反弹。康生连夜给王世英复信，指责王是“主观主义”、“好人观点”。在中央学委会上，康生当面責駡王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威胁王世英“有几个脑袋”。(15)不久，果然出现了针对王世英的行动：在中央党校千人干部大会上，有人公开指认王世英和孔原是“大特务”。王世英虽然受到“抢救”的波及，但是毛泽东与他曾有过多次个别接触，对王世英在山西开展的统战和情报工作较为满意，因此，王世英并没有因上书反对“抢救”而遭致较大的不幸。以後他在《自传》中提及此事时说：“问题虽然提出来了(指有人诬指王为“特务”一事)，始终没有向我开火，说明中央是很关心我和爱护我的，而且说明也是很了解我的。”(16)
　　在王世英为反对“抢救”上书之际，领导“抢救”的社会部内也有工作人员对运动表示了怀疑。治安科长陈龙当面向顶头上司康生陈述他对运动情况的不理解。
　　依照规定，社会部治安科每周要写一份简报，分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康生等五至七人。陈龙和社会部工作人员甘露通过这份手写的材料，曲折向毛等表示对运动的异议。经陈龙等汇总的材料上有详细的统计收目，具体反映各单位运动进展情况：奸细、特务的比例，自杀身亡人数，被关押人数等。材料的最後结论是：延安各单位50％以上的干部已被抢救。陈龙等整理的资料依正常程序上报後，中央总学委原计划开持续七天的延安党、政、军、学校参加的全市规模的“抢救”大会，结果开到第三天就没再继续下去。(17)
　　当然，不召开全市抢救大会并不表明运动就降温了，陈龙等毕竟不能真正影响毛泽东的决策。以後，各机关、学校在内部继续开抢救大会，挖出来的“特务”、“内奸”比以前更多。
　　当时还有一位小人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特殊的场合下，直接向毛泽东反映了审干和抢救运动的一些严重问题，他就是刚从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毕业不久的《解放日报》社记者穆青。穆青建国後成为了新华社的著名记者，1982年至1992年曾任新华社社长，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但当时他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小人物。
　　那时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的审干与抢救运动正从消极抵制发展到高潮阶段，年轻的记者穆青也开始被怀疑和审查，正在他极度苦闷与仿徨之际，一件在当时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降落在他的身上。《穆青传》是这样描述这件事的：
　　一天，报社采访通讯部部长裴孟飞忽然通知穆青去采访。采访谁，采访什么，他都没有明说，只是告诉穆青去找359旅的王震旅长，由王旅长带他一同去。
　　穆青来到抗大，找到王震，王震让警卫员牵来一匹马说：“走吧。”
　　“去哪?”
　　“去见毛主席。我们南泥湾有一个劳动模范，毛主席今天要接见他。”
　　“呵……”
　　陡然间听说要见毛主席，穆青的心不禁咚咚直跳。能采访毛主席的活动是难得的荣幸，可一想到当时的政治气氛和自己仍然被审查的处境，就不免紧张起来。他心里七上八下，跟随王震向毛主席住处走去。
　　毛主席住在枣园，当他们走进主席的窑洞时，毛主席已在院子里等候他们。
　　院子很宽敞，一棵大树下有一个石桌，几个石凳，他们在石凳上坐下。那位劳动模范还没有赶到，王震被通讯员叫走商量什么事去了，一时院子里只剩下毛主席和穆青两个人。本来就很紧张的穆青，这下更加坐立不安，两只手一会儿放在面前，一会儿又放在两边，眼睛也不知该向哪里看。见到他这样子，毛主席笑了，亲切地问他：
　　“你是《解放日报》的记者?”
　　“是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穆青。”
　　“是不是左昭右穆的穆，青春的青?”
　　“是的。”
　　“我们党内有一个与你同名同姓的同志，他从广东去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後不久就被国民党杀害了，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
　　片刻沉默。毛主席又问道：
　　“你是哪里人啊?”
　　“河南杞县人。”
　　“那是古杞国，‘杞人忧天’的地方。”
　　毛主席看着这个年轻人，又幽默地问了一句：“你忧天吗?”
　　“我不忧天。”
　　毛主席笑了。
　　这时，穆青紧张的确良心慢慢平静了下来。毛主席的和蔼、幽默和睿智让他感觉像面对一个可亲可敬的老师。
　　话题又转到报社的工作和生活，毛主席很关心地问他：
　　“报社伙食怎么样?”
　　“还可以，一个星期可以吃到一两顿馒头和肉。”
　　毛主席点点头说：“报社工作很辛苦，伙食应该搞好。”
　　随后，毛主席又问：“你们那儿整风运动搞的怎么样?审查了多少人?”
　　穆青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几乎连想都没来得及想，脱口回答：“大概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受到了审查。”
　　“有那么多人受到审查?”毛主席有些惊愕。
　　“是的，有那么多，光我们采访部十七八个人中，就只有三四个人未被审查。”这时候，穆青积郁多日的苦闷，再也无法控制，他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在毛主席面前一五一十地把心里话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
　　“主席，我也不大理解，不大相信会有那么多特务，我有一个同学在河南开封时，我们就一起搞救亡运动，后来到了延安又一道上了‘鲁艺’，一道在报社工作，怎麽一下变成了特务?”
　　毛主席沉思片刻，问：“你怎么看啊?”
　　穆肯率直地说：“延安是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那么多青年和知识份子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延安，主要是投奔党和参加革命的。当然可能会有个别坏人趁机混进来，但大多数人可能没什么问题。”
　　毛主席严肃地点点头说：“如果大多数人都不可靠，共产党还有什麽伟大可言?革命还有什么凝聚力?整顿党的作风，同时审查一下每个人的历史这是可以的，但不能扩大化，更不能搞逼供信。现在已有不少同志向中央反映这一问题，我说搞错了，要平反；戴错了帽子，要把帽子摘下来，要脱帽鞠躬。你回去跟博古同志讲一下，搞错了的，一定要平反，要赔礼道歉。”
　　穆青怔怔地望着毛主席，原来满脑子的困惑、不解，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只是咧着嘴一个劲地笑，鼻子却是酸酸的。
　　这时那位劳动模范来了，毛主席和他谈话，穆青便坐在一旁，边听边记。谈话结束已近傍晚，毛主席留王震、劳模和穆青一道吃饭。饭桌上，毛主席不时地向劳模和穆青的碗里夹菜。临走时，穆青问毛主席今天接见劳模的事报不报导?毛主席说：“不用报导了。”
　　回到报社，穆青没有找到博古，就把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告诉了裴孟飞。裴孟飞听後笑着说：“这下你可以好好安心工作了，让你到毛主席那里去采访，不就说明党对你的信任吗?”
　　事後，穆青了解到在这次采访之前，组织上已经收到了冯若泉为他写来的证明材料。冯若泉在材料里写道：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向党保证，穆青的历史是清白的。
　　作家蒋巍、雪扬在合著的《延安女性风景》中，用文学的笔法描述了一位最基层的负责审干的年轻女干部，在审干与抢救运动中颇有个性的抵制行为。读来让人忍俊不禁而又心酸不已：
　　性格火爆、快人快语的黎侠因为在苏联镀过金，便成了单位抢救运动的领导成员。这个单位的领导者有一位是陕北当地干部，大老粗，没上过学，没出过延安，没见过火车。他硬说一位从关内来的女青年是“特务”，理由么，他分析说，这个女的说自己是穷苦农民家孩子，怎么还有钱坐火车到西安!
　　黎侠火了，大眼睛一瞪：这算什么狗屁根据?我家穷，我还是坐飞机从苏联回来的呢。
　　两人互相拍桌子对駡起来。那位老粗气急败坏地说，告诉你黎侠，你要不是从苏联回来的，我早把你整成特务了。
　　我看你还像地主呢!黎侠像火烧脚似地跳起来。
　　我跟你打赌，老粗直着脖子跟她喊。那个女青年要不是特务，你把我的卵子割下来!
　　势单力薄的黎侠挡不住了。那位女子被关起来，用绳子栓住她的脚趾，倒吊在房梁上毒打，浑身皮开肉绽，鲜血淋淋。饿了给她咸菜吃，但不给水，那老粗恶狠狠地说，饿了好忍，渴了不好忍。这位女子挺不住，终於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这还不行，还要她交待和检举“同党”，她被整疯了。
　　最後，这起冤案和其他冤案一起平反甄别了。一拿到通知，黎侠怒不可遏，跑到食堂操起大菜刀，闯进那个老粗的窑洞：妈拉个巴子，当初你打赌说，那女的不是特务你就让我割你的卵子麽!
　　吓得那老粗连声告饶，瞅了个空子窜出门，满山遍野疯跑。黎侠追不上，一屁股坐在山坡上失声痛哭，她在哭那位被逼疯了的战友。
　　在延安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对审干与抢救运动的极端行为不满的议论，通过种种渠道传到毛泽东那里，极少数党的高中层领导干部乃至普通干部，也通过各种偶然的机会和其他正常渠道，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直谏审干与抢救运动的种种错误和严重问题，还有一批像黎侠这样的基层单位领导种种消极抵制，无疑对毛泽东重新审视这场运动及其主要操纵者康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运动的纠偏与甄别，已经不可逆转地提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议事日程。
　　远离延安的绥德分区米脂县，防奸反特运动也搞得热火朝天。据当时米脂中学学生阎学兵回忆，那一段时间，米中有80％以上的师生被打成了“特务”，“学校开了整整一个月的批斗大会，有的学生“屁股都坐烂了”。接著，运动很快又从教师学生扩展到农民中来。农民们被逼得没办法，便争相踊跃地向组织坦白：“我是三青团”、“我是星星(指CC)”。据张宣的爱人周玉英回忆说：农民们根本不懂得抓特务是干什么，於是便惊讶地问：“每天起来托雾托雾，那里有那么多的雾可托呢?”
　　刚刚成立的子洲县，由於得益於缓德分区的传经送宝，运动搞得“有条有理”。子洲县先是将90％的教师抓起来进行逼供；然後调集各乡代表召开千人大会，进行坦白。再後来，便由县上到区上，由区上到乡上，以点带面，全面展开。该县一个不到二百人的小村，也抓出了八九个“特务”，当笔者向一位在这场劫难中曾身受其害的老者了解为什麽农村也会有这样多的“特务”时，他说不知道，农村的事没下数(没道理可讲)。可能是因为平日里结下了恩怨，一些人便乘机泄泄私愤罢。
　　也许，这番话正形象道出了整个反奸反特运动的某些实质。
　　不过，清涧县几位小学生的奇特经历，却是用上面的这番话所不能涵盖的。
　　①②③ 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106页、114页。
　　④ 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驻地——笔者注。
　　⑤ 张严平：《穆青传》，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69-70页。
　　⑥ 《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第138页。
　　⑦ 《徐特立在延安》第45、118、139页。
　　⑧ 《谢觉哉日记》(上)，第521、603、649页。
　　⑨ 《谢觉哉日记》(上)，第137页。
　　⑩ 指张克勤——笔者注。
　　(11) 《谢觉哉传》编写组：《谢觉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2、293页。
　　(12) 《谢觉哉日记》(上)，第708页。
　　(13) 《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62页。
　　(14) 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第157页。
　　(15) 段建国、贾岷岫著，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第191、192、193页。
　　(16) 同上书，第191、92、192、193页。
　　(17) 修来荣：《陈龙传》，第148、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