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是一个丰收的年头，靠著这丰收，延安渡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难关。
　　1943年，延安掀起了“盛况空前”的秧歌运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呀么呼咳，大生产呀么呼咳……”
　　然而，欢乐只充满在明朗的天空，地上的各个角落里还可以嗅到审干时“怨声载道”的气味。因为那百分之五六十的中下层干部所戴的各种类型的帽子，用秧歌的力量绝不能将其冲到九霄云外去。
　　究竟怎样处理他们呢?
　　按先例，他们完全有被杀的可能。1930年到1931年间，在赣西南的一次反特斗争中，将四五千名红军中的所谓“AB团”份子逮捕，“其中两三千名官兵死於镇压”；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仅延安一地，一次活埋红军官兵200多人，其他地区死於非命者不计其数。这一次，尽管《审干决定》中说，“抢救失足者”，在延安被关起来的“两千多人”，“至今未杀一人”，但人们都知道“至今未杀一人”，并不能保证以後也不杀一人，因为有的人几次宣布要杀人。据张宣回忆说，当时有一位从太行山区回到边区的人透露：八路军总部关了六七百人，单等延安一声令下，那里就要开杀戒了。
　　另一方面，向毛泽东力谏对那些已关起来和戴上帽子的人进行甄别平反者亦有之。如任弼时、周恩来等。至於向毛泽东写信言呈“他们不是特务，不是国民党，不是三青团，但挨了整被戴上了‘特务’、‘国民党’、‘三青团’的帽子，要求党给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者就更多了。
　　据当时的一位高级干部林枫回忆说：“抢救完了以後，有对立现象存在，我们提出消灭对立现象，关心照顾这些同志，从思想上提高，使之与党靠拢，从生活上关心他们，感情上安慰他们。”①
　　事实上，毛泽东对此也很清楚：大批的人被搞错了，必须从思想上和感情上给以安抚。据师哲回忆说：
　　1944年初，我从关中回到保安处，看了全部犯人的交待材料，为取得的“成绩”而高兴，并很快选出其中最精彩的五六篇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了不到两篇就不看了，他觉得像是读小说。在4月初的一天，他叫周兴和我去见他，也叫了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一起到他那里，整整谈了一个上午。直到现在，我仍十分佩服毛泽东引导人思想的本领。他知道我们的头脑还在发热，只能慢慢地降温。
　　毛：“你们送来的几份口供，我只看了两份，不想看了，以后别送了。”
　　“为什么?”
　　毛：“写那些，谁知道有多少是真的。”
　　我说：“那是他们自己写的呀!”
　　毛：“自己写的就没有闹独立性的?就没有一个字闹独立性?”
　　我说：“一个字还能保证没有吗?”
　　毛：“既然有一个字不确实，就没有一句话不确实?”
　　我说：“一句话当然也难免。”
　　毛：“那么可不可能有十句话是假的?”
　　我理直气壮：“总不会全盘皆错吧!”
　　毛：“我就是要说，可能全都是假的。有一个字是假的，就可能有一句话是假的；有一句话是假的，就可能有十句话是假的；有十句话是假的，就可能全部是假的。”
　　我迷惑不解了：“那又是为什么?”
　　毛：“我正要问你们为什么。”
　　我还想争辩，周兴制止了我，让毛主席说下去。
　　毛主席继续说：“你要不信，你把他们的口供拿回去让他们自己改，一句错了，改一句，十句错了改十句，全篇错了，全篇都改掉。允许他改。我自己写一篇文章，贴在墙上，每天看，每天改，一个月後，原来的字都改完了。”
　　毛主席接著问：“你们审问犯人有没有拿棍子的?”
　　我承认自己不知道，周兴说：“有，岳云高就是这样的。”我补充说：“他是审讯科长。”
　　毛主席说：“这就是口供的来源。”
　　这时候我的心里已经对自己十分悔恨!我为什么不了解这些口供是怎么来的?後来我才知道周兴自己也是这样干的。
　　毛主席举了他在中央苏区时经历的事例。那时，反对“AB团”，抓住可疑份子就审问，而且审问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AB团”的。毛泽东要了解其中的奥妙，有一天他悄悄从窗孔看如何审犯人，原来是“打雷公”。所谓“打雷公”，就是把犯人的两只大拇指用绳子绑在一根棍子上，犯人不承认，就往棍子中间钉楔子，犯人疼不可忍，便承认是“AB团”，承认後便拔掉楔子，一松开犯人又不承认了，於是又钉楔子，如此反复，直到再也不敢翻供为止。
　　我听了不禁发指!已经坐不住了!而且对毛主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深感正确。当天晚上，本来准备要枪毙两个犯人的，另有三个陪绑。罪名是“顽固”(即不说假话)。听了毛主席的开道，当即撤销了原案。想到差点错杀了好人，自己不寒而栗。
　　我中午回到保安处，来不及吃饭，先找了一个“坦白最好的”犯人来谈话。
　　我问：“这口供是你的吗?”
　　答：“是的。”
　　我又问：“这口供是真的吗?”
　　他哭了。
　　我让他说真话，他就全部否定了。我批评他欺骗人，欺骗党，他说为了吃饱饭。②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没有召集康生，他向李、周、师解释说：“几个月前我给康生打过招呼，肃反要注意纠偏。後来又找他谈过，他不听嘛。今天就不叫他了，就找你们三个直接抓工作的来谈。咱们今天来个四人枣园夜谈，有啥说啥，我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知道什么尽管说。”在这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还讲了这样一番话：“我们党历史上，在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统治下，搞审干肃反，伤害了很多好同志。特别是随便杀人，杀戒一开就难以收住，错杀了很多好同志，有血的教训。只要有人在，错了好纠正；人杀了头是不能再长出来的。真正的特务也一个不杀，就是王实味也准备不杀。”1943年10月底，毛泽东在批准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时强调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务必须坚持的政策。”因此，从12月开始，由延安到绥德、关中等地，先後转入有组织、有领导的甄别。整个甄别工作是由李克农负责的，毛泽东没有让康生插手参加。
　　根据延安坦白份子的情况分析，已坦白的人大致可分为以下六种情况：第一是职业特务，这是极少数，其中又有自觉与被逼、首要与协从之别；第二是变节份子，这一类也是少数；第三是党派问题，他们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或其他党派，参加共产党後没有向组织汇报，这一类人也不多；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和受蒙蔽的人；第五是党内错误；第六是被恃务诬害或审查时完全弄错的人。六种情况中，後面三种占坦白者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这个分析，完全可以作为“角落里的怨声”和直接呈给毛泽东本人的好多申诉信的注脚。怎么办?深通《资治通鉴》和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决定立即发布“罪己诏”，当然不是封建皇帝的诏书，而是共产党领袖的讲演。
　　据西北公学副校长李逸民回忆：
　　1943年底，王诤同志领导的部门，是搞通讯的，一千多人大都成了特务，和各根据地的联系、和各省的联系，都是这条通道，许多通讯工具都停下来无人掌握，急得王诤同志不知怎么办才好。1944年元旦，王诤带著一批被搞错的干部，来到毛泽东的窑洞门口，站得整整齐齐，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出来一看，站了这麽一大批人，他明白了，讲了一通话，他说：“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这不好，今天，我向你们敬礼，你们回去好好工作。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也向我敬个礼。”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是把被搞错的人的问题一风吹了，大家高高兴兴地向毛泽东敬了礼回去，工作又开展起来了。③
　　1943年底，延安大学和行政学院即将合并，毛泽东接到行政学院的好多来信後，亲自到行政学院，在一千多教职员工和学员大会上讲话说：“在审干中，伤害了不少好同志，冤枉了好人。就好比洗澡，为了消毒，在水里放些灰锰氧，但放多了，烧坏了皮肤，这很快会好的。还说：有好些同志被错戴了帽子，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帽子戴错了，就要把它搞下来。并说，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叫实事求是。现在要对审查的同志进行复查、甄别，错了的平反纠正，帽子戴错了摘下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听了毛泽东谈话以後，全院沸腾，人人心情舒畅，奔走相告。
　　延安大学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创立的一所正规综合大学，1943年4月，已将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四校并入延安大学，1944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行政学院并入延安大学，周扬接替吴玉章任延安大学校长。1944年5月24下午，合并後的延安大学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等中央和边区的领导亲临大会，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长篇的讲话，这篇讲话现已收录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现在我们将讲话中有关整风与审干的内容全部照录如下：
　　周扬同志刚才说到了整风和审干，这两伴工作有很大的意义，改造了人，改造了思想。同时也犯了错误，正在纠正。除了周扬同志讲的以外，我再讲几句。我们有一条方针，叫“一个不杀”。有人还不相信，说不晓得政府哪一天会要杀。真正是特务，过去做了破坏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事情，搞了情报，只要交待清楚，我们一个不杀。从去年四月到现在，一个也没有杀。这有没有害处?没有害处。对於真正的特务，过去真正的坏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他改造好。我们的方针是教育人，这个方针是确定了的，我现在再一次向你们宣布。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信不信由你。《论语》上说“言可复也”，意思是说过的话是要实行的。中央决定的方针，既然宣布了，就要实行，大家可以看。一个不杀，这个意义大得很。不管有多大的罪，既然不杀，就可以教育，教育好了，还能做点事情。过去做了坏事的真正的特务，我们希望他自己觉悟，跟我们一道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一百个人中，有一两个人硬不觉悟，硬不合作，怎么办?有办法，让他自己搞小米吃，自己动手，发展生产，丰衣足食，那有什么坏处?他不觉悟，不同我们合作，顽固得很，我们刀下还留不留人?我们刀下还要留人。为什麽要留?为了稳定多数人，因为杀了他，其他有类似问题的人便要恐慌。你顽固十年，就让你劳动十年，你顽固二十年，就让你劳动二十年，你顽固，我们也顽固，就这样顽固下去。这叫做是则是，非则非。是特务就是特务，要搞清楚，使他们不再做特务的工作，能同共产党合作打日本。非则非，本来不是特务，搞错了，给他载上了特务帽子，我们就要把帽子取下来，要分清是非轻重。抢救运动那时候，空气紧张得很，“抢救”了好些人，许多是搞错了的，非则非，今天要行脱帽礼脱去给人戴错的帽子。共产党办事，不明白的时候是会犯错误的，明白了以後错误就要改正，这样做才是正确的。搞错了是坏事，但可以变成好事。比如我冤枉了你，现在经过我的手取下给你戴错的帽子，从这里我们得到了经验，以後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对於被冤枉的人来说，他们心里不舒服，很痛苦，但是也受到了锻炼，得到了经验，以後他们审查别人的时候就会谨慎一些。关於审查干部，我们实行九条方针：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现在延安审查干部，就要采取这样的方针，是则是，非则非，实行宽大政策。④
　　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做了《时局问题及其他》的报告，这个长篇报告在第三个问题中专门讲了审查干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毛泽东讲了两个方面的经验，第一个方面经验是成绩伟大；第二方面的经验是犯了错误。这篇报告也收进《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由於篇幅太长，我们只将其摘录一部份：
　　第二条经验：就是犯了错误，拿件数来算就很多。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但是，同志们，对这条错误的本身要加以分析：一个叫做坏处，一个叫做好处，坏处是犯了错误，好处也是犯了错误。在审查干部中，搞清了一些人是同志，或者是特务、叛徒，或者是自首份子，或者是其他党派份子，这些人搞清了，很好。我们对这些人要和气，和他们团结，他们自动讲出的也好，被逼出来的也好，只要讲出来，我们就欢迎，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我讲的话是算数的，发出去的支票是要兑现的。一个支票——一个不杀，这一条兑现没有?还不是兑现了!现在如果口头讲一个不杀，结果杀了两个，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确我们是一个也没有杀。要分清是非轻重。是则是，是特务、叛徒、自首份子、其他党派份子，怎么办呢?团结他抗战。人家现在原意抗战，过去走错了路，现在不再走，就算了。我们宣布这一条，主要是帮助这些走错了路的同志。因为党过去有很多缺点，人家害怕，不敢讲，就没有讲，现在讲出来就很好。对於戴错了帽子的，把非当做是的，怎麽办?非则非，取掉帽子，赔一个不是。党校也搞错了一些同志，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那末，被戴错帽子的人应取何种态度呢?当着我们给他戴帽子的时候，他应该生气吧!他想我不是特务、叛徒为什么给我戴上这种帽子?乱戴一顿，这样对不对?这样不对。现在我把帽子给你拿下来，赔一个不是，你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你应该还我一个礼吧!现在我向你敬礼，你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同志，过去把你当特务、叛徒，不是当同志，我们搞错了。本来这种愤怒之火要向着敌人而不是向着同志，可是结果是向着了同志，这叫做错了。但是，开始的动机、目的是向着敌人，整个运动的方向是向着敌人，不是向着同志，因此凡是戴错帽子的都取下来。所有这些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你手中有理，你有道理，我们没有道理，所以你在这点上应该把心安下来。同志们，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给人戴错帽子取下来的事有没有?有，但是像我们去年采取的那样的态度，过去就很少，过去搞错了把帽子取下来就不理了。所以我说，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对被搞错了的人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我们对人民讲的话，作出的决议案，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都是这样，凡是搞错了的，都要修正错误，赔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地赔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叫做什麽态度?自我批评的态度。斯大林写了一本书叫《列宁主义概论》，讲列宁主义的方法论有四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自我批评。我前面讲的山头主义问题，讲来讲去就是讲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第二个步骤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国革命要胜利，我们就要采取这种态度。犯错误本身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犯了错误，不好。第二是犯了错误之後又会变成经验，比如以后再来审查干部，双方都有了经验。给别人戴错帽子的同志，因为犯过错误，以後再给别人戴帽子时，就会比过去谨慎。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以後给别人戴帽子时，也会谨慎，因为他吃过亏。将来我们到北京、上海、南京再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时，就会好得多。所以，我说是两条经验：一个是成绩，一个是缺点，这两条都有用处，成绩要发扬，错误要修正。我们采取严肃态度和谨慎态度，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严肃态度是反对右倾，不严肃就是右倾、自由主义；谨慎态度是反对“左”倾，不谨慎就出乱子。⑤
　　萧克也回忆说：
　　毛主席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整风审干中的扩大化问题，公开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各个地区在肃反运动中都走过弯路。这次整风审干，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当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举起右手，沉痛地说：我向你们道歉!⑥
　　另外根据现在出版的《毛泽东文集》记载，毛泽东在“七大”期间，曾多次谈到过审干和抢救运动，并多次承担责任，表示歉意。现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关於“整风、审干、锄奸问题”一节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所谓“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我们是与天下人共欢乐的。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为什么搞错了呢?应该是少而精，因为特务本来是少少的，方法应该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们搞的却是多而粗，错误就是在这个地方。当著潮流起来的时候，没有例外地觉得特务相当的多，进入甄别阶段以後又觉得很少。还有，被认为是特务的多数不是特务。对这个问题，过去不大了解，审干以後才知道的。所以关於特务，从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
　　多年来，我们就搞过这项工作，比如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有一条叫“废止肉刑”。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主张废止肉刑，那末我们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就更应该废止肉刑，封建主义才采取肉刑。1929年12月作了这个决议，1930年1、2月就打“AB团”，我们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後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因为不废止肉刑，轻信口供，就要出乱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坏了。
　　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但是，在当著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抗战时期，出了湖西肃反的错误，在延安又来了这样一个抢救运动。我看，延安犯的这个错误非同小可，因为延安是有全国影响的。犯了错误，也有好的方面，我现在就讲好的这个方面。在肃反问题上前前后后都犯过错误，打仗也打过许多败仗，这样的政策、那样的政策，也碰过许多钉子。凡是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取得了经验，就会变成好武器。这个犯错误的经验，抓到我们手里来，同样也非同小可。中央在这里，党校在这里，“七大”在这里开，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华民族就胜利了。所以犯了错误不可怕，要把错误抓到手里，变作经验，当作武器。对搞错了的同志，要向他们赔不是。⑦
　　毛泽东除了在许多公开场合向在审干中被冤枉了的人赔礼道歉外，私下里对个别人也作过安慰道歉。陕北米脂县著名妇女运动的先驱者高敏珍，就曾被毛泽东请到家里作过安慰和道歉。高敏珍1914年生於米脂县城关镇，1926年入米脂女校接受革命教育，1930年入团，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後去北京、察哈尔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35年5月她与谢子长夫人尤祥斋在张家口市参加了“察哈尔省妇女抗日救亡会”，受到前察哈尔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冯玉祥将军的宴请，并被委以重任，担当了察哈尔省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工作。後华北陷落，她辗转回到陕北，与陕甘边早期苏维埃运动领导人蔡子伟结婚。同年10月，王明“左”倾路线在陕北根据地大肆猖行，高敏珍、蔡子伟夫妇双双在肃反扩大化中被捕入狱。幸好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在陕北落脚，救出了和她们夫妇和一起被捕入狱的刘志丹等80多位无辜同志。1939年康生执掌社会部不久。高敏珍夫妇因在华北、西安等地分别从事过抗日活动和地下工作，受到审查干部机关的怀疑，再次被捕入狱。直到1944年审干甄别工作即将结束时，他们才出狱。出狱後，毛泽东让蔡畅陪同，亲自约见了高敏珍。在杨家岭的窑洞里，毛泽东特意炒了四个菜，热情招待了她。席问，毛泽东解释说：我们共产党人也要讲究情义，谁对我们好，我们就不能忘记他。抗战前，张学良对我们有过帮助，以後我见了张学良也要炒几盘菜来请他。冯玉祥虽然是国民党要员，但在抗日的问题上他还是有一定功劳的。接著，毛泽东安慰高敏珍说：过去我们在审查干部工作中没有经验，有些事情上还上了敌人的当。现在弄清楚了，你就好好工作吧!高敏珍听後感激之至，以一个女人独特的感受，向毛泽东表白了自己的心迹。她说：是党把我从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培养成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个革命者来说，对党对人民只能忠心耿耿，而不能时时考虑个人的得失利害。一个母亲有时也要委屈自己的儿子，但并不是不爱自己的儿子，难道儿子能去抱怨自己的母亲吗?⑧
　　由此看，毛泽东向个别人的安慰道歉同样收到了奇好的效果。
　　从1943年底到1945年10月，长达近两年的甄别工作宣告结东，延安在抢救运动中被抢出的上万名“特务”百分子九十以上的摘掉了各种帽子。特别是毛泽东在各种场合的“罪己诏”更是博得了“三呼万岁”的效应。有的人轻装上阵，奔赴新开辟的根据地，去完成党重新交给他们的历史重任；有的人问题还没有彻底搞清，拖著一条“尾巴”也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一部份人乾脆就留在保安处，当了共产党的特工人员和人民的保安干部，这部份人当中有好些人在解放战争中英勇献身，成了光荣的革命烈士和战斗英雄。
　　天空的阴云驱散了，留在人们心头的阴云却很难一下子消除。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挨过整的一部份人，有些经受不住巨大的打击，精神崩溃，疯疯癫癫；有些党自杀身亡，饮恨黄泉(据原延安大学一位搞陕甘宁边区史的副教授考证，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有些人则消极颓废，急流勇退(清涧县一位干部，解放後自动辞掉公职，回家种地去了)。
　　另外，读者还可能要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摘掉了帽子，那么未摘帽子的人还有多少呢?据党史研究界一位权威专家说：“在延安1944年平反後，有一百多个‘犯人’长期关押在延安保安处。他们的下场很惨。1947年3月，胡宗南侵占延安，这一百多个所谓‘犯人’，撤离延安，来到黄河岸边时，经康生批示，被秘密杀害了。这些人绝大多数是被冤枉的。”另据考证，王实味就是这次遇难的。
　　当我们看到这则材料的时候，心头仿佛壓了一块巨大的石头，沉闷窒息，几乎喘不过气来……
　　那是1947年的3月，胡宗南的军队侵占了延安，中共中央放弃延安来到绥德县田庄镇，然後分三路而行：一路以刘少奇为书记，由朱德、董必武等人参加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开赴华北前线、完成中央委托的工作；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守陕北，指挥全国和西北地区的解放战争；还有一路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率领的中央後勤总部和文教保安等机机关人员开赴晋西北根据地，一方面为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八路军总部和开往前线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保驾，一方面则在晋西北根据地开展土改斗争。康生被编在这一路，这一路的军事最高首领是贺龙。
　　可以想象，陕北三月天，正是春寒料峭、冰雪欲消之际。中央後勤总部由於要关往晋西北，所以他们把过黄河的渡口选在佳县一带的晋陕峡谷间。黄河绵长五千四百多公里，晋陕峡谷是水流最湍急的地段，历史上也很少有完全封冻的时间。
　　就要渡河了，康生和他手下的保安人员心里越来越紧张。这倒不是担心滚滚浪滔会掀翻木船，让自己宝贵的生命溶进黄河之中，而主要考虑的是解放军途中在押的审干运动中抢救出来的一百多名“特务”怎样处置的问题。正值蒋介石发动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此去山西，前途未卜。现在，为了减轻负担过河，有些无足轻重的文件和生活用品都已就地销毁和处理，而一百多活生生的人则不好处理。如果队伍开到敌我战地前级，他们会不会跑掉?如果遇到战争，他们会不会暴动?即使什么也不过，本来就已经是很紧张的行军生活，这一百多个人的看管押解，无疑会给已经很紧张的行军生活增添更多的麻烦。康生终於下定决心，像处理那些无关紧要的生活用品一样，下令将这一百多名“特务”就地枪决。殷红的热血，从一百多具年轻的身躯中喷涌而出，飞溅在黄河岸边的悬崖石壁上，滚滚黄河被搅得一片腥红，晋陕峡谷被映照得一片腥红，连同寂寞旷远的黄土地也被浸染得一片腥红……⑨
　　行刑一百多条性命，最少要用同等数量的子弹爆炸才能完成。枪声不绝於耳，涛声阵阵轰鸣。当此时刻，黄土高原上的天地间响彻了被冤屈的无数灵魂的怒吼，晋陕峡中喧嚣起黄河母亲的悲诉……
　　记得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说过：这次审干运动必须严格遵循“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然而，康生却有这个权利，他不仅抓了大部，选拔了一百多!
　　也许，人们对很快忘记一次伟大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会觉得无关紧要，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永远镌刻上了他们的名字。但当年摆在审干运动祭坛上的那一百多个血淋淋的尸体却淹没在滔滔流去的黄河水中，顿时消失的无影无踪，无声无息。
　　多少年过去了，黄河岸边，依然如故：黄土、黄水、昏黄的世界……
　　① 转引自陈永发：《延安的阴影》。
　　② 《峰与岩——师哲回忆录》。
　　③ 李逸民：《参加延安抢救运动的片断回忆》。
　　④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157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263、264页。
　　⑥ 萧克：《伟大之所在》，载《解放军报》1978年12月15日。
　　⑦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
　　⑧ 参见米脂县“米脂妇女事迹展览”(解说文字)，笔者於1995年参观时记录。
　　⑨ 关於王实味的死，本书参阅戴晴的《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一书和胡华在一次党史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另据黄昌勇先生的《王实味传》记载：经康生、李克农批准，“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於7月1日(1947年)夜，将王实味秘密砍杀后置於一口枯井掩埋”。还有一个根据是笔者家乡的一个被定性为国民党反革命份子的张XX，1947年也随中央社会部(或边区保安处)转移，被处决在黄河岸边，同时被处决者还有四五十人。原因是他们都成了转战中的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