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抗日战争时期各个解放区比作互相连接的大森林，那么发生在1943年的那场审干运动和抢救运动则像一场烈焰汹汹的大火。它从中心地带延安燃起，迅速扩散漫延到了陕甘宁边区、晋西北解放区、华北解放区等各个地区，其火焰猛烈强劲，锐不可挡。无以数计的人受到了冲击。仅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就被“抢救”的“特务”就有1.5万人。
　　1944年甄别平反後，绝大部份被“抢救”成的“特务”摘掉了当初本不应该给带上的帽子。延安保安处所关押的一百多人在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被枪毙後，历史证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也都是被冤枉的。面对如此情景，人们不禁要再次提问：耗费了巨大人力、精力的反特抢救运动中，究竟有多少真正的特务可抢救呢?
　　所谓“特务”，故名思义就是身负特殊任务的人。更准确地说，“特务”是指那些与敌人有组织联系并藉助合法身份为敌人办事的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关系极为特殊微妙。国民党要搞共产党的情报，共产党同样也要搞国民党的情报。国民党要给共产党内部派特务，共产党也要给国民党内部派特务。但据常时负责特工工作的师哲说：“他们派来的特务无一能立足，我们派去的却只有少数失败，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人心的向背，其次是我们平时审查干部就很严格。”
　　在1943年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搞出的特务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这里我们对另外几起在当时以至一直到後来影响较大的特务案件，作一番考究和澄清工作。
　　本书在第三章中曾说：1942年9月，“中央党校联系王实味事件，对一些人开展批判斗争，搞出了特务”。这里所说的特务，指的是“吴奚如案件”。吴奚如原名吴习儒，是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老干部，抗日战争时期曾和丁玲一块负责过“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後来丁玲率西战团回到了延安，吴奚如被派往新四军中开展文化工作。40年代初，吴奚如回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由於吴长期在敌後工作，当王实味事件暴露後，有人便怀疑并指控他是敌人派来的特务。最初吴奚如根本不承认。党校校长彭真、副校长康生组织专案组采取强硬措施，发动猛烈攻势，很快就使吴奚如就范了，他被定名为一个隐藏很深的特务。此案定案後，一下子震惊了很多人。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也提到，在我们的队伍中，的确潜伏著一些隐藏很深的特务，像吴奚如就是一个。其实，毛泽东讲话的材料是由康生提供的。1946年，甄别工作结束两年以後，“吴奚如特务案”也终於平反了。
　　1942年11月，党中央其所以决定开展大规模的审干运动，除了因保卫机关查出王实味、“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吴奚如等特务案件外，还因保卫机关在关中破获了一起真正的特务案。
　　1942年10月，边区保安处派侦察科长布鲁到关中出差，主要是建立共产党在国共两党对抗最激烈的关中地区情报网。布鲁到关中後，住在关中分区首府马栏镇。恰好这时国民党以关中为突破口，向边区派进来一批特务，其中一个叫吴南山，家住马栏附近。此人考虑自己家在边区，一旦身份暴露，将祸及全家，便主动投案自首，向布鲁坦白了真情。原来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了在陕甘宁边区获取大量军政情报，收罗西北地区46名青年，亲自主持在汉中举办了一期特务训练班。这期46名受训人员毕业後，全部派往陕甘宁边区，让他们互相联系，并侍机打入边区军政机关。吴南山向布鲁交待了全体46人的姓名，经布鲁调查核实，有些人在兵站，有些人在运盐队，没有一个谋得重要岗位。至於所谓的“特务”工作，压根儿就没有怎么开展。布鲁将这些人召回延安，又找了一两个作了审问，这些人交待的和吴南山坦白的情况完全一样。经研究，边区保安处对46名特务作了如下处理：愿回原籍者回原籍，愿继续留下为人民工作者亦可，并未捕押一人。这就是著名的“戴案”，或称“汉中训练班案”。案件查清并处理後，毛泽东特别表扬了布鲁，他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①
　　师哲说：“真正的特务，仅此而已。”其实，这些真正的特务，也没有完成特务所应该完成的任务。
　　1943年冬，受西北局之命处理绥德地区审干抢救运动遗留问题的师哲刚刚回到延安，任弼时、高岗、康生一起找他谈话，谈话时的气氛相当神秘。要他去关中分区查清一个特务案。任弼时对师哲说：“我们对习仲勋并不怀疑，可是敌特的情报里老有他，这是怎麽回事，要弄清楚。”原来中共中央军委二局破译的国民党特务的情报中时常有“习仲勋提供”的字样。一年前习仲勋已由中共关中区委书记调任绥德地委书记，并主持绥德地区的审干和抢救运动。“这是调动的原因，不过他自己并不知道调动的原因，只是服从调动而已。在我写这段历史回忆录前，他始终不知道。”②师哲回忆说：
　　1943年11月我到了关中，那时关中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已经是满城风雨、草木皆兵了。如：说关中军分区司令员文年生的爱人是“特务”，妻弟也是“特务”，文本人虽说还不是特务，但因“特务”在他身边，自然不能信任。专员兼保安分处处长汪锋是“特务”，几个书记、副书记也靠边了。连关中秦腔剧团的团长，因同汪关系密切，也被当成“特务”。只剩下副书记段德章和张德生可以商量事。
　　为了摸清问题，我到关中未声张，但很快有几件事引起了我的思索：
　　第一件是：已调离关中一年多了，敌人的情报中还有“习仲勋给情报”的话，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可是为什么竟会有此情报?
　　第二件是：我到关中，在转角(地名)停了一下，和一个脚夫聊过几句话，马上就从国民党的密电中截收到“贺龙到关中，穿黄呢子衣服”云云，国民党著实紧张了一下。我一看，穿黄呢子衣服的只有我一个人，那是把我当成贺龙了。可见国民党的情报并不那么准确。
　　经过调查分析之後，把疑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此人名叫杨洪超，家在边区境内的马兰，家庭中人口较多，他本人住在国统区的职田镇，都是双方的边沿地区，来住频繁。杨洪超是布鲁收买了给我们做情报的，他的叔叔是我们的交通，布鲁又让他的叔叔监视他，但是对他为国民党做假情报的事却不知晓。
　　淳耀县保安科长贺生高手下有在职田镇的人，摸清了杨洪超的住处，一天晚上，由保安分处干部王天民带六七个武装，半夜越过边界，到杨洪超的家，破门而入，两口子睡得正香，武装人员把女人带到一边，警告她不许出声，不许孩子哭，让杨洪超赶紧穿上衣服跟著走。一家人全都吓傻了，只有哆嗦的份了。事情办得很利索，狗都没有叫一声。他们经过敌人的岗楼时，可以听到岗楼上的说话声，也没有被惊动。
　　我在马兰附近的正营等候，把杨洪超押到张德生的办公室，我们二人审问。审问之前，先来个下马威，把链铐往他面前一扔，告诉他这是他的“最後开头”。杨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了。
　　问：你给国民党的情报是哪里来的?
　　答：我编的。
　　问：为什么要编假情报?
　　答：为了挣钱、骗钱(国民党特务机关按情报的价值付钱，这是被扯上的根本原因——笔者注)。他怎么查呢?我说的都是边区的事。
　　问：都什么人给你情报?一个一个说!
　　答：假的，全都是假的，我知道谁的名字就写谁。
　　问：文年生的老婆你知道吗?
　　答：她是咱地方上的山东人，谁不知道?
　　……
　　对她的交代一时不敢完全相信，可是很快从敌方得到了证实：国民党特务机关如丧考妣，说他们失去了一位最重要的情报专员；西安派了个师级干部专程到职田镇查处此事，并给上司报告说：“中共袭击了我们，使我们损失一个重要专员，言之令人痛心。”而且此後，确实再也没有收到国民党方面有关边区的情报。
　　关中大批干部受冤枉，怎么收场?於是开了大会，让杨洪超讲话，因为他捏造假情报，害了不少人，意思是说干部受冤枉，事出有因。
　　在关中两个月，基本搞清了问题，我於1944年1月回到延安。③
　　由此看，这起特务案件，也并未构成真正的“特务案”性质。准确地说，这是一起“特务离间案”，但从特务杨洪超的本心著眼，却又与案件性质相去甚远。
　　据师哲回忆，他曾放过一个真正的特务，但这个特务也未在边区搞过重大活动。他说：
　　我自己做敌人的工作也有失败的例子。国民党统治的榆林有个营尔宾，在莫斯科时和王友直(现陕西省政协委员)同学，我也认识。1944年初，他从榆林经延安去西安开会，打算穿越延安。他是榆林三青员负责人之一，他一出发我就知道了。当他夜晚到了延安，并在南门外二十里铺歇脚时，我派人把他找来。
　　我问他：“认不认识我?”
　　他说：“老朋友了。”
　　此人本来也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国际的米夫关系密切，可是这时，他说他是国民党员。我要他为我们工作，他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无所谓给谁工作。”後来可能是害怕，还是答应了同我们合作，并签了字。他到了西安，在三青团的会上，把我同他的谈话全部捅了出去，还把师习德(我过去的名字，他知道)大駡了一顿。④
　　还有一些人的确“失足”过，但在“失足”时并未泄密，重新回到中共党组织後，则又一心一意地为党工作著。据师哲回忆说：
　　XX，河南省委书记，山东人，在延安期间同我有来往，任弼时同我一起审查他的代表资格时，我认为他有问题，因为他被捕後很快就被释放了。任弼时说我神经过敏，通过了。待“七大”开过之後，他向中央坦白，承认自己“失足”过，但没有干坏事。
　　XX，山东省委副书记，也被国民党特务“突击”过，组织上不了解，“七大”当选为候补委员，他也向中央作了交代，并要求取消他候补委员的资格，中央同意了。
　　XX，福建省某地委书记，青年，也是“七大”後自己坦白的，可他瞎编了一套与特务作斗争的故事，也被取消了候补委员的资格。⑤
　　另据杨尚昆回忆：
　　康生离开延安时，李富春、邓发和我去找他，问他发动抢救运动那些情报的来源，康生的态度仍非常暧昧，只说那个时候还是有材料的。什么材料呢?後来一查，大概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国民党西安特务站的CC份子陈建中给当时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发过一个电报，说中共在陕北地区的一个领导干部，是他的同乡和同学，要何绍南进行策反。这个电报被康生截获了。陈建中也是莫斯科留学生，我担任国家主席时，他到北京来，还见过我。其实，问题不在於他有没有同学在延安，而要看我们的同志有没有接受敌人的策反。康生却不管这些，轻率地断言陕北的党有问题，西北局也有问题，最危险的敌人在上层。更荒唐的是，胡宗南在西安的“反共救国队”有意散布的政治谣言，竟也被康生用作“抢救失足者”的根据。“反共救国队”的队长是梁干乔，广东人，黄埔军官学校一期毕业生，1926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夏，因托派问题被遣送回国。他有意制造假情报说：每一次知识份子到延安去的时候，我们都派人进去，一共打进了多少人去等等。康生就把它作为重要依据，在大会上宣布“特务如麻”，“延安的知识份子最少有一半是国民党派进来的”。⑥
　　究竟应该如何看这些人的“特务”性质呢?由於现代史上国共两党的错综复杂关系，共产党内一些干部的身份也很复杂。早期党的大多数重要领导人都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毛泽东就曾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当然这些问题的历史情况是不言自明的，无需追查。抗战初期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这个时期同样也有上述国共第一次合作中出现的干部身份复杂化现象，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查出的大部份特务嫌疑份子都是这种情况。另外，由於某一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中，一些人被敌人逮捕，被迫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表示向敌人投降，当他们重新回到中共党组织後，再向党彻底坦白，这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这在中共党史上也有先例存在。
　　尽管如此，我们根据所有掌握资料统计，除“戴案”中涉及到的46名特务外，整个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搞出的特务，总共也超不过十数人。而且这些特务，从严格意义上说，都并未构成特务的“真正”罪行。如果对这些人要绳之以法，当然还需慎重行事。从1943年底到1944年初，中共中央针对抢救运动中的种种错误，发布了一系列关於甄别工作的指示。最後的结果是真正属於“叛徒”、“特务”或暂时无法作出结论的只占1.2％。解放战争爆发後，对於那些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作出结论的，毛泽东指示：“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上前綫去做去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们跑到国民党去”。这样，被“抢救者”除极少数外，几乎全部都得到了解放。
　　另外补充说明一点，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审查出来的与特务实际有关联的案件，几乎全部都出自保安人员之手；而凡经康生插手搞出来的“特务”案件，又几乎全部都是冤假错案。
　　结论：真正的特务其实寥寥无几，而这寥寥无几的特务又与康生一手策划的大规模抓特务的抢救运动毫无关系。这完全是一出唐·吉珂德式的风车战，是一出货真价实的荒唐闹剧。而值得深思的是这种荒唐闹剧的模式以及思维方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不仅没有绝迹，反而变本加厉，一次又一次堂而皇之地在神州大地反复上演与重复，直至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登峰适极的程度，将共和国几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① 1997年9月在延安大学采访吕璜记录。
　　② 师哲、师秋朗：《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习仲勋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任陕甘苏维埃委员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干部，他卷入特务案那是非同小可的事。
　　③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
　　④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
　　⑤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
　　⑥ 见《杨尚昆回忆录》，转引自《书摘》2001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