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整风、审干、抢救运动发展过程中，绝大部份人被康生制造的假相和紧张气氛所迷惑，他们始终没有从思想上和理论上搞清楚运动的真相和实质。他们只知道自己被冤枉了，其他很多人也被冤枉了，但所有被冤枉者是怎样被冤枉的?发动运动的决策者有没有责任?操作运动发展进程的人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哪些政策的界限被混淆了?以至於怎样来认识和估价这场在共产党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运动?通过这场运动我们应汲取些什么样的教训?……诸如此类的种种问题似乎并没有多少人进行过深思。即便敢於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直谏的高中级干部也只是陈述问题，对上述问题也并未做深入的思考。
　　悲剧已成既定事实，历史运转的正常趋向无疑应该是对已成既定事实的悲剧进行深入的思考、认识和估价，进而从根本上剔除其成因。否则，悲剧的种子将潜藏在历史运行机制的深层土壤中，一旦有机会，它就会生根、发芽，再次制造出更多的无端悲剧来，同时也将加重悲剧的沉痛砝码。
　　1944年，毛泽东在多种场合下作了令抢救运动中的许多受害者感激涕零的自我批评，然而康生却再一次巧妙地推卸了责任。据师哲回忆说：
　　1944年春，中央一再催促西北局将审干、肃反工作做个总结。这个总结报告由我和周兴起草，我们如实地叙述了运动的经过，承认了许多缺点错误，提出了纠正的意见。康生命我们写好一部份就送他一部份，於是分段送给了康生，稿件全部交给他以後，他压了好几天，最後说“不能用”，而是他自己重新编了一套。
　　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题为《关於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大摆其“功”。他说：“在这一年零两个月的工作中，我们清出了许多暗藏的侦探奸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创造了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巨大的成绩”是什麽呢?他说：“我们在党的组织内清出了托派、国特王实味等内奸份子；在政权系统中清出了王毓瑛、吴南山、樊作材等特务份子；在军队中清出了吴奚如、许遇之等暗害份子；在民众中清出了杨宏超、邓应贤等特务份子及其组织；在学校系统中清出了乐丁生等特务份子；在工厂系统中揭破了张志刚等特务份子……”
　　他所列上述名单中，除了吴南山确系“戴案”份子、杨宏超是军统特务(此人并未向军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他瞎编情报为了卖钱，并很快破获了)，除邓应贤、张志刚二人我不了解以外，其余都是地地道道的冤假错案。
　　他报告的基调是一味肯定成绩，反对“极右”。他说：“我们这次反奸并未完结，仅仅是从坦白运动开始转入甄别工作。在过去坦白运动阶段中，我们突破了特务，巩固了自己，在思想上消灭了被资产阶级同化的危险，在组织上保障了内部的纯洁，在反奸工作上创造了新的路线、新的方法，得到很大成绩。如果不进行这项工作，就会使党受到很大损失。在这一点上如果遇有怀疑，那就是极右的观点。”
　　对运动中的错误他也说了一些，但他是这样说的：“有些同志以‘特务如麻’的主观主义代替群众性的正确认识，不晓得提出某些人有特务嫌疑时，必须慎重。许多人只是有些可疑，就认为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定有庞大组织；既有组织，定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一个被提出的人，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组织系统，一定要求他供出许多特务关系，一定要信以为真，不准怀疑。如果这样——确有许多地方是这样，那是错误的。如果有了这种主观推论的方法，必然产生扩大化的结果，产生出逼、供、信的各种形式来。”
　　他所说的这一切错误估计和错误作法，全部是他自己所为，他从来不曾提醒过人们“慎重”，然而他把责任轻飘飘地一股脑儿推到别人(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头上，与他丝毫无干。所以周兴对我说：“这样的报告，只有康生能做，我们是作不了的。”①
　　诚然，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为害於人民的人，终究要得到历史的惩罚。但是，历史的短期行为却往往是不公正的。正因为康生作了上述那样的报告，所以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仍然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据说毛泽东为其做了许多工作)。从康生个人与党的关系角度著眼，这仍然是一片看不透底的泥塘。
　　不过，在翻阅大量历史资料过程中，我们终於发现了一份令人欣慰的“意见书”，从这份“意见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位置身於洪水泛滥中的反思者形象——这就是当时在中央青委任职的蒋南翔。
　　蒋南翔在延安整风和审干运动中，曾先後参加了“青委”和“民委”(青委和妇委职委合并而成)的审干和“抢救”工作，1945年3月，他对这场运动作了认真而深入的总结和反思，并写成一份《关於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上报於刘少奇同志和党中央。全文如下：
　　(一)中央青委的抢救运动
　　早在抢救运动以前，在1943年4月中旬，青委本就依照中央原先的指示，将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和机关的精简工作都已做完……
　　但在5月间(即我从边青搬回杨家岭不久)，青委和妇委、职委合并成立了民委学委会，说是仍将继续审查干部的工作……因此，没有办法，青委也就只能和职委妇委一道，抛开一切工作，重新关起门来审查干部。
　　青委合并到民委以後的干部审查工作，不能在此详细赘说。总之，在抢救运动初期，妇委、职委纷纷突破，并且他们人多，汇报“思想动态”时可以报告出一大串人的情况(现在已可很清楚地知道这种“突破”、“思想动态的汇报”是怎么回事)，而青委当时正式的工作人员仅仅只有4个人，连家属病员在内，一共才只有8个人，正式提出的抢救对象只有……2个人，无法报告得出那麽许多名堂，曾因而不止一次地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批评。
　　在几次批评以後，我抱著一种想把自己工作做好的心情，曾经紧张卖力地连天连夜的工作，以期使青委的抢救工作获得成绩，并有一个时期——抢救运动前後的三四个月中，我的思想也钻了牛角尖，我完全接受当时抢救运动中所流行的那种思想和作风，我用尽心机从被审查同志的身上找矛盾、找岔子，并没有确实有力的证据，只是抱著一种“死硬”的成见去观察对方，强迫“反省”，强迫“坦白”，企图用各种方法强制被抢救的对方戴上自己所凭空预制的帽子，只感到对方不肯一如自己主观所希望的那样承认问题的可恶，毫没有用一份心思来反省和考虑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
　　但是，工作是吃力不讨好，我自己那种极端主观武断的思想，也终於不得不逐渐被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所唤醒过来。譬如说：许多所谓坦白份子，都在语无伦次，莫名其妙地乱咬胡说了。像杨学诚这样纯洁优秀的青年同志，竟被指为“特务头子”了；像北平的“一二·九”运动，竟被怀疑为国民党的“红旗政策”了。而青委的审查干部工作，也愈来愈在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下面进行了，诸如此类的事实，都不能不引起我对於这种普遍推行“抢救”方式的根本怀疑，不能不刺激我深深地思索，苦苦地思索，差不多是一日数次地在头脑中盘旋著这个问题。
　　在1943年10月、11月的时候，由於许多切身的实际体验，已使我敢於确定地相信：青委的抢救运动是根本失败了!这“失败”，我的了解不同於当时各方面(主要是民委的领导者)批评青委的那种见解，认为青委未能如职委、妇委那样“突破”许多“特务”，因此应该承认“失败”——而是相反地感觉到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千篇一律的“反特斗争”至少在青委所获得的不是任何积极的效果，而是相当严重的损害!因为同志之间不是增加团结，而是增加隔阂；在草木皆兵的空气下，党与党员的关系不是靠近，而是更推远；同志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果不是提高而是萎缩；三风不正的毛病在有些同志身上不是得到改进而是更其发扬……
　　在1944年的4、5月间，听到“一二·九是红旗政策”这类观点，已在不少地方把它作为审查干部的尺度，我感到这样地推演下去，实在於党於革命太有损害，因此我曾直接找过一次少奇同志，简单申诉了我的意见，并且正式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抢救运动这种方式是否妥当?
　　1944的年7月间，我参加边区文教工作组到陇东去工作，顺便也看到了那里抢救运动所造成的严重後果。马克思说过：“已经发育的身体，比构成身体的细胞，是更容易研究。”假使研究延安抢救运动的毛病还如研究构成身体的细胞那样不太显著的话(其实也是相当的触目惊心)，那么观察陇东的抢救运动，真就可以说是像观察已经发育的身体那样一目了然。我深深感觉到：我在陇东亲自身历其境所得到的印象，和康生同志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报告中的估计存在著相当大的距离(关於陇东的抢救运动的反映另见附上的材料，兹不多赘)。陇东的抢救运动的情形，对我是提供了这样众多而且有力的活生生的证据，以至不能不使我对於抢救运动的总的方针发生更深刻的怀疑。从陇东回来後，我就想写一个关於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因为种种缘故耽搁下来。在此期间，曾听了邓发同志在民委检讨会上的两次正式报告，康生同志在中直大会上的一次报告(12月30日)，但在我思想上仍没有解决问题。因此我仍还是把已在头脑当中盘旋了一年多的疑问，总括地写在下面。
　　(二)对抢救运动的估计及其方针的检讨
　　抢救运动所得的成绩和所犯的错误，究竟应该如何估计?我以为仍有严正的重加全面检讨的必要。
　　“一年的反奸斗争，我们收到伟大成绩。但在执行正确路线时，工作中也产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最主要的是：有的地方因经验不足，对大部不捉的方针，没有及时注意；有的地方对九条方针，宣传不够，对宽大政策与争取方针，没有贯彻到底；有的地方不注意调查研究、轻视证据，重口供；有的地方忽视分清是非轻重，对清查特务与保护好人没有完全统一。因此就产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错误，基本上是进步中产生的，即斯大林所说的‘实行正确的政策时有了过火行动’……”
　　这是康生同志去年4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所作的估计。
　　应该承认，康生同志的这一报告，曾在此次审查干部过程中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它帮助同志们纠正了在抢救高潮中流传下来的许多过左观点，有力地推动和指导了甄别工作的进行。但是，康生同志对於抢救运动的上述估计，我以为仍有值得商讨的地方：第一，对於抢救运动产生错误和缺点的分析(如云没有及时注意大部不捉的方针，没有足够的宣传“九条方针”，不注意调查研究等)，康生同志只是指出了一般错误的现象，并没有指出产生错误的最主要的根源。第二，康生同志对於反特斗争的成绩和缺点的估计，和客观的事实不完全符合。
　　我亲身经历和知道得最清楚的中央青委的抢救运动，就是一个最显明的例子：第一，已如第一节所述，这是一个根本失败了的工作，绝对(我敢於说是绝对!)不能自欺欺人地说是成绩多於缺点，说是“这些缺点和错误，基本上是进步中产生的”。第二，中央青委抢救运动产生错误的最主要的根源，也不是康生同志上述估计中所列举的原因，而是根据中央青委当时的具体情形(审干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有没有再来一次抢救运动的必要的问题(当时我曾提议青委下乡锻炼，已见前述)。
　　我是这样认识：中央青委除非不“抢”，要“抢”就得“石子里榨油”，非硬逼硬斗而犯“逼供信”的错误不可。因为当时提出的任务是要在十天半个月的短时期内解决问题，在这种短促突击之下的斗争方式和工作态度，客观上也就不可能不鲁莽、不草率。如不气势汹汹地威逼镇压，大喊大叫，那就不但要在如火如荼的抢救高潮中显得落后，而且会被认为是对反特斗争消极怠工，是对特务没有“义愤”，是大有问题(青委在抢救运动中的遭遇正是如此)。因此，我认为中央青委抢救运动错误的最最主要的根源，是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发动这种“短促突击”的“无的放矢”的公开斗争，这种气势汹汹的“抢救”既已发动了，那么严重的错误就决然难免。至於康生同志在上述估计中所指的那些产生错误的原因，其实只是说到了比较次要和枝节的问题(当然，不要短促突击的抢救运动，并不等於不要审查干部工作)。
　　这是显然无疑的，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抢救运动中间是相当的普遍，青委绝不是唯一的例子。因此，抢救运动的结果，究竟应该如何估计，是值得全面地重新检讨。
　　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抢救运动使同志们纠正了自由主义，提高了阶级觉悟，推进了工作效率。然而这些断语，到今天看来，殊有加以“复审”的必要。在抢救运动以后，诚然似乎有过上述积极效果的一方面，但同时绝不可无视这一事实：正是这个抢救运动，它还有产生更多消极因素的另一方面。
　　在抢救运动期间，所有的坦白份子及嫌疑份子都竭力想表现自己，紧张积极，不敢丝毫懈怠。当抢救运动的紧张空气过去後，他们就泄了气，因而另一方面的消极因素也愈来愈暴露出来了。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们(他们在坦白份子中的百分比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是有到处发牢骚、更厉害的发展了自由主义的呢?有的。是不是有工作情绪更加消极、工作效率更为低落的呢?有的。是不是有神经受了刺激，弄得精神失常、语无伦次，以至在好长的时期内都不能恢复过来的呢?有的。是不是有隔阂存在於“抢”与“被抢”的同志之间呢?有的。这种情形是不是个别的现象呢?不是。无论机关或学校，这种现象毋宁说是相当普遍地存在著。因为被戴错帽子和被当作嫌疑份子看待的人是这样多，他们在抢救运动中受了委屈，吃了苦头，自然要在那一个人的心中发生一定的反映，只是各人认识的程度和表现的方式各有不同而已。要求他们完全满意是不客观和不可能的。如上所述，我们把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情况比照一下，那么，我们就显然不能把前者不成比例地夸大起来，当作一种代表的趋势来看待了。
　　有的说，无论如何，在抢救运动中是比过去抢出了更多的特务，这个成绩是不可抹煞的。对的，抢出一个特务也是成绩，何况抢出许多个。在这个意义讲，抢救运动的成绩是无可怀疑的。但另外还应说明一点，就是这些成绩，究竟是用了什么代价而取得的?
　　假使一个国家，在国境内发现了少数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的第五纵队，因此就立刻颁发全国总动员令，对隐藏著的少数第五纵队公开宣战，那么，大家知道：动员和武装起来的将士就要寻找敌人作战，但敌人是非常之少而又非常之隐藏，於是找错对象，自相火併，也就只能命定地成为必然的结果了。在这种盲目的战斗中，虽然也会碰巧击中一些敌人，但却更多地伤害了自己——我以为，这正是前年全党所发动的抢救运动的写照。
　　如果事後总结，仍还认为这是一次胜利的战争，因为它击倒了若干敌人，美中不足的仅仅是指挥和作战的艺术还不够熟练，因此在执行正确方针下面有了一些过火行动。那么，这种估计显然不能说是全面的。
　　其实，只要是下了总动员令，向极少数隐藏著的敌人宣布了大规模的战争，那我们就确定地做了“傻事”。因为我们最大限度的满足了第五纵队扰乱我们的目的。在发动了战争的前提下，纵然是各级干部都有极丰富的指挥经验和作战经验，能够使自己的部队在动员、调遣、作战的过程当中不受任何意外的损失，事实上这也仍然不能估计为成功的战争，因为在全国动员的战争状态下，正常的建设秩序完全破坏，整个国力的消损，则远非破获若干第五纵队所可补偿的(自然并不是说第五纵队的破坏性不严重，我们可以对他们放任不管)。同样，在边区的抢救运动中，大家几乎把一切正常的业务都停顿下来，在这种紧张的时代，使全党损失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宝贵光阴。回想在整风学习後，当时有许多同志都热烈地要求下乡，的确是在党内涌起了一种蓬蓬勃勃的革命热情。可惜我们没有适时地把这种革命情绪，引导到各种实际工作(其中也包括审查干部及保卫工作)上去，而是完全把它引导到抢救运动中去，加以浪费了。假使在此期间，让这整风以後的几万干部，带著新鲜泼辣的精神好好下去工作两年，那么，不仅对党的工作，对干部本身的锻炼，都将获得比现在更好的结果。
　　因之，抢救运动中抢出了特务，若就单纯的保卫工作的观点来说，这自然是有成绩的；但若就党的全面的利害得失衡量起来，那应说是得不偿失。其实，审查干部的工作，完全可以不采取这种抢救运动的方式而进行，并且能够进行得更稳当和少发生毛病一些。
　　有的说，抢救运动是成功的，我们获得了很宝贵的经验，这种经验是有历史意义甚至是有世界意义的。诚然，我们是从痛苦中获得了很可贵的经验。但从一个运动获得经验是一件事，而这个运动是否成功，是另一件事。我们可以说是从大革命时代的陈独秀主义与冒险盲动的立三路线获得很宝贵的经验，并且说这种经验是有历史意义，但却不能不说大革命和立三路线是失败了(自然抢救运动的错误和立三路线等的错误是有原则上的不同，下面还要说到的)。
　　有的说：历史不能腰斩，抢救运动是从整风运动中的坦白运动发展而来，它的某些缺点又在下一阶段的甄别工作当中得到纠正，坦白运动、抢救运动、甄别工作形成著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个运动，它是有很大的成绩，它是基本上成功的。所谓整个运动基本成功，若是广义的指整风运动而言，自然是对的。若是就审查干部的范围说，那么我们只能说，坦白运动发扬了每个人对党坦白的自觉性，甄别工作纠正了抢救运动的过火偏向，二者可说是基本上成功的。至於其中抢救这一部份，我们就不能不说是有更大毛病，其毛病就是轻率地对不很确定的假想敌人下了广泛的总攻击令，这显然不能估计为仅仅是技术上的错误，而应估计为这一阶段或这一部份(仅仅是这一阶段或这一部份)的基本方针有了毛病。我们这样认识，并不是对“历史的腰斩”，而是对问题的具体分析。
　　即如前年8月15日中央关於审干的“九条方针”的决定，这是抢救运动中的基本方针，大家都承认，这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它给反奸斗争指示了许多正确而重要的方法，特别是它明确地提出“一个不杀”和“分清是非轻重”的方针，保证了抢救运动没有陷入“难以挽救”和“不可收拾”的窘境。但严格地检讨起来，这个决定依然有其缺点，缺点就是它基本上批准了当时对於特务的夸大估计，如云“特务之多，原不足怪……”，批准了运动中的那种斗争方式；批准了而且推动了一次前面已说过的错误的大规模战争。这就不能不在某种意义上助长抢救运动的错误的蔓延。例如延安以外的各地抢救运动，就都是开始在这一决定发出以後，但他们仍不免於重犯延安的错误，甚至他们把延安各种抢救的方式加以翻版，加以发扬光大，因而造成了更大的偏向。因此，假使现在有一个什么地区又要进行类似的抢救运动时，那么我们最妥当的指导方针，就是应该要他们赶快停止这种带有损害性的盲目斗争，釆取另外一称更稳当的处置。
　　抢救运动——这种没有确实把握的发动全面的短促突击的反特斗争，我以为并不是整风运动中值得保留的组成部份。抢救运动的发动，我以为在整风运动中是“画蛇添足”，是美中不足。
　　(三)关於抢救运动的群众路绝问题
　　关於群众路线的问题，是此次抢救运动当中值得特别提出来检讨的一个问题。
　　共产党做任何工作，都需要依靠广大群众。此次抢救运动中，提出反奸工作的群众路线的主张，在原则上是毫无疑义地正确和必要的。但群众路线在反奸工作上应该如何具体应用?应该运用至何种程度?这就还有更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必要。
　　在抢救运动中所表现了的群众路线，就是所谓“高度的群众运动”，最主要的，就是抢救运动中所采用的普遍的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大会。所谓要“将群众发动起来”、要“发扬群众的火力”、要“善於掌握群众情绪”等等，事实上也正就是指领导群众斗争大会而言。
　　对於在抢救运动中所组织和发动的那种普遍到每一角落的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大会，即所谓抢救大会，我是这样认识：这根本不能被看作是反奸工作中的正确的群众路线的运用。因为这不是正确地启发了群众的警觉性，而只是无限制地发扬了群众的盲目性。
　　对於“群众路线”这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了解?马克思说：理论掌握群众，就成为物质力量。我们所要求的群众路线，也正应是在正确理论掌握下面的群众行动。因为只有这种在正确理论指导下面的群众行动，才能产生最伟大的物质力量，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群众路线。但是各种不同性质的工作领域，有各种不同性质的特殊规律；因此，我们也要求须有各种不同性质的群众行动，来适应各种不同工作领域内的不同规律。因此，我们不能有抽象的一般的群众路线，只能有适应某种工作规律的某种具体的群来路线。例如农民运动所要求的群众路线是一回事，反奸斗争中所要求的群众路线又应是另一回事。不问何种场合，不问具体的工作性质，都简单地把某一种固定的内容(如云“发动群众斗争火力”之类)当作是群众路线的惟一商标和万应灵药，那是不恰当和不能解决问题的。
　　在农民的减租斗争中，只要能够把广大群众的斗争热情发动起来，就可能取得胜利；但在反奸斗争中，问题就决不如此简单。在我们统治下，内奸是以非法的地位和隐藏的面目存在，我们要取得反奸斗争的胜利，关键不在於是否缺乏对付敌人的斗争火力，如像农民的减租斗争那样，而是仅仅在於是否能够正确无误地认出他们的内奸的面目。内奸一经识破，那就等於被解除了全部的武装，不能再作任何有效的抵抗。因此，我们在反奸斗争中所要求的群众路线，主要应该是怎样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来帮助识别内奸的问题，不是要依靠群众力量来镇压特务的问题(在我们政权下，镇压内奸的力量是绰绰有余的，不成问题的)。但在抢救运动中所普遍盛行的群众斗争大会，假使现在冷静地检讨一下，那么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承认：那种叫嚣鼓噪的空气，那种如醉如狂的情绪，那种毛手毛脚头发胡子一把抓的斗争方式，实在无法使我们能够清醒和客观地进行考察和识别内奸的工作。所谓依靠群众的力量，事实上是成了依靠群众的喉咙，依靠群众的拳头，依靠群众声势汹汹的态度，依靠群众来做打气加油的啦啦队!所有这些，和搜集真实材料、判断客观情况，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这种完全沉浸在群众狂热情绪下面的斗争大会，相反的结果只是使得大家的头脑愈来愈偏激反常，视线愈来愈模糊混乱，事态也愈来愈扩大化。这种所谓“群众路线”，如果不是中央提出“甄别工作”加以补救，如果还继续“听其自然”地发展下去，辗转牵连，那就不知要弄到怎样“不堪设想”的地步。然而这种带有盲目性的群众斗争大会，却一直被认为是反奸工作中群众路线的重要部份，这真是对群众路线的莫大误会(自然绝不是说群众的斗争热情不好，而是说用错了地方)。
　　群众性的反奸大会不是不可以开，而是要开得很慎重。譬如我们的《解放日报》，它随便发表虚伪和错误的东西，那么就会在群众当中引起极大混乱，起著非常有害的作用。同样，群众大会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无异是一份活的“解放报”，而所有参加群众大会的人，也就是这份活动报纸的认真的读者，他们都从这份活的报纸(大会)上得到党的暗示，得到行动的号召。因此要开这种大会，也必须尽量求其正确真实，不能随便发动没有确实把握的群众斗争大会，以免造成不良后果(此次抢救大会就是现实的例证)。
　　邓发同志曾几次以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例，来为抢救运动中的群众过左行为辩护说：大革命时大家责骂湖南的农民运动“过火”、“糟得很”的时候，毛主席却偏偏说是“好得很”。现在许多同志也批评抢救运动中的群众过火了，他也要说这种群众的斗争热情是“好得很”。但是，这样的看法是忘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湖南农民运动和边区反奸斗争的具体区别。
　　在大革命时的湖南，农民把地主打翻在地上，并且还要踏上一只脚，那种打击是毫无错误地落在地主阶级身上的。毛主席拥护这种“过火行动”，是发扬了广大农民的解放自己的斗争积极性。在边区的抢救运动中，群众的种种过火行动，现在事实证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打击是落在自己同志的身上。赞成这种过火行动，客观上就只能是鼓励党内的互相猜疑，盲目斗争(自然奉令作战的群众斗争热情还是好的，他们无可厚非，但事情的是非曲直仍应弄清楚，庶可作为前车之鉴，不致重犯错误。特别是指挥群众作战的领导者，更不应不从痛苦中接受教训)。
　　反奸斗争是一种比较专门和复杂的斗争，不是较有专门知识的专门人员，不容易熟练地掌握这种专门和复杂的斗争。虽然一般群众能够在反奸斗争中发生一定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必须有意识地加以充份的注意和运用(过去忽视这种作用是不对的)，但另外却必须承认一般群众在带有专门性的反奸斗争当中所起的作用，仍是有其一定限度，假若给予的任务是超过他们所能胜任的程度，那就反而会把事情弄坏。
　　为了保证广大人民身体的健康，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推行广大的群众卫生运动：如进行医药卫生的宣传教育，提倡科学的卫生习惯等等。并且这种群众卫生运动能在广大人民的保健工作上面起著极端重要的作用。但是假使发生了严重的疾病，或是发现了严重疾病的徵候，那就应请专门的医生来医治和诊断。假使大家随便按照一点一知半解的医药卫生常识，就大胆地乱投药石，甚至乱动手术，那就会发生很危险的结果。这里就得承认群众卫生运动在保健工作上所能担任的任务，是有其一定的限度。同样，为了保护党的纯洁，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推行群众的防奸运动，打破保卫工作的神秘观念，进行普遍的群众防奸教育，加强群众性的锄奸工作(如把破获特务的典型例子作为群众的防奸教材，利用群众大会、出版物、展览会等各种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来提高干部和一般群众的政治警觉性和反奸斗争的知识)，以及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随时在日常的各种实际活动中，进行盘查或检举混进来的坏人。这种群众的防奸路线，就能使党在反奸斗争中获得最众多最明亮的群众的耳目，大大增加破获特务的可能，减少特务活动的间隙，给予我们的反奸斗争以极大的支援。但是远远地超过这个限度，完全放任所有无经验的群众“瞎子摸鱼”，捉迷藏似的在一切自己的队伍之中乱找特务，乱作斗争，并名之为反特斗争的群众路线，这就无异叫所有无经验的人给自己周围的一切真伪莫测的假想病人乱投药石，乱施手术。其结果当然就要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假使我们仍要说“这是群众路线”、“这是好的经验”，也就未免太勉强了。
　　(四) 关於知识份子的问题
　　此次抢救运动中，在审查新知识份子工作上面，产生了最普遍和最突出的偏向。
　　康生同志在西北局高干会的报告中，对新知识份子的问题，曾作了这样的指示：
　　“在坦白运动中，又增长著不相信新知识份子的情绪，或怀疑其中很多人是特务，甚至有的工农老干部中有报复主义的宗派思想，这也是错误。不相信新知识份子，对他们歧视，或对他们报复的宗派思想，要彻底克服。”
　　康生同志上述的意见是正确的，它纠正了许多对於新知识份子的偏见。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种偏向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单是说对新知识份子有宗派思想，还不足以完全解释这一问题。
　　知识份子审查工作所以产生偏向的主要原因，我以为是由於在两个基本问题上，我们有了错误。
　　第一个问题，是政治认识和政治估计上的问题。
　　不管自觉不自觉，不管承认不承认，在抢救运动中，是暴露了我们在政治认识上的模糊，暴露了我们对於马列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惟一真理这一点，还缺乏深刻和坚定的信心!
　　虽然我们平时也都抽象地承认马列主义是有史以来全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中，马列主义能够战胜任何党派的思想，取得最大多数革命知识份子的拥护。但在此次审查干部中，差不多就由我们自己完全推翻了这种前提。对於一般革命的知识份子来说，我们竟不相信马列主义比三民主义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甚至许多知识份子已在党内受了好几年教育，做了好几年工作，我们仍还相信他们是坚决拥护三民主义的可能性更大些。只有一些没有接触过其他别的思想学说的工农同志，才是保险和可靠的同志。这里，马列主义的思想，事实上就完全被看作为一种软弱不堪、破烂不堪、丝毫经不起任何战斗的一堆废物，而三民主义倒被看作是最能获得广大知识份子信仰的思想了。此种观点出之於我们共产党，说来是非常可怪的，但事实确然是如此。例如陇东的抢救运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那里在抢救运动时，正式肯定了这样的观点：国民党於1935年起就在全国实行党化教育，所有那时以後来到边区的知识份子，无例外地都有问题(听说这说法是西北局已故的李景波同志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提出来的)!因此，陇东的外来的知识份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几是被“抢”了(全陇东只有两个外来新知识份子未被抢)。“抢”得所有的外来知识份子叫苦连天，怨声载道(这是我亲历的见闻)!
　　第二个问题，是组织上的干部政策问题。
　　在抢救运动中，新知识份子同志大多被抢或被怀疑，并且大多是工农干部负责审查他们的工作。但知识份子和工农同志是走著很不相同的道路而来到革命阵营里的，他们在生活习惯、社会经历、思想作风等等方面，都会存在著相当大的距离。因此从工农同志的眼内看来，知识份子的历史就有许多不能解释，并且他们又把这些不能解释的肯定下来，认为是有了“问题”，而被审查者这时差不多是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并不是绝对不让他们说，而是说了也根本听不进。这样，客观上就使知识份子干部的政治生命，处在一种缺乏比较公平合理的条件的保证下，受著片而审判了!这样，主观上虽想不犯或者少犯错误，也是不可能了。何况有些工农干部，甚至很负责的领导同志，对知识份子干部抱有一种宗派主义情绪，自然就更是“火上加油”，一发不可收拾了。明明是内科医生，偏偏要叫他们动复杂的外科手术，在干部政策上讲，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轻率地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广大知识份子和马列主义结合的可能性，轻率地剥夺对於知识份子党员的信任，这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在分析和处理现实问题上的具体反映。教条上说：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是动摇的阶层，它不是无产阶级的亲骨肉。因此在反奸斗争的抢救运动中，知识份子党员就受到了“另眼相看”的待遇。但是我们竟没有全面地具体地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看一看：在他参加革命以来，到底做过了些什么事?起过了些什么作用?这种活的革命历史和革命行动的实践，本应是鉴定一个阶层和一个党员的最主要和可靠的尺度，至於反映那些实际活动的文字上的材料(如自传表格、证明信等)和口头上的材料(如口供、谈话记绿、讨论会上的发言等)和实践相比，只能居於比较次要的辅助地位。因为和整个实践相比，那些反映实践的材料，不能不是比较带有片面性，同一事实在不同角度的反映之中会有距离，甚至同一事实在同一人的反映之中也会因时间和认识的不同而有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惟有活的主要实践应被确认为第一重要的鉴定尺度。但在抢救运动中，我们的主要论点，却常常不是从整个实践出发，而是比较带有片面性的从文字和口头的材料出发。自然，研究实际历史，也并不能离开材料，因此绝不是说不要重视材料，而是说材料必须联系实际，并以实际为主来研究。假使把一个人的实际历史完全放开不提，单单从他的自传、证明材料等等来研究，那么可以断言：我们可以从任何人的材料之中找到某些仿佛成为问题的问题，因为一个从自己的历史实践中所形成起来的思想逻辑，应用到另一个经历并不相同的人的历史材料上去，很难完全吻合而无丝毫分歧。事实也正是这样：在抢救运动中，所有被抢救的人，几乎就无例外地都从他们的材料之中找到了“问题”了，但是现在甄别的结果已证明：这些所谓问题，有极大一部份，都不是客观实际存在的，而是从歪曲的材料或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上产生出来的。
　　我愿郑重地向党反映这样一种情况：此次抢救运动，是在知识份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的新知识份子党员的革命热情(当然不只是新知识份子受打击)。虽是经过甄别工作，时局又处在很有利的革命形势下，情况没有也不致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但这次留在他们精神上的创痕是确实划得相当深，而且至今没有完全平复。抢救运动後，我在延安和陇东，曾接触了不少抗战前平津知识份子同志和抗战後的大後方知识份子同志，有很多人都明显或不明显地流露出一种灰暗的心情，革命的锐气、青年的进取心，大大降落了。甚至有少数同志消沉失望，到了丧失信心的程度。
　　“一二·九”运动和抗战以後，大批知识份子涌进了党来，屈指计算，已将十载。在这将近十年的时期中，他们在党内到底搞了些什麽名堂，起了些什么作用，这笔历史的账，是容易考察清楚的。我以为广大革命知识份子的加进党内来，对我们整个党说，是轮进了一些新血液，增强了一些战斗力量，无论在前线後方，无论在哪个部门，他们都为党做了若干工作，并有许多已为革命而英勇地洒了最後一滴血。他们应该和工农同志同样被看为是党的一种宝贵财富，无分轩轾地受到党的信任和爱护。
　　自然，工农同志有许多优点，新知识份子有从旧社会带来的许多缺点，这些缺点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不能相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缺点可以克服，克服知识份子缺点的主要方法，是要让他们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这是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所明白指示了的。因此我们对待新知识份子，应该是尽量放手让他们到下面去做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使他们的文化知识能有机会和实际相结合。这样，一方面新知识份子就能在深入的实际锻炼中最有效地改造自己，另方面又能使他们的文化程度，转化为各种实际工作上的创造才能，更有效地推进工作(如陶端予同志下乡获得良好的成绩，就是一个具体例证)。
　　应该承认：已经有了好几年党龄的知识份子党员，究竟和一般党外的自由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很不相同。“吃苦耐劳，为人民大众服务!”他们大多是有这种决心和精神准备的。因此，党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领导他们走上中央已提出过的“知识份子工农化”的道路，使他们能够深入工农兵的群众大海中去接受真正“工农化”的洗礼；不必对他们的知识份子出身抱一种太保守的观点，始终只把他们看成为只会看书写字的书生，并把他们的工作范围，也比较地囿於文化娱乐宣传教育一类的狭小圈子内。假使能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多发挥知识份子党员的积极作用(我不是说要无原则地提拔知识份子，而是要知识份子尽量做下层工作，在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中去受锻炼)。
　　1939年《中央关於吸收知识份子的决定》及1942年总政治部《关於干部队中知识份子干部问题的指示》所提出的“容”“化”“用”三项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决定的精神，可惜至今没有为全党所接受和掌握，在此次抢救运动中，此点暴露得特别明显。现在有许多地方(自然不是一切地方)还确实存在著这种事实：领导上无条件地对知识份子抱著某种“戒备”心理，使他们在工作上面无形之中受著约束，不得舒展。另外是还有很多知识份子同志，好多年来，都壅寒在上面的机关学校中，无法接触到实际。这是不是可以认为正当的现象呢?我以为是不可以的。
　　(五)几点意见
　　对於整个抢救运动的认识，总括起来，有以下几点意见：
　　1．抢救运动在反奸工作上面虽然获得了相当成绩，但另一方面却使党受了很严重的损失，而且把成绩和损失相比较，应该说是“得不偿失”。本来只是局部机体的病症，我们却小题大作，施行了全身麻醉的大手术。局部机体的病症虽然治好了一点(也仍不能全部根治的)，但整个人的元气却大大损伤了。
　　2．在抢救运动中，整个组织方针有毛病。中央早就提出的宽大政策，毫无疑义是反奸斗争中的完全正确的方针。但在此次抢救运动中，实际上并没有能正确的掌握这一基本方针。从1943年4月起，到以后康生同志《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全延安全边区的狂风暴雨般的抢救大会。以致抢救大会後的人生观学习(在民委变成了一种强迫反省强迫坦白的组织杠子)等等，只要我们仔细回想一下当时的情景，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当时的所谓宽大政策和争取方针，事实上只是成了一种口头上的陪衬说法。我们对於一切假想的特务份子说：“坦白了可以宽大，不坦白就要镇压!”这显然是把镇压作为我们最後的王牌，这实质上越是强调了镇压的精神。抢救运动中的组织路线，在此是和宽大政策的正确方针发生了分裂了(宽大政策应以真凭实据的事实和感化为後盾，不能以镇压为后盾)!
　　应该承认：我们在群众大会上广泛地对一切不可知的假想特务“将军”，这不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而是多少抱了一些“侥幸心理”办事。但这次的实际经验又一次证明：这种违背了马列主义指导原则的侥幸心理，是不足为训的。
　　3．抢救运动的偏向发展得这样普遍，而且继续得这样长久，暴露了我们党的领导上，是存在著很严重的弱点。第一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有许多领导同志，对於自己直接领导下面的同志，除了知道他们的姓名和认识他们的面貌以外，其余一切，他很少甚至毫不了解，这自然是由於他不想去虚心地仔细地认真了解下面情况的结果。由於存在著这种上下脱节的官僚主义领导，因而在抢救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乱怀疑乱点将和扩大化的现象。第二是领导上的缺乏民主精神。在抢救运动中，很多领导者往往绝对地只把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当作不可动摇的“惟一真理”，对於被“抢”同志的申诉呼吁，或是其他同志的任何不同意见，只要不合自己胃口，就一概拒之於千里之外，丝毫不加考虑。此种专断的不民主的领导作风，就不得不自己闭塞自己的头脑，对於下面的真情实况熟视无睹。因此不但助长了错误的发生，而且使错误发生之后，也不能及早地看到和纠正。
　　今後党内的领导，必须注意贯彻群众观点和民主作风。领导上要真正熟悉下面同志的情形，特别是要尊重每个同志的“党员权利”，没有完全确实根据，不能随便对任何同志滥用“党外斗争”的方式(自然并不是否定严肃的审查工作之必要)。
　　4．但抢救运动的偏向，没有一直发展下去，而是得到了纠正。这里应该说是表现了中央的伟大的坚强的领导。就在抢救运动的最高潮，中央也仍慎重地坚持了“一个不杀”的方针，并且又提出和实行了甄别工作，最後把抢救运动中的偏向纠正过来。依靠了中央的领导，我们才能最後掌稳了使抢救运动改正方向的舵。因此，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抢救运动虽有错误，但错误的性质，是和内战时期的肃反错误有著原则的根本的区别，完全不能相提并论。肃反是一直肃到底，而且开刀杀了人；抢救运动是不但没杀人，而且走上错误道路，就由毛主席领导的中央连忙拉回了头。
　　5．关於抢救运动的经验教训，希望中央能够根据各方面的特别是下层的实际情况，正式作出详细的全面的总结。这样既能帮助全党同志正确地接受此次从痛苦中得来的经验教训，又能在这一问题上面使大家的认识统一起来，帮助全党同志的真正团结。抢救运动以後，下面同志之间由於在抢救运动当中所造成的隔阂，至今没有完全消除。例如中央民委虽曾开了几十天总结会，但在思想上就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有些地方甚至根本没有认真检讨过。许多人感觉到：抢救运动後，领导上的解释辩护是多了一点，诚恳和虚心的自我批评是少了一点。因此在中央的总结中，我以为应该包括有自我批评的部份。只有这样，才能帮助许多领导同志放得下自己的架子，进行彻底的检讨；才能帮助把问题弄明白，使大家心悦诚服。此次运动所涉及的范围是这样宽广，对於相当多的人，这是一段提起来就叫人伤心的血泪史，要是缺乏严肃的足够的自我批评的精神，是不能最好地达到“搞通思想，团结全党”的目的的。
　　6．最後，我们应从此次抢救运动得到教训，从此废止在党内进行“普遍肃反”这种反奸运动。②
　　这是一份虽具有历史局限性但更具有历史真实性和深刻性的“意见书”，是我们理性认识延安审干与抢救运动的一个难得的着眼点。没有切身的经历和深刻的马克主义理论与思想素养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的。它的历史价值和思想价值是十分珍贵而且是不可多得的。
　　①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
　　② 原文战《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