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审干运动迄今已经过去整整半个多世纪了，当我们的思绪从历史与情感的海洋里回升到现实与理智的岸头之後，我们的心情依然是沉重的。带著这种沉重的心情，我们试图对这场像“阳光下的梦魇”一样的运动进行理性的审视，我们尽力避开感情的迷惑，而以历史唯物主义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把这场运动放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进行多维和立体的思考。思考的首要问题则是审干运动与延安整风运动的关系。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容混淆的是非，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思考也许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偏差，就会给读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与我们写作此书的初衷出现南辕北辙的尴尬。
　　李维汉(罗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回忆与研究》下)中写道：“延安审干是整风运动的继续，但实际上是两个本质不同的阶段。整风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审干则是康生企图制造一场错误肃反，肆行‘逼、供、信’的抢救运动。”①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整风和审干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李维汉的结论，应当说是有一定价值的。将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这个相互衔接的运动进行质的分离，这个著眼点无疑是正确的，也是我们认识这两场运动关系的根本出发点。但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李维汉对审干运动的定论，似乎缺乏公允与科学，带有明显的简单化和过多的感情色彩，这使得我们难以苟同。胡绳牵头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对延安整风运动是这样评价的：“从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上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创举。”“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是在党内外展开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30年代前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通过这些讨论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整风运动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而对审干运动，本书则是这样描述和定性的：“在延安整风期间，曾一度出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於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决定》对敌情做了过份的估计，7月15日，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十余天中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这是在整风运动中不应该发生的错误。由於抗日根据地处於与外界隔绝的状况，对干部历史状况的调查研究十分困难，所花的力气又不多，所以在开展肃反工作中，未能准确地认识敌情，实事求是地从各个单位的具体情况出发，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由于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这个错误在延安整风中只是一个支流，不能因此否定整风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②用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思考整风和审干之间的关系，这个结论也许就应当成为我们共同的认识。正是基於这一认识，我们才将审干和抢救运动的错误称之为“阳光下的梦魇”，实质上也就是我们对这场审干运动的总体认识。阳光是永久的，梦魇是暂时的；阳光是必然的，梦魇是偶然的；阳光是整体的，而梦魇则是部份的。
　　伴随著对第一个问题的思考，第二个问题则行云流水般地涌入了我们的脑海。整风运动的出发点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左”倾路线，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系统清理以王明为代表的土地革命时期所发生的严重“左”倾错误路线。可是为什么整风运动一进入审干，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左”倾错误就骤然堂而皇之地回潮，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路线又一次受到严重的亵渎。如果我们将这一思考从时间的纵线上再往下延伸，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么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将是几何级数增长。延安整风运动最伟大的成就是从思想、理论、组织上把中共从“左”倾路线的泥潭中解救出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从此中国革命的巨轮犹如滚滚长江之水，一泄千里，势如破竹。然而，共和国建立之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犯过右的错误，但正如陈云所言：“左的错误是我们党在建国以来所犯错误当中的主体错误。”③“左”的错误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发展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程度，给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王明的“左”倾路线几乎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走向全面的崩溃，如果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力换狂澜，彻底批判和清理这条“左”倾路线，中国革命绝对不可能“从胜利走向胜利”。然而同样是这个同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领导集体，却在建国後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他们所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不断地走向它的反面——“左”倾思想，直到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左”倾回归，几乎葬送了由他们亲手创建、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人民共和国。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谆谆告诫全党：“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两，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④这是一个以无比沉重的代价所换得的结论，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思想财富。而问题在於，我们前面所一再提出的命题——在反“左”中成熟和发展起来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後来却为什么又不自觉地向“左”的路线回归?解决这个命题，对於中国共产党是至关重要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又一次从“左”的灾难中解放出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但是“左”的错误还会不会回归?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小平同志之所以在他最後的政治交待“南巡讲话”中提出主要是“防止‘左’”，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很自然，要防止“左”，首先要搞清产生“左”的思想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那么，延安时期的整风和审干是否可以成为洞悉这一问题的重要著眼点，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徐特立将延安审干运动与封建思想联系起来的思路，对我们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据师秋朗所著的《现代圣人徐特立》一书记载：抢救运动以后，有一天，在边区教育厅工作的辛安亭去见徐老，谈起审干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时，徐老说：“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特别长，资本主义来得很晚。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它的民主、自由是反封建的，是反对封建主义的专制主义、家长作风的。可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发展，对封建的东两还没有彻底破除，就反封建的彻底性说，我们还不如人家。人家的封建残余很少，我们却大量存在，在党内还残存著封建思想和封建习气。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这些东两都不是民主的表现，都与封建思想有关。”⑤
　　这是我们解开延安审干运动历史之谜的一把钥匙，但我们还需要更多的钥匙。
　　我们思考的第三个问题是，肃反与群众运动的关系问题。延安审干和肃反都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所谓群众运动是指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等目的，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具有一定规模和声势，持续一定时间的政治、经济、学习等活动。按其性质可分为政治运动、经济运动、学习运动等。中国共产党是群众利益的最高代表，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这条路线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群众荣辱与共、血肉相连。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发展生产和自我教育的有效形式和方法之一。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群众运动蕴含著强烈的非理性、非秩序的危险因素，一但失控，特别是被阴谋家所操纵，那将给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延安的审干和肃反之所以造成如此的局面，成为“阳光下的梦魇”，起码可以这样说，群众运动特别是被阴谋家康生所操纵的群众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中浇油的恶劣作用，但其罪责则不应当也完全不能由群众来负。再则，审干特别是肃反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是完全不能成为一种运动特别是不能成为一种群众运动来开展的，应当说这是一个常识问题。本书前文曾谈到的蒋南翔在1945年就抢救运动给刘少奇的那封信中，对这个问题做了形象的阐述。
　　问题很清楚，群众运动不是万能的钥匙，什么锁都能拿它去开，盲口地去硬开，锁不仅打不开而且还会毁了钥匙。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後，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今後不再搞有组织的群众政治运动，这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延安审干运动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毫无疑问，康生对延安审干运动的灾难应负有不容推卸的罪责。他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浑水摸鱼，推波助澜，用罪恶的伎俩将延安审干运动引向了令人发指的歧途。但是後来历史一再重复的类似现象提醒我们，为什么总不能有效及时地去制止这些荒谬的发展?文化大革中康生和江青为了将刘少奇置於死地，又一次成功地使用了延安审干时期的卑鄙手段。所谓刘少奇的“罪证证料”关键的是两个证据，一个是丁觉群的证据，证明刘少奇1927年当了内奸；再一个关键性的材料就是需用潜的证明材料，证明刘少奇1929年被捕叛变过。这两个材料都是康生的“杰作”。⑥
　　丁觉群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後来脱党了。建国后作为民主人士在湖南省参事室当参事。文化大革命开始後，江青就下令将丁觉群抓起来，进行逼供，要他证明刘少奇1927年当了内奸。开始他还能顶住，说1927年的时候，“我和刘少奇同志一起工作过，我是在市党部工作，刘少奇同志是在总工会工作。我们只有工作联系，没有其他的关系，所以我不能随便揭发”。专案组将情况报告给康生、江青、谢富治，结果江青大发脾气。於是，康生就亲自给专案组出点子，教逼供的方法，结果专案组用康生提供的逼供方法很快就使丁觉群就范了，丁觉群无奈地写了揭发材料，做了伪证。事後他又後怕了，於是写信给专案组，信中说：我写的这份材料是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请专案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好好分析。结果专案组将他叫去批判了一顿，不准翻案，後来丁觉群又一次写了翻案材料，结果又挨了批。最後专案组严厉警告他，再这样下去要考虑你和全家人的性命。这一吓，丁觉群就不敢再翻案了。这份伪证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成了打击刘少奇同志的重型炮弹。
　　孟用潜是全国合作总社的领导，1929年，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时，他是省委委员，1929年与刘少奇一块被捕，一块出狱。“文革”中他被抓起来，专案组要他揭发刘少奇是叛徒。他坚决不同意，顶得很厉害，按当时专案组的讲法，叫做拒不交待实质问题，态度十分恶劣。专案组将情况汇报给康生、江青。康生又将延安审干时的逼供办法教给专案组，专案组用康生的办法对孟用潜采取了车轮战。十几人围成一圈，七嘴八舌，七拳八脚的直逼供七天七夜，连续审讯，不许孟用潜睡觉，最後孟用潜终於垮了，按照专案组的要求写了伪证材料。事後他就开始写翻案材料，到“文革”结束前，共写了20份，但写一次挨一次批斗，翻案已是不可能的了。就是用这样方法搞到的材料，将刘少奇，这位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中共中央的第一副主席，在堂堂的中共中央全会上定为“叛徒、内奸、工贼”，使其遭受残酷的迫害，最後竟死无葬身之地。这不仅是滑天下之大稽，而且十分耐人寻味。不仅刘少奇冤案，还有1962年的“习仲勋反党集团”案件及小说《刘志丹》事件、1966年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1967年的“新疆叛徒集团”案件等等都是由康生一手策划的，这些所谓的案件使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王子宜、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等等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千千万万的普通党员、干部身陷冤狱，遭受了残酷的迫害、非人的折磨，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更有许多人死於非命，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严重损失。康生一生谲谪波诡，在中国政坛决策圈内耍阴谋、搞诡计，游刃有余，连连得手，最後竟寿终正寝，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残酷的事实使我们不能不从个人品质的偏狭视觉走出，从体制上去深入思考康生与延安审干运动的关系，其至把康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进行全方位的考察，这也许会使读者得到更大的收获。
　　1966年到1976年，在世界经济腾飞跃进的黄金时代，我们泱泱中华大地，却是逆世界潮流而行，发生了一场摧残文化、摧残思想、摧残文明、摧残人性，而张扬愚昧、张扬暴力、张扬迷信、张扬丑恶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将我们年轻的共和国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从现象看，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与延安的审干运动有著惊人的相似之处。毫不夸张地说，延安的审干特别是抢救运动，完全是二十二年後那场演遍神州大地的大悲剧的彩排和预演。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仅仅是现象上的相似还是本质上的相同?是质的差别还是量的差别?
　　1936年9月，尼古拉·叶若夫接替G．G·雅哥达当上了前苏联保安机关首脑，日益加剧的30年代恐怖这时临近了高潮。在1937年2—3月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和叶若夫报告说揭发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网。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提出了一个论点，即随著社会主义接近最後的胜利，阶级斗争必然激化。这种说法证明日益加剧的恐怖是有理的，於是便正式给叶若夫的暴行开了绿灯。成千上万的党政官员、工商界领导人以及科学家和艺术家，遭到了逮捕和处决。⑦
　　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安德烈·萨哈罗夫教授1968年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仅仅在1936年至1939年，就有一半以上的党员，即120多万人被逮捕，而在这些人当中，只有5万人获得释放。⑧
　　赫鲁晓夫在谈到当时的大规模杀人情况时说：“据查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当中，共有98人，即70％，在1937—1938年被逮捕和处决了。”⑨沙乌米扬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在最初几个五年计划的里程碑上》证实了这样一组数字，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当选的1996名代表中，有半数以上(1108名)因“反革命活动”而遭到逮捕。⑩
　　前苏联3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令人恐怖的“巴塞洛缪之夜”，并在短短的两年内便有上百万人头落地，摧毁了前苏联社会整个精华呢?除了斯大林错误的指导思想外，下面的两件事，也许可以说明一点问题。
　　1934年12月，S．M·基洛夫在莫尼尔宫被人杀害後，按照斯大林的要求，没有经过政治局批准，就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阿别尔·叶努基签发以下指示：
　　(一)各司法机关应加速审理被控告犯有策划或采取恐怖行动罪行的罪人。
　　(二)各级法院不得以为有赦免的可能性而推迟执行对这类罪犯所判处的死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不会考虑这类罪犯要求赦免的申请。
　　(三)内务人民委员部应在这类罪犯被判处死刑以後立即予以执行。(11)
　　就是这个被西方人称之为“基洛夫法”的法令，使苏联党和国家以及军队杰出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李可夫、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成千上万的苏联社会精华，在经过“莫斯科橱窗式的审讯”後，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枪决了。一位遭受过这种不幸的列宁格勒的同志，在写给苏共中央的一封信中也谈道：“现在这样的审查程序迫使被告说假话，不仅给自己编造罪名，而且给别的无辜的人编造罪名”。(12)
　　30年代恐怖行动的主要执行者之一卡冈诺维奇在1937年3月10日的一次铁路积极份子会议上宣称：“我无法想象有哪一个铁路管理局，哪一个交通系统没有渗进托派和日本破坏份子。”随後仅铁道部就有八十三名领导干部被逮捕了。(13)
　　延安的审干运动在残酷性和范围上是不能和前苏联30年代的肃反相提并论的，但在主导思想和方式方法上，却存在著令人惊异的相似。这一切又说明了些什么呢?
　　1945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和延安大学做报告时，谆谆告诫全党同志：要从错误出总结经验，给人戴过帽子的同志，以後给别人戴帽子时，你就要谨慎；被错戴帽子的同志也得了一条经验，以後你们不要乱给别人戴帽子，因为你吃过这个亏，以後要谨慎。(14)可是，令人痛心的是，许多当年整过人或者被整的人，也包括毛泽东都把这个告诫当做了耳旁风，真正吸取教训的是少数，而且差不多无一例外地被戴上或“又被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婆婆整媳妇，媳妇熬成了婆婆又去整媳妇”，循环反复，没完没了。这究竟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是文化上的回归还是体制的欠缺?
　　这是一个复杂的令人深思的问题。回顾一下那位如今被人们揶揄地称之为“上海的那个好学生”的柯庆施的经历，也许很有助於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本书在“8月15日《决定》：未能纠偏的纠偏令”一节中，曾提到过柯庆施，那时他正在停职受审，任弼时前去看望他时，他“正苦著脸低头摇著纺车”，看见任弼时向他走来，“连忙尴尬地站起身，嘴角露出一丝苦笑”。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应该说，他是延安审干抢救运动“左”的错误的受害者。然而1955年，当他就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到1965年4月9日因病突然去世，这十年，他却以“左”的发狂的行为而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他竭力执行和发展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扶持了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过“大写十三年”的“左”的文艺方针，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力支持叶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先声。特别出格的是，他在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讲的一段“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由此，柯庆施博得“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美誉，那个揶揄的称呼“上海的那个好学生”就源於此。他的政治生涯从此而如日中天。继1956年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之後，1958年5月，党的八届四中全会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机构。同年4月当选上海市长，成为继陈毅元帅之後上海市的第二任市长。随後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加官进爵，显赫一时。而他的诀窍就是一个“左”字，“左”得出奇，“左”得可憎。
　　其实论革命，柯庆施的资历是很深的，他是安徽省歙县人，生於1902年。1920年，年仅18岁，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俄语的柯庆施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了职工运动。1921年秋赴苏联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夏回到上海，参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团中央工作。同年，刚刚20岁的柯庆施就加入了成立刚一年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最早的成员之一。随後他担任过一系列比较重要的职务：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前线委员会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晋察冀边区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石家庄市市长、南京市副市长等职。这就是柯庆施在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之前的大概经历。可以看出，他在出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之前，虽然资格很老，但却一直未能进入中共的最高决策层，党的“八大”以前就连中央委员也没当选过，更不用说政治局委员。其政治上的“腾飞”，的的确确是在上海，是在张春桥成了他的智囊，是在他竭力推行和发展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之後。有位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上海这个地方，无风三尺浪。”的确如此，柯庆施刚刚走马上任，震动全国的“潘(汉年)杨(帆)事件”便发生了；紧接著“反胡风运动”开始，上海又是重点；1957年的反右，上海再度成为全国的重点……在一次又一次“左”的政治风浪中，柯庆施一次又一次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一步步地走向政治权力宝塔的顶层，的确令人深思。应该说，柯庆施同他所扶持起来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有著本质的区别，我们没有理由说他是个阴谋家。虽然他全力支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革”的道火线。但他在“文革”前夕去世，因而没有卷入“文革”，更没有参与“四人帮”以後的那些罪恶活动。而就个人品质而言，他也没有张春桥、姚文元那样阴险、歹毒。年轻的时候甚至还有几分憨厚。这一点，从丁玲所写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一文便可得到印证。
　　丁玲在文章中写道：“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这就是柯庆施，那时大家叫他柯怪，我们是在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一坐半天，谈不出什么理论，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我们大家不喜欢他。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他能座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过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
　　叶永烈在《张春桥传》中也写道：“柯庆施的玻璃板下，压著毛泽东语录。床头放著毛泽东著作。笔记本里写著‘学习毛主席著作计划’。他对儿女的话是：‘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坚强可靠的红色接班人。’他的座右铭是四句话：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火热的阶级感情，严格的科学态度。”
　　就是这样一个人，有著很深的革命资历，人也并不阴险歹毒，受过“左”的迫害，却又因竭力地执行和发展“左”的路线而名声鹊起、官运亨通，他给我们的启示也许更多更深。
　　一位在五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竟有三十多年是戴著各种各样的“帽子”而为党工作的老共产党员，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延安审干运动的发生有一个深刻的社会背景，那就是延安时期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的社会成份不同，因而在思想观念和利益关系上有著深刻的矛盾。所谓社会成份不同，一类是工农干部，实际上多数又是农民干部。他们掌握著边区实权；第二类是从边区以外来延安的青年知识份子，他们出身不同，但都是有抗日爱国、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意识，这些人在当时延安干部队伍中所占的比例也是相当大的。”(15)
　　“这两类干部在思想、观念、文化素养、利益关系的区别和矛盾，是造成审干运动一系列错误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16)
　　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以至认真研究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之後，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批知识份子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各项抗日救亡工作，给共产党输入了一批新鲜的血液。但是，由於土地革命时期“左”倾关门主义的深刻影响，党内有不少人特别是有一些高级干部存在著恐惧知识份子、排挤知识份子的心理；有不少的地方党组织明确拒绝吸收知识份子入党，给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直接阻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於是，1939年12月1日，党的领袖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亲笔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份子》的决定，《决定》开宗明义：“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於吸收知识份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份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7)将知识份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都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基於这一认识，《决定》指出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份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入党条件的一部份知识份子吸收入党。《决定》最後强调：“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於知识份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18)对於高度集中与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决定》无疑是广大知识份子进入根据地、进入共产党的有效通行证。事实上这个决定做出之後，共产党的确是敞开了胸怀，无条件地大量地接纳了知识份子。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成了中国一切爱国的有正义感的知识份子向往的圣地。在通往西北黄土高原的那些荒凉崎岖的小路上，一群群、一队队穿著西装短裙、戴著眼睛、提著书包的青年男女，在当地老百姓诧异的眼光中，说诚笑笑地走向高原腹地的那个破旧不堪的小城——延安。
　　延安骤然增多的知识份子，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生机，带来了活力，同时也带来了棘手的问题，即知识份子干部与工农干部的矛盾。本来，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份子》一文小，对知识份子与工农干部的关系已做了辩证的阐述，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份子化和知识份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19)然而，中国共产党内长期形成的恐惧知识份子、排斥知识份子的心理，没有也不可能随著中共中央对知识份子政策的改变而立即烟消云散，加上知识份子与生俱来的那种“就是想把自己和一般大众作为不同的存在而区别开来”(20)的坏毛病，也使他们看不起工农干部。由於社会、阶级、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就全人类而言，知识份子与工农大众的隔膜是一种普遍现象，相互之间的沟通有著巨大的障碍。俄国伟大的文学家托尔斯泰在他的著名作品《安娜·卡列妮娜》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转向西欧自由主义的知识份子列宾(地主)召集他的农奴，要把土地分给他们。可是农奴们却不知所措，大惑不解，谁也不敢接受土地的赠与。他们不能理解主人的真正动机，无法相信他的真诚。另一方面列宾也无法理解农奴们的拒绝与无动於衷，终於大怒，结果这项工作只好不了了之。然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却要打破这种隔膜，实现这种沟通，而沟通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实现知识份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用毛泽东的话就是和“群众打成一片”。其实质是工农群众对知识份子的同化，也就是解决知识份子的立场和态度问题。毛泽东在他的那篇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以自己为例，对这个问题做了形象的阐述：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乾净的人只有知识份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份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乾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份子不乾净了，最乾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都乾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份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21)
　　从知识份子本身的缺点，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中国革命现实需要的角度讲，毛泽东的要求无疑是正确的。其实两方的有识之士，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与毛泽东有著异曲同工之妙。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在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在题为《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录中说过：“本来，所谓知识份子是以民众生活为舞台才能使其知识或智慧发挥作用的。因此，如把一般民众比作根的话，那么知识份子就是由那里开出的花。”因此，汤因比也认为：“任何一项职业，凡新参加脑力职业的人都应当保证不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来榨取自己的同胞，而是要为他们服务，应该把为民服务的义务放在高於为自己和家庭谋生的位置上。不是为了最大的利益，而是为了尽力的服务——这才是脑力工作者的目的和应为之献身的理想。”(22)
　　共产党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出发，要求知识份子工农化，以至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党中央认为，由於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份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给党内带来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等问题普遍存在，因此需要整顿。这也是符合事实的，是合乎逻辑的。然而，我们认为，知识份子的工农群众化和工农干部的知识份子化是同等的重要。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互为依存，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无疑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工农利益的最高代表，是为著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奋斗的政党。而在剥削制度下，工农大众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经受著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统治阶级彻底剥夺了他们的人权。因此，他们是最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工农干部从总体上讲，具有许多优秀的品质，他们勤劳、勇敢、善良、朴实，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勇於牺牲的献身精神。但他们同样具有许多不容忽视的缺点，他们简单、粗暴、狭隘，缺乏教养甚至愚昧，他们同样给党带来了封建残余和小农宗法意识。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强调改造知识份子、知识份子工农大众化的同时，却严重忽视工农干部知识份子化，甚至有意无意地抬高工农干部，以至於要求知识份子在生活方式上也与工农同化。到“文革”期间，这种状况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大老粗”竟成了至高无上的荣耀。这一方面阻碍了中国共产党对封建思想和小农宗法意识的改造，纵容和强化了工农干部本身的缺点；另一方面也使知识份子处於完全的被动地位，最终成为了“臭老九”。因此，延安审干运动的重点就自然成了知识份子和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使他们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而工农干部的狭隘与无知，也使他们对知识份子和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存在严重的偏见。他们认为，光是口头上说而没有实际行动的知识份子没有推动历史的丝毫动力，“知识份子能干什么?”这是他们普遍而真诚的怀疑，其至於认为知识份子天生就是革命的投机份子和异己力量。由於有这样的认识，再加上他们中许多人的愚昧和缺乏教养，使延安审干运动出现了那麽多荒唐、滑稽、残暴，使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这在本书中有大量的描述，相信读者都有深刻的感受。
　　建国以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由於党对知识份子实行的是“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特别是在具体执行中的极“左”做法，使党内长期存在的恐惧、排斥知识份子的心理，发展成为一种极端的社会思潮。知识份子完全成为被打击、遭屈辱的对象，对於中华民族、对於中国共产党、对於中国人民以及知识份子本身都造成了具大的灾难，这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知识份子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进行了彻底的拨乱反正，充份肯定了知识份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重申了知识份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这个符合我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论断。党中央还在1982年明确提出了“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知识份子政策，社会的天平终於开始向代表著先进生产力的知识份子倾斜。重提延安审干运动的历史，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党中央制定这样一个知识份子政策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更充份地证明这个知识份子政策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我们曾经幼稚过，但今天不能再幼稚；我们曾经盲从过，但今天不能再盲从；我们曾经迷信过，但今天不能再迷信。未来需要的是成熟的开拓者，而历史则是我们成熟的催化剂。
　　① 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转引自《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②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③ 转引自金春明：《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延安大学党委宣传部、整党办公室1985年10月翻印(内部资料)。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⑤ 师秋朗：《现代圣人徐特立》，红旗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⑥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
　　⑦⑧ 〔美〕鲍里斯·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苏联出版物材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
　　⑨⑩(11)(12) 〔美〕鲍里斯·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苏联出版物材料汇编》。
　　(13) 〔美〕鲍里斯·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苏联出版物材料汇编》。
　　(14) 《延安大学校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版。
　　(15)(16) 1988年9月23日张宣访谈录。
　　(17)(18)(19)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20) 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社1985年11月版。
　　(2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22)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