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我从抗大文工团调到了鲁艺。分配我在艺术指导科当教员。艺术指导科科长田方，教员有王滨、翟强、颜一烟(戏剧)，李焕之、李丽莲、李鹰航、李树连(音乐)，华君武(美术)。任务是辅导兄弟剧团(如：烽火剧团、抗战剧团……)，排戏和讲课。我讲过《剧作法》。在这期间，我参加演出了独幕话剧《闲话江南》，姚时晓编导，我演老板娘；多幕话剧《流民三千万》(又名《九·一八前后》)，塞克编导，我演老太婆。1939年秋，与刘因、史行合作写五幕话剧《先锋》。这是描写“一二·九”运动的第一个大型话剧，抗大、女大联合演出。
　　1939年冬，毛主席特邀鲁艺的领导同志叙谈，说起延安也应上演一些国统区作家的作品。《日出》就可以演。并说这个戏应当集中一些延安的好演员来演。于是，立刻成立了《日出》演出筹备组，决定由抗大、鲁艺等单位联合演出。这是“五·四”以来优秀剧目在延安的第一次演出。党中央和各级领导都很重视。毛主席亲自指示：这个戏是几个单位联合演出的，一定要团结互助，搞好合作关系；并指示：要成立个临时党支部，来保证这个任务的胜利完成。
　　不久，导演王滨宣布了演员名单：
　　陈白露—李丽莲，方达生—张成中，张乔治—干学伟，王福生—刘笑生，潘月亭—王异，顾八奶奶—颜一烟，李石清—方深，李太太—李郁，黄省三—刘镇，黑三—田方，胡四—范景宇，小东西—林白，翠喜—韩冰，小顺子—石畅，哑巴—林农。
　　刚一听这个名单，我确实吓了一跳，万没想到“顾八奶奶”这一角色竟叫我演!田方看出我情绪不高，就找我谈话。我说：“从来没演过这样的角色，怕演不了!”田方说：“我也从来没演过‘黑三’这样的角色，开始我也有你这样的心情，可是后来我想：司令员是决不会将一场战斗当儿戏的，当他命令一个战士去冲锋陷阵的时候，他一定是在这个战士的身上发现了他可以胜利完成任务的有利条件。”
　　“我哪儿演过这样的角色?我有什么有利条件?”
　　“我们都是生长在那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黑暗的旧社会的，象‘黑三’、‘顾八奶奶’这类人，我们见得还少吗?”
　　“那还用说!”
　　“是啊!这不就是有利条件吗?”
　　我喃喃地说：“太恶心!不愿意演!”
　　田方说：“叫你去演这样的人，又不是叫你去做这样的人!我虽然没演过反派，但我总想：要演好反派，自己必须是最正派的人。我们的任务是暴露黑暗——是要通过这些人物使观众更憎恶、更痛恨那个社会——那个拿穷人的血养肥了自己的、大大小小的臭虫们活跃着的黑暗社会!让我们一起学习吧!”
　　田方的创作态度，给了我极大的力量。
　　《日出》于1939年12月28日在延安北门外中组部礼堂预演审查。28日这天，从下午就飘起了雪花。“瑞雪兆丰年”，人们都高高兴兴准备过年了。可在中组部礼堂里，也是“飞雪迎春”了——因为，礼堂的所谓“窗户”，只有用木条钉的几个框框，甭说玻璃连糊窗纸都没有。长长的木板钉的凳上，盖上了一层雪，怎么能让观众坐在这样的位子上看戏呢?更何况今天还有首长来审查?全体职员、演员就忙着打扫剧场，有的扫雪，有的找了一些谷草麦秸等塞窗框。
　　第二幕开幕没多长时间，“顾八奶奶”正向陈白露讲她的“恋爱哲学”：“爱情是你甘心情愿地拿出钱来叫他花，他怎么胡花你也不心疼——那就是爱情，爱情……”忽然，大幕落下来了。李丽莲和我都怔住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幕一闭，立刻有位同志拿着棉军衣奔过来给我们披上。我们忙问：“出了什么事?”原来丽莲和我都穿的是绸子旗袍、高跟鞋。数九隆冬，外边下着大雪，里边飞着雪花，我俩在台上冻得发抖，牙齿咯咯地相碰，台词都说不大准了。那位同志告诉我们：中央首长冒雪来审查，周副主席看见你俩在台上冻成那样，就跟领导发了脾气：“你们太不爱护演员!怎么把她们冻成这样呢?”导演说：“没想到今晚下这么大的雪，我们也没法子呀!”周副主席问：“有没有毛衣裤?叫她们穿在里面。”导演解释：“没有。再说有也不好穿，她们的绸旗袍是紧包身的，里面要穿上毛衣毛裤，外边显出一道一道的不好看，也不真实啊!”周副主席生气了：“把演员冻坏了就真实?你们是怎么理解艺术的真实的?你们见过资本家的太太小姐坐在豪华的大饭店里冻得发抖吗?——现在演员冻得连话都说不清楚，难道这就是艺术的真实吗?”
　　那同志还告诉我们：“周副主席已经派人给你们找毛衣毛裤和木炭了，叫你们好好休息休息，暖和暖和。”听了这些话，丽莲和我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强忍着不叫它滚下来，因为怕毁了妆。
　　没多大工夫，服装员就给我们拿来了用土羊毛捻成线手织的毛衣、毛裤，叫我们穿在绸旗袍里边。舞台工作人员在凡是观众看不见的地方，如沙发、大柜等家具的后边，都生上了炭火盆，盆中的炭火烧旺了，这才打铃重新开幕。三九隆冬，礼堂外飘着雪花，而礼堂内、舞台上、我们演员的心里，却是温暖如春啊!
　　1940年元旦，《日出》正式公演。演出后，下妆的时候，一个小战士给我们端来了两碗凝固的猪油，说是毛主席送给我们下妆用的。我们那时候，即没有下妆纸，也没有下妆油，更不用说什么“美容霜”了。我们下妆油，以前用过麻油，后来因为点灯油不够用(一个班一个月才半斤油)，就把油省下来留着晚上学习时点灯。我们下妆时，就拿小刀把油彩刮下来，再拿清水洗一洗就算了。
　　演员们看着这两碗猪油，心里都是暖烘烘的，感到中央首长对我们关怀爱护真是无微不至啊!谁也没说话，可是谁也没伸手去摸那猪油。有个演员说：“咱们别用它下妆吧!多可惜呀!”也许这是当时大家的共同心理。这两碗猪油怎么处理呢?有个馋嘴的小家伙忽然建议：“拿这两碗猪油炒小米饭，全体职演员会个餐，不比光咱们几个人用它下妆强!”立刻有人响应：“赞成，把毛主席的盛情，吃到肚子里，记得更结实呀!哈哈……”几个人附议：“对对!会个餐!——咱这脸还是拿小刀刮吧!”于是，演员多数通过，把这两碗猪油炒了小米饭，放了些盐，全体职演员美美地会了一个餐。
　　《日出》在延安公演，确实是轰动了一时，那一段时间，真可以说是：满山争谈《日出》。当时延安的《新中华报》曾以《<日出>公演八天，观众将近八万》为题，报导了公演盛况，说：“演出效果甚佳，获得了一致好评……”。
　　直到八十年代，有几位老同志相聚时，谈到《日出》，还说：“几十年来看过不少剧团演的《日出》，总觉得延安那台最好。
　　还有的同志说：“我从1937年就看《日出》。几十年来看过多少剧团演出这个戏，我觉得‘黑三’这个角色，田方是演得最好的。”
　　六十年代初，外地一个剧团来京公演《日出》后，该团扮演“顾八奶奶”的演员告诉我：“周总理看了我们的戏，给了很大的鼓励。谈到我演的角色时，总理说：‘还是我们延安的好!’”“我们延安的……!”话说得那么亲切感人!这和当时给我们送来木炭、毛衣、裤一样，使我终生难忘!
　　吴老(吴玉章同志)当时是我们鲁艺的院长，对我们更是特别地关心。一次，在演出的空隙，把我们叫到他的窑洞里，和我们亲切地畅谈了近两个小时。最初谈的是《日出》的演出，给了我们很大鼓励。后来吴老说：“徐老也有这个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第一个女革命家的事迹搬上舞台。你们写剧本，我来提供材料怎么样?”吴老说的我们中国第一个女革命家就是秋瑾烈士。而执笔写这个剧本的任务，就给了我。
　　《日出》演出一结束，我就开始了写《秋瑾》的准备工作。
　　为了我写作方便和可以及时得到指示，吴老特地把我从桥儿。沟接到杨家岭去住。吴老工作那么忙，还每天抽出时间给我提供材料。听了吴老的介绍，我非常敬佩我们中国这第一位女革命家。同时也唤起了我强烈的创作激情，我下决心用全力，把我们这位女中豪杰的光辉事迹介绍给我们延安妇女和青年同志们。吴老在百忙之中，还时常关心着我的写作，几乎是每天询问我写作的进展情况。我写一场，他老人家听一场，逐字逐句帮助斟酌修改。
　　吴老不光是关心我的写作，还非常关心我的生活，常叫人给我送纸、送笔、送吃的东西。有一晚，我正在开夜车赶写剧本，忽然一个小鬼推门进来，在我桌子上放了一个洋铁做的小盆，里面放着一个馒头、一块肉，啊!我岂只是“三月不知肉味”呀!高兴地拿起来就吃。“咦!这是什么肉?骨头怎么这么细?猪骨头怎么细得象针似的?”我边吃边问小鬼。小鬼哈哈大笑：“哈哈!人家从延河里提来送给吴老的，吴老叫慰问你。这不是猪肉，是鱼。哈哈……”我在延安七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吃鱼，而这鱼，是我们敬爱的院长——吴老“慰问”我的呀!
　　吴老对秋瑾烈士的评语是：“文而不弱，勇而有谋，有革命精神，有社会经验，嫉恶如仇，至死不屈，是民族的英雄，是女子的模范!”这一评语，始终指导着我的创作。
　　1940年“三八”节，四幕话剧《秋瑾》在延安首场演出。刚好在不久前回到延安的邓大姐特地赶到会场在幕前致词，向延安各界妇女热烈祝贺节日；同时，祝贺《秋瑾》的演出。极大地肯定了我们演排这个戏的重大意义，给了我们热情的鼓励。
　　我站在大幕前报幕的时候，看见坐在前排的吴老，微笑地指着台上向邓大姐说着什么。我想，吴老大概是向邓大姐介绍他是怎样指导他的这个学生创作这个剧本吧?
　　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了。党中央立刻组织了东北干部团。消息传到了鲁艺，广大师生争先恐后报名。被批准后，编为八中队。出发前，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特地给我们作了报告，分析了形势，讲了我们的任务。特别提到：我们八年抗战，打出这个局面，国民党反动派肯定会趁此机会来抢胜利果实。你们一定要尽快地赶到那里去建立起东北根据地。记得最清楚的是，周副主席亲切地向我们说：“你们要用两条腿和国民党的飞机竞赛噢!”我们每个人的背包只有8斤重，可是心里的担子却是80斤、800斤都不止!1945年9月2日，我们肩负着党交给我们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喝了最后一口延河水，望了一眼宝塔山，告别了哺育我们的革命圣地延安，踏上了新的征途。——永远感谢您，鲁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