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4月，已经是燕鸣柳绿春回大地的时候了。就在这个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全院师生欢声笑语，纷纷提着用不同的废料自制的小凳子，集合到前院的讲桌前面，等待着聆听毛主席的报告。同学们对近一、二年来，鲁艺排演了《日出》、《带枪的人》等大洋戏，现在又埋头钻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这种关起门来求提高的做法是否对头，众说纷纭，希望能在毛主席的报告中得到解答。我刚从前方回来，除想聆听毛主席的教诲外，还想一睹毛主席的风采，看看我们党的领袖和一般人究竟有什么不同。
　　正在凝神呆想的时候，忽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毛主席在周扬、宋侃夫等同志陪同下，已从中院走出二门，正在举手向同学们答礼。我集中视力端详着毛主席的形象，只见他面容有些黑瘦但目光炯炯有神，衣着很简朴但仪表堂堂，举止自然大方，毫无矫揉造作之态。乍一看并无非凡之处，只是身材较一般人高大一些。在周扬同志的开场白之后，他一面用力吸着烟，一面稳重地讲起话来，讲得速度较慢，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很有吸引力，一开口就立即使会场活跃起来。他幽默地说：“我对文艺是门外汉，今天在文艺家面前谈文艺，这是‘班门弄斧’哩!”话音一落，全场爆发出一阵大笑，笑声充满了对毛主席的崇敬和亲昵之情。这时的毛主席正年富力强，头脑十分清晰，讲话极有条理。他从中国的社会现状，革命的性质、任务谈起，谈到新民主主义文艺的民族形式和革命内容等问题。他把这几个问题讲得丝丝入扣，顺理成章，使人感到天衣无缝，无懈可击。当谈到文艺和生活、专家和群众的关系时，使人明显地感到他是针对鲁艺的关门提高和旧知识分子的弱点而谈的。他说：知识不是天生的，它来自两个方面的实践，一是人类和自然斗争的实践，二是阶级斗争的实践，理论是实践的总结。他把我们学院称作“小鲁艺”，把整个社会比作“大鲁艺”。号召我们不仅要在“小鲁艺”学习，还要进到“大鲁艺”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在实践中学习，谈到这里，出现一个小插曲。由于毛主席满口湖南腔，当谈到“自然”二字时，同学们没听懂，就交头接耳，互相问询。我也没听懂，等待回答。这时和我一起坐在最前面的张守维听懂了，他用普通话轻轻对我说了一下，哪知毛主席听到了，立刻弯下腰问是怎样说，然后他学着张守维的声调向大家重说了一遍，使大家恍然大悟，引起一片欢笑。毛主席跟大家笑在一起，而且笑得特别开心。作为一位革命领袖，这样坦然磊落、平易近人，由此可以看到从他平凡中所透露出来的不平凡，接着毛主席又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意思是包括他在内)必须放下架子，深入到群众中去，拜群众为师，老老实实向群众学习。如果高高在上，自命不凡，群众就不买你的帐，英雄就没有用武之地”。他以自己开始接触工农兵群众格格不入而后逐步打成一片的经过，说明知识分子和群众结合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必须坚持努力，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接着他对给革命造成严重危害的教条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有名的“黔之驴”的故事，就是在这里引用的。当他形象地谈到毛驴子大吼一声并尥起蹶子、被老虎识破它就这么点本事而丧命时，他轻轻拍了一下桌子幽默而又辛辣地说道：“这就叫做‘装腔作势，故意嚇人’!”说得全场哄然大笑，人人称快，都觉得毛主席的比喻恰当，切中教条主义者的要害。
　　报告会解散了，但同学们的心没有散，不约而同地凑在一起，热烈议论和回味毛主席报告的深刻内涵。有的说：毛主席让我们到“大鲁艺”去，实际是对我院一针见血的批评，值得三思。有的说：我们要认真当小学生，学习民间艺术，坚持民族形式和革命内容的统一，否则，即使走出去，也会脱离群众……。直到吃饭时，还在边吃边议论。
　　这一整天，毛主席都是在鲁艺度过的，晚上参加了为他在教堂里组织的晚会，先演节目后跳交际舞。演出的都是按毛主席报告的精神选出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小节目。我也被安排上台唱了一段蹦蹦戏《老妈开嗙》，一面扯开嗓子演唱，一面用两手比划吹喇叭当过门，因教堂小，人也不多。所以反响很大。这本是个凑数的节目，原以为要招人耻笑，谁知第二天欧阳山尊(他是战斗剧社社长，到延安是准备参加文艺座谈会的)告我说，“你把毛主席唱乐了”。我听后一愣，毛主席为什么乐?难道他真的喜欢这土玩艺儿?还没等我想清楚，约在5月底，我们早就渴望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下来，我们一面精心阅读文件，一面认真联系实际。同学们都觉得毛主席这次的讲话和上次报告，精神是一致的，不同的是《讲话》专讲的文艺问题，所以对文艺发展的规律阐述得更加全面和具体，解答了几年来文艺界产生的诸多疑难问题，明确了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统一了文艺思想。同时我们还以《讲话》为武器，对学院的办院方针和领导作风，提出很多意见。系主任张庚同志和副院长周扬同志分别在戏剧系和全院，以关门提高和洋教条作为检查重点，进行了诚恳深刻的自我批评，表示决心改正，立即行动。同学们也检查了自己的思想认识，特别是过去对民族，民间艺术不够重视的同志，都端正了态度。全院师生一致表示：过去我们搞的关门提高，影响不好，今后贯彻《讲话》，一定要走在前头起先锋作用。
　　果然像周扬同志所说的，鲁艺改正自己的缺点是坚决、果断、有实际行动的。比如在音乐创作上，毛主席讲话以后，纪念抗战五周年以及在配合边区民主选举的活动中，鲁艺编演了不少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音乐节目，我记得的有刘炽作曲的《三月里刮春风》，张鲁作曲的《七月里石榴花开红似火》，马可等集体创作的《七七大合唱》，还有安波、路由创作的对口唱《俩亲家》等。这些曲调来自民间又高于民间，因而雅俗共赏，人人欢迎，很快流传开来。直到今天，一哼起来还感到津津有味，并引起对延安时代的怀念。戏剧方面也编演了姚时晓等集体创作的、以反映敌后抗战生活为内容的多幕话剧(剧名已忘记)，演出效果也较好。
　　在深入群众生活、学习民间艺术的热潮中，迎来了1943年的春天。如果说去年的春天是鲁艺在文艺思想上大提高的春天，那么今年的春天可以说是鲁艺在艺术实践上获得重大成就的春天。从这年的元旦到春节，为配合“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和发展生产的群众运动，鲁艺创造性地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大秧歌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在元旦编演了《拥军花鼓》(王大化、李波合唱)、《桃花蓝》(于蓝、陈炎等合演)以及《小车》、《旱船》等秧歌舞节目，表现了边区人民翻身后的新生活。这种把传统形式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的新型秧歌舞一出现，就给人以清新的感觉和鼓舞力量，延安人民称之为“革命秧歌”，非常欢迎，争相仿效。
　　元旦演出后，立即进行总结。周扬同志讲了话，记得他十分兴奋地肯定了方向是正确的，他说：“过去演过一些大戏，组织过很多晚会，但从没有像今天的广场演出吸引这么多观众，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同时他也指出了创作上存在的缺点，比如王大化演农民曾化装成旧剧“三花脸”的样子，周扬同志对此严肃指出：对传统的东西要批判地接受，不能丑化劳动人民。以后王大化演出时就改成“俊扮”了。突出了农民淳朴健康的性格特征。还有一个剧，是以歌颂模范人物为内容的，但作者却让这位模范人物在独白中，指责这个比自己差，那个不如自己，周扬同志指出这是小资产阶级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思想反映，当即予以纠正。
　　在认真总结元旦演出的基础上，大家又努力创作了一批春节上演的节目，这次的节目比上次提高了一格。众所周知的著名秧歌剧《兄妹开荒》(路由、安波作，王大化、李波合演)和《二流子转变》(王炎作，并和冯异、王志贞合唱)、《运盐》(也叫《赶马驴》，王岚等演)等，就是这时编演的。这种崭新的艺术形式，突破了秧歌舞的局限，在保留歌舞特点的同时，发展成为有人物、有情节的广场秧歌剧，反映生活更加广泛和深刻，再加上专业演员的精采表演，立即引起广大军民的普遍欢呼，产生了强烈共鸣，“太阳、太阳，当呀当空照”(《兄妹开荒》)的歌声很快风靡延安，从此，鲁艺的校门大开。我和其他从前方来的同学一样，带着母校的殷切希望，重返原单位工作。留校的全体师生也走上与群众密切结合的道路，陆续编演了以歌剧《白毛女》为代表的很多反映生活比较深刻、艺术形式不断发展、广大观众更加欢迎的优秀节目，为贯彻党的文艺路线、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做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