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前，我很爱演戏。可是，为演列宁我却遇到了不少困难，也得到了收获和欢乐。
　　1941年七八月间，我因病住在延安鲁艺医务所里。病刚好一些，就常出去找朋友、散步。一天，我从外面回所，听人告诉我，周扬同志来找过我。我很奇怪，他找我有什么事呢?立刻下山。
　　回到实验剧团，见到王滨同志，他很兴奋地告诉我，“刚才周扬同志来，建议我们演出《带枪的人》，水华和我导演，田方演雪特林，你演列宁……”这真是一个意外的好消息。
　　他还提出，要我自己先去准备角色。因为这是一部描写十月革命时的革命史诗，场面大，人物多，共有三幕十三场又加一尾声。列宁只出现在三场和尾声之中，还有十场戏要先去排演。这，使我感到很愉快，因为他们给了我时间和创作的“自由”。
　　有一位热情的朋友曾激励我：“你应该创造出光辉的形象来!我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仔细、深入地研究资料和剧本。一个人是不是光辉，在于他做了什么，又是怎么样做的，为什么他要做这些事……等等。除了在人的行动中，那里有什么光辉可谈呢?中世纪宗教画中的圣徒们头上画的光圈，那是宗教的表现方法。
　　我读了剧本，很激动。又读了尼·包戈廷的《我怎样写<带枪的人>》一文，发现他是从列宁与雪特林见面一场开始落笔的，我不禁深为惊奇，而且陷入深思了。为什么这一剧本是从第二幕第二场开始写的呢?
　　在前一场里，雪特林偶进斯莫尔尼宫，见到《土地法令》，兴奋得想喝茶。在这一场开始时，他就在找茶，见有人从身边走过，就打个招呼，问他茶在那里，那个人就是列宁。他听到有人招呼，回头见到那是个穿旧军服，带着枪，帽上却没有红军帽饰的士兵，就关切地同他谈了起来……听说他想回家买牛种地，又见到怀里露出来《土地法令》一角时，列宁就告诉他白匪正在向苏维埃政权反扑，“你能放下枪么?”“不，恐怕不行!”雪特林很惋惜地回答。列宁深情地注视他一下，就同意了他——不打仗，怎么保卫工农联盟的苏维埃政权呢?列宁给他指出了找茶的地方，进了办公室。
　　对列宁来说，这是革命斗争年代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但对雪特林却是一个生命的转折点。当他得知刚同他谈“家常”的人就是列宁时，他楞了，忽然，仿佛梦中惊醒一样，“砰”，丢掉空茶壶，叫着跑去参加了红军。这就是列宁平易近人的风格!也就是这部史诗形象思维的萌芽吧!
　　这里，发生了一件全剧关键性的绝不可少的事件，就是一个缺乏觉悟的士兵——武装了的农民——经过与列宁接触，成为一个有觉悟的红军战士，后来又成为红军基层指挥员。这样表现列宁的朴素而又伟大，不是很有典型意义又别具一格吗?这也就是《带枪的人》这一剧名的由来吧!
　　这样，我就请王滨和田方同志去我们鲁艺桥儿沟教堂的空祭坛前排戏，我估计这场戏不难演。没想到，当我一走上“斯莫尔尼走廊”，我就心慌了，别扭了。“我这样走路象列宁吗?”这一问题立刻干扰起我来，闹得我很窘：似乎脚、手、肩、脑袋……怎么摆动都不对。列宁还没有同雪特林对话，背上就已经出汗了，我自己失去了信心。
　　我们尝试了多次，仍然不行，我感到沮丧。当时，真应该感谢我那两位老战友，当我对自己失望时，他们俩却没对我失望。他们拿我过去演过的角色来鼓励我，安慰我。使我又有了信心。为此，我思考着怎么克服这一困难，我失眠了。
　　过了几天，我一个人从桥儿沟去中央党校礼堂。路过飞机场，前后都没见人。我一面走一面就揣摸起列宁走路的样子来。在几里路中，我一次又一次的调整我的步伐大小，快慢，然后将手和臂的晃动，位置，肩的高低，头部微昂、侧度、视线……等等，一点一点由单一到兼顾地调整起来。说也奇怪，当我逐渐觉得自己的行动接近于影片中见到的列宁形象时，我在排演中感到的别扭劲就逐渐消失了。我觉得全身的运动都是和谐的，至少在走路这点上建立起了信心。
　　我又请他们来重排。谁想到，没排几遍，导演就高兴地肯定了。我和田方之间也感到了流畅的交流、反应，有一种自在、自信的感觉。这使我体会到演员的信念，有时是在很简单的形体动。作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反之，如果某些细节的动作不真实，很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别扭，使整场戏陷入困境!这场戏里的列宁与群众的关系中，表现出了平凡、可亲，富有影响人的魅力，因为对他来说，真理就是很朴素而明朗的。
　　为了发展列宁作为无产阶级领袖的形象，这就必须进一步表现列宁如何通过组织的力量来巩固政权。这就是全剧的第九场。在这场戏中，斯莫尔尼宫里为支援前线充满了紧张、繁忙的活动。水华对整场戏的战斗的紧张的气氛极为重视。使我一从会议室出来，就在一种匆忙、纷乱、很有真实感的气氛中：接电话，听汇报，下手令，解决后勤支援的问题，痛斥钻进斯莫尔尼宫来的孟什维克分子，并乘车去前方。整个调子是高昂有力的!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这就使得列宁这一人物，作为工农联盟的领袖的形象更丰满了!从组织领导中展示他的果断和强有力的才能!
　　在第十场戏中，列宁只有两段电话的台词，一个是建议《真理报》派记者去战地采访，一个是给斯大林的，表示赞同斯大林写的《民族平等权利宣言》草案的。剧本没什么舞台提示。这两个电话，却使我为难了一个多月!
　　我想从影片中去找从《列宁在1918年》中瓦西利饿晕前，列宁在看地图，由此想到有关战场报道……但，不行，缺乏连贯性，我又从一张图片中看到列宁坐在沙发上看报……也不行，不紧凑，不是有机的处理……
　　那时已经十一月份，天气渐渐冷了。实验剧团团长钟敬之同志兼这部戏的美术设计，住在靠山坡的石窑洞里，他怕我住在平房里太冷，就约我和他同住。有一夜，我半夜又想起打电话的戏来，就想同他谈谈，“老钟!老钟!”“呣……”他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你说，在彼得堡天将亮时，列宁从窗口可以看见街上，人们在大雪中排队买面包……?”“呣……”他哼了一声，翻身又睡着了，他那很有份量的身子压得床板吱吱呀呀地呻吟了起来。真够呛!为了组织演出、设计舞台美术、置景，又得省钱……他哪有精力同我半夜再谈表演呢，?我对这两次电话，实在发愁了。
　　偶然，见到戏剧部主任张庚同志，谈起这场戏来，他问了我不少关于电话的对象、内容等问题，后来，他可能无意中问了我一句：“你从哪里来?”这一问使我想起好多情况来。在前场戏里，列宁曾叫人准备车子去前方，在他下场时说：“我们去吧，同志们!”很显然，那时火线已迫近彼得堡了，列宁是亲自去前线视察的。于是我找到了最主要的规定情景，那就是列宁是从前方回来的，他在前线亲自观察并感受到了战士们英勇战斗的情景。他是在深受感动的情况下给《真理报》打电话的。
　　这样，我设计了一系列的动作。在天亮以前，由前方回来，进了办公室，从外套口袋中掏出报纸，丢在办公桌上，走到衣架前脱大衣和帽子……搓着手给报社通电话，语气中带着对战场上英勇战士炽烈的情绪，拿着报纸打电话，用同志的方式提出意见。然后，坐下，在桌上发现了斯大林的《民族平等权利宣言》草案，越看越觉重要，然后思索着站起来在室内踱步，在舞台左前侧，思考着微笑了，急急地回到桌边，侧坐在桌上，高兴地给斯大林打了电话……
　　从艺术处理来说，不同的演员不可能只有一种处理，但在这场戏里，极容易发生“硬嵌镶”进去的动作和场面，而我找到的动作设计至少使我自己感到充实而有信念。在这一场戏中，列宁的行动已经深入到意识形态的领域和他与战友之间的关系了。无疑的，这是对列宁——作为伟大的领袖的刻划，越来越深刻和丰富了!
　　人民群众没有领袖就缺乏力量。没有群众的“领袖”，显然是不可思议的。领袖脱离了群众，那真是无可挽回的悲剧!
　　在尾声中，列宁在演讲中提到了一个老婆婆说的话，她说，“现在不用怕带枪的人了，有一次我在森林里，碰到一个带枪的人，他不仅不从我那儿拿走柴火，反而给我捡柴火……”这正是画龙点睛地指出：“带枪的人”变了，也表现出政权的性质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苏维埃政权属于劳动人民。
　　1941年12月，《带枪的人》终于在延安南门外新建成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大礼堂上演了。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在莫斯科保卫战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刻，观众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当许珂同志帮我化装时，我还为自己扮演的角色——列宁——是否将被观众接受而不安。但是当我走上舞台，站在幕后等待出场时，我的心情突然之间沉静了下来，我只想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我终于从斯莫尔尼走廊的后景走向前台，剧场一刹那间静极了，仿佛什么都凝冻了起来，我快步走向前去……突然，震耳的掌声扑面而来；使得雪特林叫我“敬爱的朋友!”也几乎听不清楚，我感到一阵轻微的快慰的战栗——刹那间，我放下心来，我创造的列宁这一形象，初步被接受了……于是我稍稍一怔，回身开始了我第一句话：“你想喝茶吗，啊?”
　　1942年初，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萧三同志对《带枪的人》演出的剧评，给我们以很大的鼓励。晚春，我收到老同学张颖同志的来信，并附来了一张放大的剧照，在信中高兴地告诉我们：“《带枪的人》的剧照，已经过重庆办事处转送塔斯社驻中国分社，寄往莫斯科了……”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年代里，中国人民与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之间是有共同的命运和心愿的。
　　尼·包戈廷在《我怎样写<带枪的人>》一文中曾经写道：“工人和农民在党和天才的列宁领导下的联盟，这一思想在剧本中是从头至尾贯串着的。”我认为，我们的演出基本上认真地表现出了尼·包戈廷作品的精神，这是一次相当宏伟的演出。导演王滨和水华同志在戏的整体处理上达到了卓越的成就，并在群众场面中使用十月革命时期的红军军歌和手风琴伴奏，使演出富于革命浪漫主义的高昂的情调。
　　鲁艺，这一革命的文学艺术的教育园地，给我在创作道路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我回忆起曾和我们一起战斗过、为革命艺术鞠躬尽瘁的人们——王滨、田方、许珂、李丽莲、于亚伦等许多同志以及尊敬的沙可夫、萧三、李伯钊等同志时，我更感觉到应该坚持鲁艺的道路，将革命文艺的火种永远传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