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艺平(京)剧研究团成立前平(京)剧活动简况
　　1938年6、7月间，为庆祝“七·七”抗战一周年，以延安鲁艺师生为主，中央党校、抗大学员参加，编演了《流寇队长》、《农村曲》、《松花江上》三个新戏。《松》剧是旧形式新内容的京剧。剧本作者是王震之。演员有阿甲(原名符律衡)、江青、崔嵬、成荫、李纶、张东川、张冶、金钟鸣、谢翰生(洪涛)、李非、谷野、翟其春、龚伟、严熹、张达观等。乐队有卜三(原名徐玉峰)、陈叔亮、王震之、李纶、金紫光、刘沛、王久晨、邓玉成、刘介之等。此剧首演于延安城内天主教堂，接着到延安各机关、团体、部队演出了许多场，还为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1938年8月，第二期戏剧系学习告一段落，一些同学被分配到鲁艺实验剧团工作，团长为王震之。后来分为两个团，一团为王震之率领去前方，二团留延安，钟敬之任团长。这时期，阿甲、方华、李纶、王地子、苗培时、徐平、安波、张鲁等8个人经常在各种晚会上演唱京剧，曲艺、民歌小调，时间久了，这8个人曾被戏称为“八宝团”(其实偶然参加的还有刘沛、李非等)。王地子还自编自演了京剧活报剧《学不够》，很受观众欢迎。
　　不久，鲁艺实验剧团二团撤销，成立了旧剧研究班。指导员是罗合如，研究生最初只有阿甲、李纶、张东川、徐平、常绍卿、王久晨、卜三、任均、石畅，后来增加的还有陶德康等。旧剧研究班经常与院内其他部门的同志合作，在各种晚会上演出。演出的京剧有《刘家村》，由罗合如编剧，主要演员是罗合如、阿甲、徐平、方华、张东川等。《夜袭飞机场》由陶德康编剧，主要演员是陶德康、徐平。《赵家镇》由李纶编剧，主要演员张东川等。1939年7月，鲁艺一部分师生转赴敌后抗日根据地，旧剧研究班撤销。1939年9月，为纪念“九·一八”八周年，演出了京剧现代戏《钱守常》，由阿甲编导并主演，任均、任桂林、王一达、罗合如、石夫、石畅等扮演了剧中主要或重要角色。此剧的创作和演出，得到了观众的好评。从1940年起，延安演出了京剧传统戏，主要剧目有《法门寺》、《鸿鸾禧》和《群英会》。参加这些戏演出的主要演员有阿甲、任均、陶德康、罗合如、王一达、石畅、张东川、石天、齐湍棠等；演奏员有：陈冲、华君武、刘炽、陈叔亮、樊清章等。随后，又演出了新编或改编京剧历史剧《陆文龙》、《梁红玉》和《岳母刺字》，分别由陶德康、阿甲、任均和王一达主演。张东川和金毅夫等扮演了此三剧中其他主要角色。京剧传统戏和新编或改编的历史剧的演出，受到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延安广大观众的喜爱。
　　二、成立鲁艺平(京)剧研究团
　　抗战以来，以京剧清唱到京剧现代戏，直到京剧传统戏和历史，剧都受到延安观众的欢迎，从事京剧工作的同志们，也都感到需要建立一个进行京剧研究和演出的专业团体。1940年初阿甲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此事写了一份万言书。后经书记处批准，1940年4月在延安鲁艺正式建立了平(京)剧研究团。阿甲任团长兼研究科科长，罗合如任演出科科长，陶德康任教务科科长，陈冲任指导科科长。后来，增设副团长，由罗合如担任。石畅接任演出科科长。阿甲免去兼职后，李纶担任研究科科长(名科曾一度降格，科长改称干事，原干事改称助理干事；后又改回)。党支部委员会监督和保证行政工作，其成员定期改选。先后当选为支部委员的有苏远、简朴、任均、李纶、孙振、王一达等。简朴、李纶、孙振曾任支部书记。
　　建团初期，基本团员人数很少，如无团外同志协助，不能进行正规演出。鲁艺第三期学员结业后，戏剧系石畅、任均、展宇和美术系石天被分配来团；后来逐渐从院外调进一些人员，本团又培训了少数学员，大大增加了实力，除为数不多的剧目和个别角色仍需团外同志助演外，一般剧目能够自行演出。1941年冬，任桂林从第二战区再来延安，参加本团工作；1942年春，王一达从实验话剧团转入本团。此后本团艺术力量进一步得到加强，在无团外人员协助的条件下。一切研究和演出任务都可以胜利完成了。
　　鲁艺平(京)剧研究团前后相加的总人数是42人。除上面提到者外，演员还有方华、王甫、王铁夫、朱革、阿良、李碧岩、张梦庚、陈怀平、孟刚、周聘雪、徐特、秦桢、梅松，浪影、鲁非，曾荣。专职演奏员还有卜三(板鼓)和贾风(二胡和打击乐)、袁石静(京胡)。专职舞台工作人员有王水漫；学员是冯光荣，平胜凯，许万恒，张复兴，张洪春，张俊瑞，张墨忠，孟庆成，侯铁山。
　　三、平(京)剧研究团的方针、任务和演出剧目
　　平(京)剧研究团不象其前身旧剧研究班那样只重学术性问题的研究，很少演出，其计划是：第一阶段重点学习京剧技术，时间约三年；第二阶段着重研究；第三阶段进行改革。名个阶段都要与演出实践密切结合。但实行起来，三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而是互相结合、渗透的。事实上，在学习阶段中，就创作、改编、演出了一些剧目，已经是一个既进行学习研究又经常演出的专业剧团了。
　　平(京)剧研究团实际存在只有两年的时间，虽然主要任务是学习京剧技术，但因与实践密切结合，又为满足观众的需要，演出了相当多的传统剧目，有：《法门寺》、《鸿鸾禧》、《群英会》、《打渔杀家》、《坐楼杀惜》、《击鼓骂曹》、《四进士》、《四郎探母》、《捉放曹》、《龙凤呈样》、《十三妹》、《审头刺汤》、《二堂舍子》、《平贵别窑》、《六月雪》、《连升店》、《空城计》、《武家坡》、《扫松下书》、《宇宙锋》、《黄金台》、《双狮图》、《古城会》、《独木关》《一箭仇》、《白水滩》、《连环套》(“拜山”一折)、《黄鹤楼》、《梅龙镇》、《乌盆计》、二本《虹霓关》、《奇双会》等。此外，整理并演出了全部《一捧雪》(整理者阿甲)；改编并演出了全部《宋江》(阿甲、李纶、石畅改编，陶德康、陈冲、石畅导演)和前半部《玉堂春》(石畅改编、王一达导演)。在建团以前不久，还演出了剧本选自国民党统治区进步刊物的新编和改编的历史剧《陆文龙》、《梁红玉》和《岳母刺字》。
　　平(京)剧研究团曾派人辅导延安一些机关、学校的业余京剧活动，有时还与他们合作演出。还有少数业余演员参加过本团的演出。剧目有《梅龙镇》、《黄鹤楼》、《连环套》(“拜山”一折)《宇宙锋》、《斩经堂》、《战蒲关》、《贺后骂殿》、《查头关》、《白马坡》、《姻脂虎》、《花木兰》、《审头刺汤》、《空城计》和《四进士》等。
　　四、平(京)剧研究团进行学习、研究和改革的简况
　　1.关于京剧前途问题的讨论
　　鲁艺出的墙报文艺期刊上曾发表文学系个别同学和本团个别同志的文章。前者认为京剧是封建社会产物，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前途可虑；后者认为京剧经过不断改革发展，即使到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受到人民欢迎。双方各持己见，领导上没表态。
　　2.关于京剧的形式与内容和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
　　其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平(京)剧研究团一些同志，在1942年10月出版的《延安平(京)剧研究院成立特刊》上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如阿甲文章中提到掌握京剧技术的歌舞规律表现新观点历史剧；任桂林文章中提到由新的历史歌剧走上新的现实歌剧；李纶文章中提到掌握技术规律和歌舞规律，建立科学导演制度，创造新技术；徐特文章中提到要与群众共同来解决京剧改革问题；罗合如、王铁夫文章对京剧的一些艺术问题作了探讨。
　　3.关于传统剧本整理改编
　　如《宋江》剧本的改编，着重描写了宋江走向农民起义队伍时的思想、情感等的发展变化过程；《一捧雪》的整理中，对莫成的“义”与死相矛盾的复杂的内心痛苦作了深刻的揭露；前半部《玉堂春》剔除了色情与低级庸俗之处，突出了爱情的描写。……总的来说，一种是改编或整理者对原剧本的结构、剧词作系统的重写，如《宋江》；另一种是演员对所演角色的剧词作细微的变动，有的虽只改动一个字、几个字，或是一句两句，不但在文字上改掉了不通之处和低级庸俗趣味之类，而且还能使形象更为鲜明。
　　4.关于京剧表导演艺术的研究与实践
　　逐步试行导演制问题。多数剧目虽未有明确的导演，但排戏负责人有时在某种程度上起了导演的作用；演员也大都自觉地揣摩所饰角色的思想感情，追求唱做念打的精彩技术，内部动作与外部动作力求融合一致。不少剧目在演员互相交流方面更取得好的效果，如《断臂说书》，演员阿甲、陶德康、朱革、王一达在排剧中切磋琢磨，演出时配合默契，使几个形象非常动人，观众为之感动。排《宋江》时，初试导演制，效果良好。排前半部《玉堂春》时，建立了正规的导演制，取得成功。教传统剧目，在教员“说戏”时不是单纯地教表演技术，而是同时讲解、研究剧情和人物。
　　自觉或半自觉地摸索在京剧表、导演中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发扬京剧中固有的现实主义因素问题。比如在阿甲、王一达等一些同志的表演中，都令人有“这一个”的感觉。这对后来的延安平剧研究院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演员与观众的交流问题，特别是审美水平和艺术趣味等方面的相互影响的情况下，政治文化水平和艺术欣赏水平较高的观众与政治文化水平艺术欣赏水平较高的演员共同形成了鲁艺平(京)剧研究团较高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在延安平(京)剧研究院中又有了新的发展。
　　5.关于平剧音乐方面的研究与实践
　　京剧四声、尖团、韵辙、发声等方面的研究问题，阿甲、罗合如当时讲这些课时不断介绍自己的心得体会，罗合如后来还发表了这方面的一些文章。
　　京剧唱腔和伴奏方面的研究问题，主要是本着音乐要表现与配合整个剧情中具体人物具体思想感情的要求在演出中加以运用。如阿甲在《草船借箭》中，任均在《四进士》中，简朴在前半部《玉堂春》中的某些新的唱腔，可能是由于音乐魅力，使观众既从人物形象塑造上得到审美享受，又从音乐本身有所欣赏，因而总是满场喝彩。这类事例是很多的。
　　五、平(京)剧研究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
　　当时衣食住行都很困难，大家住简易草房，有的下雨时漏水，雨停后室内继续下雨。剧团自己打窑洞，自己到南泥湾砍树运树做窑洞支架。陈冲因此将腰扭伤，平胜凯为部队艺术学校的简称打窑洞时被塌方砸死。到甘谷驿演出时自背行李，日行近百里，晚上接着演出，大家动手搭台卸台。平时到各机关部队演出，往往每个晚会往返数十里，演完戏步行回到桥儿沟时，已是次日凌晨。
　　六、平(京)剧研究团的思想政治工作
　　剧团领导和党支委会除了组织各种学习来提高大家的政治、文化、业务修养，树立共同的政治理想与艺术理想之外，剧团领导和党支委起模范带头作用，如扛戏箱、搭台时的重劳动抢着干。在艰苦条件下，开娱乐晚会、舞会，劳逸结合，心情舒畅。形成全团同志团结奋斗精神愉快的局面。
　　七、延安鲁艺平(京)剧研究团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局限性
　　平(京)剧研究团是我党中央领导下，最早的京剧研究和演出的专业剧团，它对党领导的京剧工作起了先驱作用。它在表、导演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它的演员与观众相互影响而形成的艺术风格；它的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等等，对延安平剧研究院和各解放区京剧表演团体以及建国后的全国京剧工作，都发生了较好的影响。
　　由于当时没有印刷条件和录音录相设备，平剧研究团的剧本、唱腔、影象，今天能见到的甚少。但由于延安的京剧工作者，在社会主义时期有的在京剧院(团)中任主要演员、导演、院(团)长；有的在宣传文化部门中任部、厅、局、处、科长。通过这些同志的工作和劳动，延安的传统精神和作风，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但鲁艺平(京)剧研究团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主要是在技术上，除了陶德康(曾受益于程继光等，当年北京有些京剧班社曾邀他“下海”，但他愿作著名票友参加演出)、阿甲(1938年前即为著名票友，在一些戏的表演上有自己独特风格)、罗合如(曾受益于瑞德宝、陈道安等名家并有一些拿手好戏)、陈冲(业余司鼓多年、精通京剧音乐、并会说许多传统戏)、任桂林(青年时在山东省立剧院正式学习小生，毕业后在一些地方演戏)等技术水平较高之外，其它一些主要的同志多是只在某几出戏中有独到之处的票友，功夫没有科班出身的那么扎实。其次，非常紧张的战争环境，极其困难的物质条件，特别是广大观众对戏曲艺术的迫切需要，使平剧研究团不可能以十年磨一剑的办法，在技术上精雕细刻，因而在音乐、舞台形象方面没有留下什么艺术珍品。
　　应该承认，强调初期着重学习京剧技术是正确的，但把学习、研究、改革三者截然分在三个阶段进行，是不完全适当的。鲁艺平(京)剧研究团，虽然事实上也做了一点改编创作剧本工作，但做得太少了，甚至连整理剧本的工作都没能有计划地进行。这说明除了上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外，当时领导思想上也有一定的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