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爱好戏剧，在中学读书时，课余学过一点儿话剧，也学过一点儿京剧；还演过一个独幕话剧和两出京剧传统戏。那时，无论是话剧，还是京剧，我都只是个人爱好，演出也是所谓“玩票”；学得都很肤浅，演得也很平庸。
　　抗战开始以后，我参加了一个剧团，演出过几个反映抗战的独幕话剧。可是这时，我的戏剧知识还是很少，表演水平仍旧不高。
　　1938年12月，我到延安参加革命以后，为了掌握戏剧基本知识，提高表演艺术水平，考入延安鲁艺第三期戏剧系。
　　我非常幸运，入学3个多月，就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后我更加努力学习，积极工作。
　　在鲁艺戏剧系学的是话剧，可是我在鲁艺演过的话剧只有两个：一是《被蹂躏的女性》。崔嵬编导，由我主演，同台主要演员有王一达和柳岸。二是日本话剧《婴儿杀害》。姚时晓导演，我扮演警官的女儿，同台主要演员有黄*(上艹下灼)菊和方深。完全出我意料，我演得多的，却是京剧。
　　我在延安演京剧，是从1939年春天开始的。演的第一出戏是《鸿鸾禧》(前两折)。我扮演金玉奴，同台主要演员是本系同学展宇和石畅。第二出戏演的是《打渔杀家》。我扮演肖桂英，同台主要演员除石畅外，最主要的是当时已经专业搞京剧的阿甲。由于当时延安还没有戏箱，演这两出古代戏，穿的却是现代服装。当拿腔拿调地唱念时，尤其是做“旦角”的程式动作时，感到很别扭。
　　同一年的秋天，我参加演出了京剧现代戏《钱守常》。阿甲编导并主演，我扮演钱守常的女儿，同台主要演员还有任桂林、王一达、罗合如、石天。因为是宣传抗战，演出时有一种政治责任感，而且又是穿现代服装演现代戏，表演不感到那么别扭。但是，不可否认，新内容和旧形式之间，还是有些不协调的。
　　后来，从西安买来了戏箱。从1940年元旦起，延安开始演出了真正的京剧传统戏。第一出戏演的是全本《法门寺》。我扮演宋巧姣，阿甲扮演赵廉，石畅扮演刘瑾，王一达扮演贾桂，石天扮演刘公道，齐瑞棠扮演刘媒婆，张东川扮演刘彪。在当时延安的条件下，这个演员阵容，可以说是最整齐的了，鼓师是陈冲，琴师是华君武，陈叔亮和刘炽都演奏打击乐器。乐队虽小，力量很强。正因为如此，所以轰动了延安，盛况空前。我们连演四场，毛主席连看四场。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凡在延安的，也都观看了。
　　接着演的传统戏是全本《鸿鸾禧》，又名《棒打薄情郎》。我还是扮演金玉奴，同台主要演员是陶德康和王一达，这出戏也很轰动。我永远难忘的是，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正巧看了这出戏的演出。他在1940年4月23日写给我的信中，除谈到我的在重庆的二姐任锐和在莫斯科的外甥女孙维世以外，他写了：“前晚看了你的拿手戏，赞佩不已。”我突然接到他的亲笔信，真是喜出望外，又得到他这样的鼓励，更是受宠若惊。
　　那时，我还演过两次新编历史剧：一是《梁红玉》。采用国民党统治区进步刊物上发表的剧本，由我主演，陶德康导演并扮演韩世忠，张东川扮演金兀术。二是《吴三桂》。我扮演陈圆圆，王一达和石畅编导并分别扮演吴三桂和多尔衮。如果说演传统戏，基本上是模仿前人的表演，那么，演新编历史剧，则是创造自己的角色。在这一点上，和演现代戏一样，不同点是穿古代服装演古代戏，形式与内容之间，没有不协调的问题。尽管我对角色的创造不尽成功；但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
　　学习结业，分配工作时，组织决定我去新成立的鲁艺平(京)剧研究团当演员，这在我的思想里引起了很大的波动。京剧，我是爱好的，也演过不少出戏；受到观众欢迎和领导鼓励时，我很愉快。但是让我以演京剧为专业，我却并不心甘情愿。不过我考虑，我是共产党员，应该个人服从组织；我又想到人民群众对京剧是那么需要，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京剧又是那么重视，特别是周副主席还给予了我那么大的鼓励，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我终于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我在鲁艺平剧团，除还演上述几个保留剧目外，又主演了《十三妹》、《玉堂春》、《宇宙锋》；与别人联合主演了《龙凤呈祥》、《四郎探母》、《宝莲灯》、《梅龙镇》、《奇双会》等戏。随着艺术实践的不断增加，表演水平也逐渐有所提高。
　　我在鲁艺平剧研究团工作时期，还有一件终生不忘的事。那是在1941年秋季的一个星期天，我和本团的阿甲、罗合如、陈冲、陶德康、李纶、石畅、方华以及当时还在鲁艺实验(话)剧团工作，经常协助演出京剧的王一达，在业余京剧活动的主要演员于陆琳陪同下，应邀到杨家岭毛主席家里做客。毛主席用了六七个小时的时间，热情而亲切地同我们畅谈京剧艺术及其发展前途，欣赏延安稀有的京剧唱片，并共进午餐。这不是平常一般的“做客”，而是特殊荣幸的“听课”，毛主席单独给我们几个人上了宝贵的一课，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从而坚定了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从事京剧事业的决心和信心。
　　1942年4月，遵照党中央的决定，鲁艺平剧研究团与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平剧社合并，成立延安平剧研究院。我和全团同志从此离开了鲁艺。
　　此后，我在延安平剧研究院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平剧院(原属晋绥军区)工作。从我在延安演第一出京戏算起，我在解放区做京剧工作整整10年。
　　我有自知之明，我演京剧，并不是很有才华的；之所以在延安时期能做京剧的主演之一，是“此地无硃砂，红土以为贵”。全国解放以后，京剧表演艺术家和优秀演员大有人在，我是不能和他们相比的，我已经完成了在解放区从事京剧工作的历史任务，应该愉快地退出舞台。在全国解放前夕，经组织同意，我改做了行政工作。虽然从那时起，我再也不演戏了，但我在鲁艺学到的戏剧知识，仍然在我的工作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我离开鲁艺，至今已有40余年，从来没有忘记过领导和老师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一直在深深地怀念着敬爱的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