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受启蒙教育，主要是两方面：一是革命理论的指引，一是社会实践的验证(生活实践与创作实践)。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了，才唤起我对革命文艺工作的严肃的责任感和历史的使命感。
　　参加革命前，在南京左翼剧联领导下，参加了抗日救亡戏剧、歌咏宣传活动。凭着青年人一腔抗日救亡的热情，串学校，走机关，组织业余刷社、歌咏队，通过演出宣传群众，鼓舞斗志，激发爱国热情，鼓动团结抗日。尽管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军警的破坏镇压，依然变着方式坚持着干。当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鲁艺学习和工作，心想：老早就参加革命活动，如今又身处革命环境中，想当然自己已成为革命文艺工作者了。
　　可是整风运动开始以后，鲁艺领导检查了办学方针，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过7天之后，毛泽东同志到鲁艺讲话时说：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亲聆毛主席这番教导，自己犯起疑来了，自问：怎么自己做个革命文艺工作者至今还未“入门”呢?看来关键是立足点要转移到工农兵方面去，核心是改造自己。尽管思想认识一下子上不去，却下决心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去做，到“大鲁艺”去，拜人民群众为师，从干中去理解吧。
　　1939年春节在延安县曾观看了群众闹秧歌，这是一种朴素的民间集体舞文艺形式，群众性很强，遍及整个陕甘宁边区。这些朴素的甚至是稚拙的小场歌舞剧却十分吸引人。同时，结识了“伞头”，搜集了领舞的各种图案、秧歌的基本步法、唱词、小场子对舞的动作与表达的情趣等。因为有这么点底子，经院领导决定，就背上行装到群众中学秧歌去了。
　　1943年元旦，鲁艺为宣传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组织了秧歌队。当时由刘炽同志带着我一起教同学们扭秧歌。刘炽和我就成了延安鲁艺第一支秧歌队的“伞头”。几天之后，“鲁迅艺术文学院秧歌队”鲜红的门旗竖立起来了，在五色缤纷的彩旗和大幅“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标语的簇拥下，一支几十人的大型秧歌队踏着锣鼓点，扭着健壮的舞步，从桥儿沟出发了，向延安南关外边区政府献旗，向延安北门外边区联防司令部献花。秧歌队走街串乡，群众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我们，并议论纷纷：“尔个变了，鲁艺大学的学生也扭起咱们老百姓的土秧歌来了!”有的说：“好气魄啊!好红火啊!”王大化和李波同志唱的《拥军花鼓》，特别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我们秧歌队无论走到哪里，都有群众跟随着。当演员打着花鼓唱道：“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场外的老乡接着唱：“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真是盛况空前。
　　首次演出获得了延安各界的肯定和赞赏。同时，群众也提出了评论的意见，集中一点是：鲁艺闹秧歌群众双手欢迎。就是秧歌队将咱们边区各行各业人扮得不美。咱们看了心里不舒坦。
　　我听了这一尖锐批评，象当头浇了一桶凉水。是啊，扮相是难看啊!做为秧歌队的打头人可能比其它演员的扮相还更难看。头上扎了十几个小辫子，辫子上插上各色的纸花；面部化装是仿戏曲“丑”的扮相，眼上涂上两大白粉圈圈，红鼻头、两颊抹上两块红圆饼，两耳挂着红辣椒或红枣串串，身穿大红袍，“手持大团扇和绿色手帕。舞步舞姿基本上是保持旧秧歌的扭动情趣……自己在镜子前一站，也发现扮相非但不美，简直是丑化了!可是又想，这是从群众那里原样学来的呀!为什么群众会反感呢?……问题出在哪儿呢?我自己困惑起来了。
　　在困惑思索中，再次学习《讲话》：
　　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
　　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我沿着毛泽东同志指引的路，又走进群众中去，请教桥儿沟的老乡。群众说：“尔个边区是咱群众当家做主呢，政治大翻身了。可不该象旧社会把咱老百姓不当人看。”有的说：“如今咱们群众代表参加边区政府大会，跟毛主席、朱总司令平起平坐，共商国家大事哩。”桥儿沟秧歌老把式悄悄地对我说：“旧社火是闹红火，扭的是骚情秧歌，有的人家都不让年青女子出来看呢!”……这些简短朴实的话语，象惊雷骇电骤然撞击开我的困惑，它的冲击力在我灵魂里升腾。茅塞顿开，思绪清晰，心情顺畅了。群众教育我作一个文艺工作者必须看到“时代不同了”这样一个现实。这时，才悟到毛泽东同志亲自到鲁艺动员全院师生到“大鲁艺”去的深远的意义：深入群众，改造自己。
　　问题找到了，眼光似乎从云雾中飘落到大地上：这里的人民群众在建设没有剥削和压迫的陕甘宁边区，他们参政，已是社会的真正的主人。这样的主人在贫瘠的黄土高原，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所收获的粮食，宁愿自己缺食少穿，把好粮缴出来支援抗战，供养人民子弟兵和成千上万的干部，他们是何等的崇高伟大啊!中国第一代新型的农民形象，他们崇高优美的精神面貌光彩照人，岂容歪曲丑化!
　　由于创造意识和审美观念的改变，鲁艺秧歌队在扮相上由丑变美了。抛掉《王小二开荒》的旧名，改成《兄妹开荒》，威武雄壮的胜利腰鼓舞《庆祝胜利》和《歌唱南泥湾》的八女挑花篮悠扬抒情的歌舞问世了，反映陕北乡土风情的《运盐队》、歌唱大生产的《回娘家》、《推车舞》等等，一大批表现新时代、新生活、新面貌的节目投入排练。新秧歌的主题新了。
　　秧歌队全部改为“俊扮”。头扎英雄结，身穿绣花红兜肚，外套天蓝色的上衣，腰系彩绸缎带，看上去人人精神焕发，个个英姿飒爽，真是一派新时代气魄，我和刘炽两个“伞头”装扮也漂亮英俊了。但手上扔掉大团扇和绿手帕，改换什么样的道具却感到为难。应以什么具体形象来作为表现工农兵战斗风格的鲁艺秧歌队前导的标志呢?同志们提出的方案不少，都难以选中。正在大家聚议设想时，猛然间，有位同志看到一杆红旗迎风飘扬，红旗上的铁锤、镰刀在阳光照耀下熠熠闪光。他喊出：应该是它!
　　于是，铁锤、镰刀被选定为鲁艺秧歌队的前导标志，它是人民大众的代表形象，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象征。
　　1943年2月9日鲁艺秧歌队以百余人庞大阵容，第一次高举铁锤、镰刀，工农代表形象领衔，连续到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联防司令部、边区政府、西北局、文化沟等处演出。每天到延安农村演出五、六场。由于鲁艺秧歌队的面貌全变了，深得群众的喜爱，每到一处，群众皆奔走相告：“鲁艺家来了。”周扬同志听到笑看对我们说：“‘鲁艺家’多亲昵的称呼!过去你们关门提高，自称为‘专家’，可是群众不承认。如今你们放下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诚诚恳恳地为他们服务，刚刚开始做了一点事，他们就称呼你们是‘家’了，可见专家不专家，还是要看他与群众结合不结合。这头衔，还是要由群众来封的。”
　　鲁艺秧歌继承了“五四”以来新文艺形式的要素，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形成一种新型的、小型的广场剧。它是具有民族特色、乡土气息和时代特征的灵活轻便的歌舞剧表演；它体现了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特色，能够迅速简明而艺术地反映群众生活斗争的新的艺术品种。群众看了演出后说：“鲁艺家秧歌变样了，唱的、演的、跳的一满美的太咧!”广大群众批准了。中央首长看后也赞道：“这还象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一致认为：鲁艺为文艺表现新的群众时代开了个好头。
　　鲁艺秧歌掀起了延安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的秧歌运动。影响遍及各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高举铁锤、镰刀的秧歌队，紧随解放大军，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跨黄河、越长江，直至珠江海口，歌唱全国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全国解放后，秧歌又走向世界，受到不少友好国家人民的热爱，也得到友好国家歌舞团以跳秧歌舞来代表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赞赏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