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艺术学院的戏剧活动一向十分活跃。在建院之初的两个月间就已演出了《人命贩子》、《大丹河》等大小剧目十余个。尤其是在“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时，先后创作并演出了歌剧《农村曲》、改编旧剧《松花江上》以及三幕话剧《流寇队长》，都得到一定好评。为了结集人才，适应延安文娱活动及开展新的演剧工作的需要学校决定于1938年8月1日宣布创立一个专业性的戏剧团体“鲁艺实验剧团”。当时的团员有龚伟、肖逸、孙强、温容、韩塞、里珂、张平、徐一枝、阿甲、张东川、李纶、关鹤童、张林籍、王久晨、地子、齐瑞堂、张鲁、王一达、张守维、路玲、邸力、陈锦清、张颖、熊塞声、方华、岳慎、庄焰、李非等。团的主任和各科科长都由戏剧系教员兼任：剧团主任及教育科长王震之，干事里珂；组织科长李伯钊，干事龚伟；剧务科长钟敬之，干事孙强；导演有左明、崔嵬、张庚；还有音乐顾问向隅，医药顾问马海德。
　　8月27日，与鲁艺第二届开学的同时，剧团正式举行成立典礼。来宾有李卓然、肖向荣、徐懋庸等同志。晚会上演出了两幕话剧《一心堂》和新编京剧《松林恨》，稍后又演了三幕话剧《打虎沟》。
　　剧团成立之初，这些艺术青年，革命情绪饱满，工作热忱高昂。那时几乎经常聚集在城内与边区文协同院的两间平房里，紧张地学习和排戏。近旁的院子就是“中央大礼堂”(即旧天主教堂)可供我们借用，这样就有个小小舞台作为排戏和演出的“基地”了。鲁艺学校却在北门外路西山坡上开了些窑洞，离城约有一里许，我们每天上课吃饭总得往返奔波。我的更多精力集中于改建那个教堂里的小舞台，和试验设计制成几种铁皮灯罩以管制汽灯照明。有一段时间我就索性在舞台旁边的一间不设门扇也无窗纸的小房间里住下，每当晚会散场之后，在暗淡的菜油灯光下工作或读书，条件虽然艰苦精神却很愉快。在这一年内，实验剧团又先后排演了多幕话剧《团圆》(沙可夫作)、《血晏》(陈荒煤作)，和新歌剧《军民进行曲》(李伯钊编剧，冼星海作曲)。
　　1939年2月，鲁艺全院作了一年来的工作检查，认为过去规定的教育计划，偏重于培养专门人才，而忽视培养为前方急需的有多方面才能的文艺干部。为了与前方取得直接联系，更好地开展抗战戏剧运动，加强前方和敌后根据地的文艺工作，鲁艺于3月间派出实验剧团，去前方开展工作。这次剧团由王震之任团长，另有肖逸、张平、安波、龚伟、徐一枝分任务科科长，团员有张鲁、地子、安琳、方华、周云深、齐瑞堂、翟其春、朱革、徐徐、江雪、刘谟、张潮、黎辛、聂眉初、王韦等近30人。他们离开延安后经西安东进渑池北渡黄河入山西垣曲，越王屋山经阳城、晋城，北向高平、壶关、长治，到达潞城地区八路军总部驻地。而后还去了太行山区的平顺、陵川，又渡浊漳河北向黎城、左权、和顺，东至赞皇、内丘一带，随地开展工作。后转榆社、太谷，南下风陵渡过河，于年终西返延安。他们在前方的9个月间，共计先后演出晚会达百余次，创作话剧及新编曲剧20余个，以及歌曲、小调、杂技等不计。此外，他们还帮助其他剧团排戏、教歌、讲课各数十次。
　　当实验剧团大部人员上前方之后，留后方的人员其中大部是对京剧具有专长和爱好者，如阿甲、罗合如、张东川、李纶、陶德康、王久晨、赵奎英、薄平等，便组成了一个“鲁艺旧剧研究班”(也就是“鲁艺平(京)剧团”的前身)，先后演出有：《刘家村》、《夜袭飞机场》、《天快亮了》以及稍后的《钱守常》等剧，开始对旧剧形式进行探索改革工作。
　　这一年，陕甘宁边区剧协正在酝酿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戏剧演出，以推动戏剧运动。据当时负责此项工作的张庚同志回忆说：那时毛泽东同志亲自把他找去，说延安也应当上演一点国统区名作家的作品，《日出》就可以演。并说这个戏应当集中一些延安的好演员来演。为了把戏演好，应当组织一个临时党支部，参加的党员都要在这个支部里过组织生活，以保证把戏演好。这样，鲁艺包括实验剧团留延人员实际上负起了这次的主要任务。于是调动人员，集中精力，筹备演出《日出》。我参加了这个工作并担任舞台设计，导演为王滨，那时我们虽然并不完全了解毛泽东同志倡议演这个戏的深意，大家却都在加倍努力，决心把戏演好。这个戏是以“边区剧协工余剧人协会”的名义演出的，但实际上鲁艺实验剧团与总政和抗大的几个文艺工作者是合作的主力军。该剧导演王滨和组织者之一的田方以及演员颜一烟、张成中等，都是当时总政宣传大队和抗大文工团的，李丽莲是边区文协的，他们在这次演出之后就都留在鲁艺工作，成为后来重组实验剧团的骨干力量。那时鲁艺教务处设有“艺术指导科”，有郑律成、干学伟、华君武、李丽莲、李鹰航等。田方、王滨、颜一烟等来了以后，由田方负责。
　　《日出》是1940年元旦起在延安正式公演的，一连演出12场，以后又在9月间由实验剧团和戏剧系重排并再演多场。剧中演员与角色如李丽莲的陈白露，王一达的潘经理、干学伟的张乔奇，田方的黑三，颜一烟的顾八奶奶，范景宇的胡四，韩冰的翠喜和林白的小东西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有，从这个戏的演出以后，一批解放区以外著名作家的剧本以及几个外国名剧，先后在延安舞台上陆续演出，影响并推动了延安戏剧运动的发展。
　　实验剧团自前方返回延安经过一段总结和调整之后，与教务处艺术指导科合并，于1940年2月间改组成立新的实验剧团。以田方为团长，王滨为副团长，内设研究、演出、剧运三科。各科负责人为：研究科长钟敬之(不久调离剧团，负责筹建“鲁艺美术工场”)，后为于敏，干事是干学伟、陈锦清；演出科长王滨，干事张平、张守维；剧运科长田方，干事地子、龚伟。当时田方同志提出一个剧团改组后的计划草案，大意是为了推动抗战戏剧运动的发展有必要提高理论与技术，需要建立一个较正规的剧团，培养有新的思想认识与技术修养的优秀戏剧工作者。努力树立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团风，克服个人散漫的不良作风。那时正值鲁艺教学上趋向专门化提高，各系都组成有专门的研究创作机构，如文学研究室、音乐工作团、美术工场以及实验剧团。所以剧团的学习气氛也大为高昂，积极编制理论和政治统一的学习小组，草拟学习规约，着重听艺术论和戏剧概论课，上马列主义课，开新文化问题的讨论会。先后又请何思敬同志讲哲学，吴亮平同志讲“形式与内容”问题，也请刚从前方回延安的袁牧之同志作报告。在这期间的业务活动也开展得比较活跃。演出方面为庆祝鲁艺成立2周年，由王滨排演了王震之编写反映农村生活斗争的剧本《佃户》，主要演员有李莫愁、张守维等，于6月初演出。同时还先后排演了《婚事》、《钟表匠与女医生》，以及8月间重排并演出《日出》。为了使团员有更多的实践机会，在11月间选排了契珂夫的3个小戏，由陈锦清导演《求婚》，马瑜导演《蠢货》，史行导演《纪念日》，作为团员的普遍学习剧目，一直到年终演出才结束。
　　这年10月前后，水华和肖昆等同志从重庆来到延安，他们随身带着有章泯同志尚未翻译完成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部分译稿。水华对此已有研究，经和张庚同志商定，便在戏剧系第四期教学实践中探索试行斯氏体系。这对实验剧团的理论和表演的学术研究影响极大。当时天蓝、曹葆华两位同志选译的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派戏剧家B·E查哈瓦的《导演的原则》和T·拉普泊的《演员的工作》以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作《论演员》3篇辑成的《演剧教程》一书，便成为重要教材，广为传诵和学习。
　　此外，剧运科还做了不少辅导工作，对边区和延安的剧运起过一定作用。如那时从前方来鲁艺学习的剧团有王江三带领的“黄河剧社”和谢力鸣带领的“奋斗剧社”，来团学习长达半年之久。他们有关编导、表演、话剧、京剧、音乐、舞蹈、装置、美术等课，都是由实验剧团派人或转请人去完成教学的。还曾由地子去延安文化俱乐部主持举办了“导演训练班”，并派人为烽火、抗战、边保和女大、青干等单位讲课。在这一年内剧团自己演出了《佃户》、《婚事》、《闲话江南》、《棋局未终》、《钟表匠与女医生》、契珂夫的三个小戏及重演《日出》，9个戏共演出16场。其中，参加演出、排戏全过程的有《一年间》、《蜕变》、《钦差大臣》、《大战平型关》、《松花江上》等11个剧目；部分参加的有《秋瑾》、《马门教授》、《维也纳暴动》、《塞上风云》、《阿Q正传》、《李秀成之死》等7个剧目。
　　1941年10月，实验剧团的组织机构与干部人选，经鲁艺院务会议决定作了调整，成立团务委员会，采取集体领导制度，以张庚、钟敬之、田方、王滨、于敏、水华、许珂、姚时晓、何文今、王大化、干学伟11人组成团务委员会。并由钟敬之、田方、王滨、于敏、水华5人组成常委会，钟敬之为主任，田方为副主任。团内组织略作调整，即团部下面不设各科，改设研究室和演出委员会。研究室由水华负责，干事范景宇，下分演员导演组、舞台装置组、理论剧作组，分组进行学习与研究；演出委员会由何文今负责，委员有张守维、马瑜、张成中、邸力，负责排戏演出制作等的一切计划和实施。
　　当时陕甘宁边区剧协为开展边区各地的剧运，决定要在戏剧节(10月10日)举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汇演，以检阅本年度的演出阵容。那时参加的节目中有鲁艺实验剧团的《带枪的人》，青年艺术剧院的《上海屋檐下》，部队艺术学校的《悭吝人》，文化俱乐部业余剧团的《新木马计》等。从此，实验剧团即以全力投入这个革命史剧《带枪的人》的筹备及排练工作。《带枪的人》是苏联包哥廷写的剧本，从一个侧面反映伟大的十月革命。演出此剧是在中国舞台上首次出现列宁和斯大林的形象。此剧由王滨、水华任导演，钟敬之任舞台设计，重要演员有干学伟饰列宁，严正饰斯大林，田方饰俄国士兵伊凡·雪特林。全剧13场及尾声，舞台装置场面及出场人物的众多是空前的。自1941年12月27日彩排，于翌年元旦正式公演，连演10余场，获得颇大赞誉，这是对实验剧团力量的一次全面检阅。
　　按照当时公布的“剧团1942年度工作大纲”，本年度2月至6月，工作中心集中于学习研究，7月起开始排戏，拟于戏剧节演出。前一阶段以研究室工作为主，每人参加一组，由组长领导分期进行。演员导演组以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的表演艺术为中心，重在研究体系的表演技术及其基本练习。舞台装置组以了解与研究一般舞台美术的理论为主，并重视技术实习，包括实习写生、构图和模型制作等。后一阶段排戏，原计划排演我国剧本《愁城记》，后因整风学习，改变了学习计划。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实验剧团于4月间调整学习计划，开展整风学习。鲁艺在整风学习中，联系实际，触及有关学院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工作的检查，思想认识都有提高。在“七·七”抗战5周年纪念活动时，鲁艺戏剧部(含实验剧团和戏剧系)的师生们，遵循文艺新方向，突击创作并演出了几个反映华北军民反扫荡斗争的话剧，有《我们的指挥部》(陈荒煤作)、《军民之间》(袁文殊作)、《民兵》(姚时晓作)、《三光政策》(骆文作)等，这些剧本虽然不是直接来自前方的，但已经在踏着新的步伐开始前进了。1943年的新年和春节，整个延安掀起一片红火热闹的群众秧歌运动。实验剧团的同志们，都先后投入秧歌运动的行列，并与鲁艺音乐部的同志们一道，从向群众艺术学习中产生了不少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新作品，包括《兄妹开荒》以及小节目《打腰鼓》、《挑花篮》、《拥军花鼓》等等。秋季，西北中央局号召延安各文艺团体分头下乡，鲁艺组成一个以实验剧团和音乐工作团为基础，又增加美术、文学等专业人员40余人参加的“鲁艺工作团”，由张庚率领去绥德地区开展工作，副团长田方，团员有水华、王大化、贺敬之、马可、华君武、安林、张平、于蓝、王家乙、林农、欧阳如秋、唐荣枚、李焕之、刘炽、关鹤童、时乐濛、丁毅、王元方、孟波、黄准、张鲁、陈克、吴梦滨计桂森、何路、王岚等。这个工作团在年前出发至第2年4月回延，他们在当地干部的帮助下，集体创作了新歌剧《周子山》带回延安演出，深受广大群众赞赏。此后，鲁艺实验剧团和鲁艺音乐工作团即与鲁艺戏剧部及鲁艺音乐部一起合并编组，进行整风。
　　1944年夏，“西北战地服务团”由周巍峙同志率领从华北前方工作多年后返回延安，集中进行工作总结，在与鲁艺戏剧部(包括实验剧团)和音乐部的同志们共同相处期间，开展了一系列较有影响的戏剧创作及演出活动，其中就有1944年9月演出反映太行山区沁源战斗生活的四幕话剧《粮食》，这是陈荒煤、姚时晓、水华集体创作并得到周恩来同志大力支持和鼓励的；又如同年冬为配合整风运动，在中央的倡议下，中央党校和鲁艺联合演出了苏联考涅楚克的三幕五场话剧《前线》；以及在鲁艺又同时开始创作与排练，在翌年为党的“七大”召开时献演的大型新歌剧《白毛女》。当时的物质供应十分困难，为了保证戏剧演出的基本条件，唯有依靠自己动手，出力献智，创造性地去克服困难。这样，剧团的后台工作的任务更为繁重，例如当时在舞台上只能用煤油汽灯作光照，因为没有电灯。但汽灯这东西是很难驾驭的，首先是要保证点燃照亮，不被风吹气塞所熄灭，再则要控制光照，还得自己设计制成几种铁皮灯罩，作出舞台上需要的顶光、面光、侧光、天幕光等照明效果，使用的灯数有时多达十数个，所以当时在舞台上管理汽灯光照是后台工作中最艰苦的。实验剧团在这方面曾经取得过一些经验颇值得重视。还有为演员的造型直接服务的化妆，因为那时边区已在被封锁状况下，购买化妆品的来源断路，怎么办呢?就有同志开动脑筋，经过多次实验，使用一些可作代用的物品，土法上马，制成各种油彩涂料，并作出许多富有创造性的好办法，举例来说，演出革命史剧《带枪的人》时，就专为扮演列宁的演员做了一个钢盔式的“硬壳头套”，以及为塑造斯大林的面型用一种特制的“鼻油灰”，都是利用雕塑家塑像用的胶泥，调制成一种带强油性的塑泥来代用的。还有演员的服饰穿戴和携带及陈设的小道具等，几乎都得自己动手制作。在这些方面，实验剧团的同志们充分发挥了自力更生的精神，也体现了革命演剧运动中的传统作风。包括经常担任角色的一些同志都积极参加这种工作，如演员张守维、王家乙、陈克等，管理汽灯灯光，在每次紧张工作中搞得满头大汗；马瑜、范景宇、史行等对化妆及化妆品之制造，被人人称道；还有邸力、于蓝、李波、高维进、林白等几位女同志，经常热心地参加服装剪裁及缝制和保管等工作。至于布景、大道具的装置制作等工作，除有专职的徐一枝、何文今同志外，在每次演出时还须动员众多人力。鲁艺实验剧团由于有这些同志们的努力，各类演剧用品都从无到有地逐渐积累起来，这不仅提供了每次演出的需要和方便，又大大节约了演出经费。
　　198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