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海离开我们已43年了。但是，历史不管多么久远，给人的感觉却总是那么短暂；过去不管多么艰辛，给人的回忆却又是那么美好。星海留给三期音乐系同学们的记忆太深了。对我尤其如此，因为这里还有一点历史渊源。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军队“飞将军刘峙”(群众对他撤退如飞的讥讽)的快速大步撤退，郑州已处于战火的前沿。愤怒激动着人心，歌声振荡着大地!学校自然也转入战时状态。我除了和扶轮第一小学的其他老师们随同师生们组成的宣传队深入街头、机关、工厂、农村进行讲演、唱歌、演剧等宣传活动外，还担任了妓女抗战训练班的教歌任务。但是，当她们除了学唱一般的抗战歌曲外，还要我给她们写首自己的歌时，我就懞了。就在这时，秋天，星海随同演剧一队来到了郑州。当时他30岁出头，中等身材，黝黑的肤色，方方的面孔，深深的眼窝，是个比较典型的广东人，惟不象一般广东人那样瘦小，看上去粗壮结实，因为质朴豪爽，还使人感到有一种劳动人民的气质。他的到来，给郑州的歌咏活动增添了巨大力量。尽管他操着浓重的广东口音，说起北方话来不免有些生硬，但是他那火一般的热情、精湛并具有煽动性的指挥艺术和似乎永远用不完的充沛精力，却汇集成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凝聚着郑州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他日以继夜地组织群众、教唱歌，教指挥，教作曲，在短短的几天里，使郑州的歌咏活动如同怒涛般地翻滚沸腾起来!
　　这期间，在郑州扶轮中学音乐教员汪秋逸先生家里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大家向星海提出了怎样指挥、作曲和教歌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他除了向大家扼要地讲述了一些指挥的基本线条和手势作用外，还特别嘱咐大家，指挥是群众歌咏活动的组织者、核心和灵魂，首先要善于用自己的感情去指挥手势，再用手势去指挥歌唱。”关于作曲，他说：“作曲当然并不那么容易，但也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神秘。你们大家不是都唱过许多歌吗?不是都认识谱子吗?这也就可以学着写了。先不要想得那么高，照葫芦画瓢也可以，只要你认为已经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了就行了。现在千百万人要唱歌，单靠几个专业作曲家来写怎么行?其实在你们所唱的歌曲中，有些很好的歌就是工人、店员写的。”接着又结合他自己的经验，精炼地向大家讲述了一般群众歌曲写作的要点。提到教歌，他更加激动地指出，“今天是在抗战，哪怕是喊句口号，也能激动人心，而喊口号又有谁去想过他的嗓音是否好听呢?又有谁曾渴望过在喊口号中得到美的享受呢?没有。人们只不过是借以表达对鬼子的愤怒和同仇敌忾的抗战决心。生活要唱歌，唱歌也是生活，教歌也要象带头喊口号那样去做。”有意思的早，最近我翻阅过去的笔记时，偶然发现了一段酷似星海的话，“歌唱实际上是一种悲欢的表现，决不是我们对美的渴望而产生的。难道一个人处于感情的强大影响之下(如震惊时的呼喊，失望时的哀叹，劳动时的号子等等)，还会想到讲求美妙、优美，还会去注意形式吗?……歌唱象说话一样，原本是实际生活的产物，感情的产物，而不是艺术的产物。”可惜没有记载是什么人说的。
　　这次座谈会对我还有着特殊意义：强化了向星海学习指挥和作曲的念头。当时自然不会想到这竟也是我生活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1938年8月，风闻吕骥、星海都到了坚强的抗战堡垒、革命圣地延安。为了抗战和向星海学习，我毅然离开了学校，奔忙于武汉、西安之间，直到10月底，才经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送往陕甘宁边区栒邑县看花宫镇陕北公学分校学习。同年12月于陕公分校跨进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下旬，由分校出发，同行的有音乐系的汪鹏(清华大学地质系毕业，延安最好的提琴手)、庄映、白炜、江雪，美术系华君武、古元、陈叔亮、朱吾石，戏剧系的严正等。月末的—天，当我们远远望见那宝塔山上耸立入云的高塔时，大家不约而同发出了狂劲的呼喊：“啊……!啊……!这呼喊象是只有色彩没有旋律，只有激情没有语言的歌，回荡在延河上空、山谷之间!我们终于来到了延安!
　　1939年1月，我们进入鲁艺第三期音乐系学习。星海任音乐系主任。他常以自己的生活经历来勉励大家和他自己。他出身于海员家庭。如果说他热爱劳动人民，其实他自己就是劳动人民。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家贫，以劳动为生，但性格坚强，只要他认定的道路是对的，就百折不挠地走下去。1929，他为了祖国的振兴和民族音乐的发展，决心到法国学习音乐。虽然只有到达新加坡的路费，他就动身了。母亲到码头送行，看到其他一些公子哥儿们的富有，而他除了一把破旧的提琴外几乎一无所有的情境，母亲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他则以豁达、爽朗、带着稚气地安慰母亲：“妈妈：你应该笑啊!你不是说我有力气、有精神吗?我比他们都富有啊!”到新加坡后，他不得不下船任教于一华侨学校。待积攒的路费刚够买去法国的船票时，他又动身了。到马赛吃了一顿饭，便囊空如洗了。以后，就不得不以劳动来维持生活了。在饭馆里当跑堂的；在理发馆里当学徒，在跳舞厅里当乐手。因身体虚弱而又神往于作曲，曾摔碎过餐具，挨过老板的打；在跳舞厅演奏，曾遭受过高等华人的辱骂；还因生活贫困，借穿不合体的旧衣，剃了个“光头”而受到耻笑与蔑视……。这些，他全然不屑一顾，拚命地学习。一天，他带着自己艰辛劳动的成果——作品去求见巴黎音乐学院的著名作曲教授保罗·杜卡，门房看他穿的破旧，谎言教授不在家，拒绝传报，他就不吃不喝、等了一天。门房既感动又惊异，才引他去见教授。他向教授诉说了来法学习的辛酸经历和想进巴黎音乐学院的愿望，并送上了他的作品。教授一生中尚未遇到过这样的学生，深为感动地说：“音乐院每年只收两个外国学生，现在名额已满，不过我可以收你作私人学生。”并表示愿在经济上给予帮助，问他需要什么时，他就干脆回答：“饭票!”以后，又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被追认为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
　　1935年，教授对他说，你们祖国正处在灾难之中，你应该回去为你的祖国尽力了。但他深感教授的恩情，不忍离开。5月，教授突然去世。他把教授送往坟地后，再也无所留恋，决心返回祖国，仍象他去时那样，又是靠着水手和老乡们把客人吃剩下的饭菜拿给他，把他带回了上海。
　　当时，我们国家、民族所遭受的灾难，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已到了要做奴隶也不可得的地步。然而，聂耳却用他的歌声倾泻出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震天怒吼!星海回到上海时，聂耳已去日本，他俩没见过面。但是，星海对这位比他小六、七岁，而且是自学成才的年轻人却至感敬佩!并给予高度评价：“聂耳先生摆脱旧社会的音乐环境，而创造出新时代的歌声来就是他给中华民族新兴音乐的一个伟大贡献，他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一种民众音乐。……他已给我们开辟了一条中国新兴音乐的大路。”聂耳的创作精神和不断努力是中国一般青年音乐作曲者中我很佩服的一个，我虽然没有和他见过面，我却被他的大众歌曲所感动。他给我们力量，也给我们鼓舞和希望。”是的，他对聂耳的尊崇，以至1940年5月他赴苏之前，还谆谆嘱咐三期音乐系的同学们，关于我国音乐节的问题，一定要坚持以聂耳逝世的日子为中国的音乐节。这一切也正是对我们的最生动、最深刻的品德教育。然而，星海对聂耳的尊崇，更重要的还表现在他们以其渊博的音乐才识和创造精神在继承着、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丰富着、发展着聂耳首创的革命音乐。
　　星海的探索、创新精神和创作速度是惊人的。1939年2月，当音乐系的同学们受到“抗大”合唱队的影响，也组织起合唱队，唱起《抗敌歌》、《旗正飘飘》、《玉门出塞》等合唱曲时，他问大家：“为什么唱这些歌?”大家回答说：“提高”。他立即表示：“好!我给你们写。“请看，他1938年11月才到延安，1939年1月就演出了他的歌剧《军民进行曲》；3月，演出了他的《生产大合唱》，在这次演出座谈会上，他提出了“音乐应该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的主张。4月，演出了他的《黄河大合唱》，周恩来同志为他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9月，演出了他的《‘九·一八’大合唱》。1940年3月，又先后演出了他的《‘三·八’妇女节》活报和《牺盟大合唱》。除此，这期间他还写了《满洲囚徒进行曲》、《‘三·八’妇女节歌》、《反汪小调》等大量合唱曲和群众歌曲。
　　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我的弟弟时光源拿着自己为我们老家“酒后村”的“和乐小学”写的不象样的一首校歌歌词，去向他求助时，他竟然很快地谱了曲，并流传于我们家乡的偏僻农村。特别是当我们目睹他的这些作品又都是在他学习、开会、教学、排练、演出、指挥和写文章等繁重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完成的，就不难想象他的精力是多么旺盛，意志是多么坚强，对人民又是多么忠诚!难怪音乐系的老大哥汪鹏后来调往延长县搞石油工作，因不出油而失去信心时，就以星海的话：“外国人能办到的我们为什么办不到”以自励!
　　星海对人民有着赤子之心，故而质朴、豪爽、谦虚、热情、平易近人。在创作中，他从来不耻下问，每写出一个新的作品、甚至作品中的一段，常常是首先唱给饲养员、炊事员、同学们、干部、群众以至十二三岁的“小鬼”(勤务员)们听，征求他们的意见，有的当时就改，有的回去考虑。他的信条是：“直觉最重要”。何况“既然是为工人、农民写曲子，自然也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学习，改正错误。”一次，当他拿着《黄河大合唱》的稿子征求汪鹏的意见时，汪鹏说：“不错!”他说：“我不想听‘不错’，我只想听哪些不行!”他的许多作品就是这样修改的，有些还是当场修改的。甚至在他的《民族解放交响乐》中用不用《满江红》和《小放牛》的音调，也来征求系里的小姑娘莎莱的意见。
　　在向星海学习的一年半时间里，大家还有个突出的感觉，即从他的指挥、创作、排练实践以及和他聊天中学习的东西还更多些，甚至超过课堂。如在《黄河大合唱》的排练、演出中，他要求大家：“你们是船夫，是在对着黄河呐喊，在向着敌人战斗，不是在唱《黄河大合唱》”。他耳朵不好，也不注意音准，但他的指挥带给合唱队员的是生活，是感情，是精神，是力量，演出反映极其强烈。对于创作，他要求“音乐与感情应溶为一体，作品是有感情的音乐，也是有音乐的感情。”感情应当朴素真实。为此，在排练《生产大合唱》时，“酸枣刺、尖又尖”一曲，他专门挑选了一些“小鬼”来演唱，而且他还有着特殊的本领和魅力，逗引得“小鬼”们的演唱异常地清新、生动、可爱。
　　在和同学们的相处中，他始终以“大家给我的比我给大家的多”的气度，把聊天视作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的有效方式，常不拘一格地和大家进行有益的聊天。1939年冬的一个晚上，在系里的一次有关中国歌剧问题的讨论会后，我送他回家(桥儿沟东山)，他的肺不好，走到半山腰时要休息一下，他又趁机和我聊了起来，陈述着他的观点：“中国歌剧的创作和发展，既不能简单地采取民歌、戏曲、说唱或西洋歌剧的模式，也不能是各种东西的大混杂，应当是以我为主的各种因素、音乐文化的融合统一。……”虽然雪越下越大，他却毫不介意。直到我不得不再一次打断他的兴致，摧他赶快回去休息时，天色已经微明了。1940年5月他离开了延安，但同学们仍然在遵循着他的启示前进，并终于在以后“新秧歌运动”的实践过程中，于1945年创作出了歌剧《白毛女》，揭开了我国歌剧艺术的新篇章。
　　以上，当然不是说他的各个方面都已十分完美。由于时代和其它种种条件的局限，他的有些作品确还显得粗糙；有些论点也不免失于片面，甚至还有错误。但可贵的是他有着真实无邪、毫不文过饰非的优秀品德。他把自己的起点定得很“低”一个穷学生，一个普通人。他所以能在巴黎那个花花世界里剃起“和尚头”，穿起别人舍施的、肥大不合体的旧衣服，并不是要显示放荡不羁，而在于他完全不需要掩饰的真实。正如一个哲人说过的，你若想自己生活得有意义，就必须首先赋予这世界以意义。星海就是这样，他的一生虽然是在坎坷中踏步，在逆境中挣扎，承受着难耐的精神重压，负载着疲惫、病痛的身躯在前行，但心却始终和祖国、和人民“热”在一起，追寻着、探索着、坚韧不拔地向着一个个新的目标冲击。他取得了成功!他不但把自己的创作、也把同代人的创作不断地推向新的境界。
　　这里，还不得不特别谈谈他的《黄河大合唱》。这是因为它犹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那样，是星海全部作品中的华彩乐章。星海也像鲁迅对于文学那样，谙熟中外传统音乐和时代“新潮”，唯独憎恶那种贵族老爷式的“把玩”音乐和孤芳自赏的陋习，而对审美要求较高的“大合唱”这一艺术花朵，也不是把它化为“天女”，而是把它变作“村姑”献给广大人民群众，赢得他们的喜爱，成为他们音乐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0年代至今，群众性大合唱艺术的繁荣盛况就是有力的明证。他在大合唱、特别是《黄河大合唱》的写作中，以古人、前人、同代人皆可师之，又皆可破之的观点，把人生感受哲理化，把哲理感情化，把感情音乐化，紧贴着时代写“黄河”，经由“黄河”写时代，使其丰富深厚的思想内涵、绚丽雄浑的艺术形式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得到较完美的统一。它是三四十年代我们民族的经历与民族感情的浓缩，也是星海热爱传统、熟悉传统、才突破了传统；热爱生活、熟悉生活、才创造了生活；勇于开拓、善于思索、才使得创作的微观个性和时代的宏观个性融为一体的合理结果。《黄河大合唱》超越了时代和民族的界限，它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是我们民族的，也是世界人民的。
　　星海似其崇高的思想品德、为人民献身的火样热情、谦虚平易的工作作风和大量优秀作品，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巨大鼓舞力量!
　　一切服从战争。1944年我们家乡沦陷了。10月，音乐部主任吕骥同志找我谈话，要调我到部队——河南军区、改行做政治、武装斗争工作。这是我生活历程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12月，我告别了鲁艺6年来的不平凡生活，象来时那样，又背上我的提琴，沿着冰冻的延水，再次经过宝塔山下，万分留恋地离开了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