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旬，人称“大火炉”的重庆，闷热难熬。等待去延安的消息，更使人焦灼。元庆和我为他怎样才能巧妙地摆脱“中华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演奏；为我怎样才能离开“巡回施教队”的话剧排练而绞尽脑汁。20岁刚出头的我，没有社会经验，元庆比我大五岁，也没有这种冒险的经历，商量来商量去找不出好办法。8月20日的一个晚上，我们在长生桥公园里正在研究怎样离开重庆的问题，忽然，背后响起轻微的脚步声，我们赶忙换话题。一个30岁上下面带书卷气的男人，气喘吁吁地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元庆，我可找到你了，你要赶快离开这儿，国民党正在抓人，听说你已上了他们的黑名单，要设法赶快走!”话音刚落，人已无影无踪。我问元庆此人是谁?他吞吞吐吐不肯讲，看样子他们的关系是保密的，我也就不便再问了。
　　第二天5点钟左右，元庆到乐团收拾东西，我到剧团请假。之后我们一起到报馆送去结婚登记稿，中饭都没有顾上吃，就秘密地上了去北温泉的火车。
　　说是结婚，实则躲“警报”。虽离开重庆，心总不踏实，他休息我站岗，我休息他放哨，天天等着去延安的消息。有一天晚上9点多钟，服务员敲门，说有人找。我们兴奋极了，一定是好消息来了，俩人一起飞奔下楼……一个女人，原来是我父亲的一位世交，我称之为姑姑的。她说：“从报上看到你们结婚的消息，我想你们父母都不在跟前，我就算你们的家长祝贺你们来了。”让我们空欢喜一场。
　　在北温泉，20多天过去了，去延安的消息依然杳如黄鹤，我们只好耐心等待。已经是9月天气了，多少消去几分焦躁，晚上有股凉风倒也舒服，就在第29天的夜晚十点钟，服务员又来敲门，说有位先生要找李元庆。盼人来又怕人来，元庆不让我下楼，他说万一国民党来抓人，你千万不要惊慌，我不是共产党员，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几天就会放回来；万一回不来，就到你姑母那儿躲一躲。看来元庆是有两手准备的，他顺手带上替换衣服，然后紧紧握我的手下楼去了。我看他那匆匆离去的身影，忽然有一种失重的感觉，呆了一会儿，接着来回踱步，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我想，他真的被捕了，我要立刻回重庆托人营救他。可是，如果他一时回不来，错过了去延安的机会又该怎么办?正在胡思乱想之中，元庆和那位先生上楼来了。我一眼认出他就是那天晚上送口信的人。他和元庆悄悄地说话，我断断续续地听到他说：“去延安有消息了，你们先回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等待，到时候会有人和你们接头……。”当元庆问及通过什么关系才能到八路军办事处的时候，他说：“你们回重庆先暂住乐团，很快就会去人和你们接头，她一切都为你们联系好了。我乘夜车回重庆，你们放心好了。”他匆忙离去，元庆和我兴奋地紧紧握着的手，暗暗祝贺我们将要迎来的春天……。
　　我们回到重庆的第二天晚上，那位曾经送过口信的学者，迈着稳健的步子，又来到我们住处。他警惕地望着四周，小声对元庆说：“你们9月12日下午7点钟，准时在重庆南大街(益寿药店)门口等候，到时候从东边开来一辆黑色小轿车，就停在药店门口，有一位青年司机，假装下来修后轮胎，他上身穿件灰色旧西装，下身穿一条蓝布裤子，戴着旧白手套。车里还坐着一位女同志，她就是接你们到八路军办事处去的。你们尽量少带东西，有些替换衣服也就够了。”等他走后，元庆告诉我：“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但叫什么名字他仍旧不说。
　　和我们同路去延安的还有元庆的妹妹李炎和妹夫叶洛，我们4个人挤在乐团宿舍不到10平米的小屋里，大家异常兴奋，谁也没有睡意，海阔天空地聊起来，展望未来，充满着喜悦。我们连夜整理衣物，不觉天已发白，必须趁人熟睡时候离开此地。
　　9月12日下午6点20分，我们到了约定地点等候，因时间尚早，为了避免别人怀疑，元庆和我到药店买止痛片，为了拖延时间，故意拿出10元钱让他找，叶洛和李炎到附近擦皮鞋，他们的皮鞋擦完了，我们的药也买好了，可车子仍无踪影。这时我们慌了，是不是听错了时间?是不是走错了地点?是不是车子半路出了毛病?我们心里都在胡乱猜疑着……。在焦急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整整7点钟，一辆黑色小轿车飞驰而来，青年司机果然下来修车，他先四下张望，正好和我们的目光接触，意思是让我们赶快上车。看到他一身打扮，和暗号相符，我们火速上了车，那位女同志没有多说话，只是和元庆热情地握了握手。司机开足马力，直朝八路军办事处飞驰。
　　车子停在山坡下，天已黑下来，我们下了车还要翻过一个小山坡，只见山下两旁酒馆里坐着一些不三不四的大汉，他们歪戴帽子斜瞪着眼直盯着我们，一只黄狗汪汪地狂叫。我们心里十分紧张，生怕出现什么意外，摸着黑往山上爬，心嘭嘭地乱跳。那位女同志带着我们跑跑躲躲，二点不敢大意，慌乱之中，我的鞋子掉了一只，也顾不上穿，拿着一只鞋终于跑到八路军办事处，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位女同志帮我们把一切安排妥当，我们住下，她匆忙地走了。同屋的老大姐告诉我们，她就是周副主席的秘书张颖同志。
　　1941年，政治空气和以前有所不同，统一战线尚未完全破裂，一大批知识分子响往延安参加革命，为新中国解放献身。在周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组织上决定我们以各种借口掩护身份，有的说到延安找父亲；有的找丈夫；有的扮工人；有的扮学生。我是以探望爱人的家属身份出走的，另外组织上还在我身旁安排两个少年，一男一女，男的叫李冬(现在307医院院长兼党委书时记，现在也是六十岁上下的老人了，当时才13岁)解放后我们经常联系。女的名字不记得了，离开延安后至今也未见过面。当他们管我叫嫂嫂，这两个年仅十三、四岁的少年，也是去延安参加革命的。我和他们一块编了假口供，每天我都让他们熟悉一遍。而我和元庆这对夫妻却变成陌路人，互不来往，只是在洗脸的地方或上厕所的路口说上几句话。住在这儿的同志，虽是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但互相之间好像多年的老友，亲密无间，时刻都能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一天凌晨3点，忽然一阵急促的哨音，同志们从睡梦中惊醒，仅仅10分钟就整装完毕。据说是国民党警察署来检查，我忙把两个小青年叫醒，他们朦朦胧胧睁不开眼睛，为了不出问题，我又急忙和他们对口供。这时全院子的人都很紧张，只听见皮鞋声、嘈杂声混成一片。我真担心元庆会出什么问题，我拉着小弟小妹站在门口听他们问什么?自己也好做准备，结果被同屋有经验的老大姐阻止了，她叫我安静地坐在床上等着。十几个国民党警察来到我们房间，我看到两个少年对答如流，气氛才缓和下来。等这些人走了，办事处的负责同志才告诉大家：“同志们不要紧张，刚才来检查的不是什么国民党警察，而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我们要试验大家口供背的怎么样，锻炼大家在突变中怎样保护自己，用以达到锻炼队伍的目的。”这时大家才松了口气，原来如此，看来离上路的日子不远了。
　　我们到八路军办事处后，周副主席曾两次接见元庆同志。第一次就在曾家岩51号，除我们俩人外还有其他几位艺术家。日日夜夜为国家操劳的周副主席，刚开完会就急忙赶来看望大家，按约定时间不差分秒，当他看见大家早已在坐时仍谦虚地说：“我来迟了，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周副主席说：“你们到延安的心愿就要实现了，看看同志们走之前还有什么困难?家中是否都已安排妥当?组织上对大家决心到延安参加革命是非常欢迎的，延安需要你们去工作。不过那儿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吃小米饭、熬土豆、罗卜，国民党断绝我们的运输线，故意刁难我们。我们要自力更生度过难关，大家到那儿是要吃苦头的，要有这个精神准备。不过到那儿，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精神生活是愉快的，创作是自由的，你们到那儿各显其能，为革命创造精神财富。”周副主席对元庆说：“我知道你是音乐家，演奏大提琴的，你到那儿可以参加演出，也可以开独奏音乐会、可以教学、也可以翻译东西，那儿是广阔的天地。你爱人李肖同志是做什么工作的?”元庆腼腆地说：“她是话剧演员。”周副主席接着说：“好嘛，鲁迅艺术学院就有个实验话剧团，可以到那儿去演戏嘛!”接着又问其他同志类似的问题，大家在热烈、亲切的气氛中，感到无限温暖，
　　我们兴奋得久久不能平静，一位德高望重的共产党副主席，居然能那样平易近人的和我们谈话，就像叙家常一样，谈笑风生，像父亲关心儿女似的那样和蔼可亲，又高瞻远瞩地指明大家的努力方向。
　　没隔两天，周副主席又第二次接见了元庆同志。这次我没有参加，听元庆回来兴奋地讲：“周副主席主要是向我了解重庆音乐界的思想情况，还有哪些进步人士可以请到延安授课?”另外，我提到大提琴带不走的问题。周副主席欣然地笑了，满有把握地答应我，他说：“大提琴是你战斗的武器，我会设法给你带到延安的，你放心好了。”元庆高兴地告诉我：“咱们有幸和周恩来副主席见面，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幸福。他的谈话使人兴奋，给人力量。我原以为一位国内外国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要接见我们，当时心里不免有些发怵，真没想到周副主席是那样平易近人，热情关怀、感人肺腑，永生难忘。”
　　过几天就要出发了，不幸的是我突然泻起肚子来，一天要泻十几次，这怎么能上路呢?经医生检查，确诊是阿米巴痢，而且还有传染性。元庆把情况向组织汇报了。没料到被邓颖超同志知道了。邓大姐亲切询问我的病情，并决定带我到市区医院急诊治疗。她像妈妈般地关心着我，当时我感动地热泪盈眶。第二天下午3点钟，她的司机来叫我，我们一同上了车。哪知山下的特务随着邓大姐的车跟踪而来，司机说：“后面的狗又跟上夹了。”邓颖超同志说：“不必理他们，恩来同志和我每次出门，他们的车都跟在后面盯梢，你们不用怕，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很快车子停在一家医院门口，邓大姐嘱咐我：“你看完病千万别乱走动，我开完会马上来接你，你可千万别离开医院。”
　　等看完病时，已是傍晚时分了，落日被一片乌云遮住，天渐惭黑下来，我的心开始紧张了。一会儿站在门口四处张望，一会儿又躲进挂号处窗口。扫地的勤杂工奇怪地问我：“你要挂号?都下班了，明天再来吧?”我一时想不出合适的答话。……我再次跑到门口，假装系鞋带拖延时间，忽听汽车喇叭声，果然是邓大姐的车来接我了，我好像失散离群的孩子，终于回到妈妈的身边，我紧紧拉着邓大姐的手，眼泪流下来了。邓大姐安慰我：“对不起，我开会来迟了，叫你等急了。”
　　药还真灵，第二天就见效，等出发那天便已痊愈，邓大姐也放心了，我一生也忘不了这件事。
　　出发前一天，办事处领导动员，叫大家在路上要警惕国民党的刁难，除衣物外，什么书都不要带，按背诵的口供和假身份回答问题，千万不要露出破绽。
　　1941年10月中旬，我们出发了。元庆和我虽坐在一个车里，但我们始终没有讲一句话，由于沿路国民党故意刁难，闯过28道检查哨卡，本来10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结果拖了半月之久。有一天到一个小镇，不知哪位同志带了一本《马克思论文艺》被查出来了，他们抓住把柄，把所有车上的衣物都翻遍了，硬说车里有共产党员。明明可以再赶半天路，这么一来走不了啦，大家心急如焚，只好留在小镇上住宿。警察故意把大家安排在又脏又臭的洗澡堂里，屋子小，人又多，一股臭潮气扑鼻难忍，虱子跳蚤咬得人满身是包，疼痛难忍。大家只好用凉水擦，免去疼痒之苦。第二天上午10点钟左右，他们才放我们走。接近延安的那段路，都是崎岖不平的山路，刚刚能驶过汽车，稍不小心，就有掉下山沟的危险，谁也不敢往下看，大家紧紧围在一起。我偷偷看了元庆一眼，他毫无惧色地目视远方，好像在欣赏风景似的。其实我知道他的心思。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为追求真理而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他于1932年组织北平音乐家联盟，在聂耳同志的支持下，开展革命音乐活动。整整10年过去了，盼望已久的延安城啊!他望着那火一样盛开的映山红，那样强烈，那样眩目!元庆眼睛里闪动着兴奋的光芒，突然大喊一声：“大家快看啊!宝塔山就在面前!”大家目不转睛地望着、欢呼着，这就是我们日夜思念、想往的革命圣地——延安!我们像一群孩子终于投入母亲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