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我们上海战地服务团辗转来到武汉，继续进行着宣传动员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活动。一天，老化妆师辛汉文先生对我说：“演剧二队也来武汉了，我们去看看冼星海吧!”我在上海时虽见过冼先生教唱救亡歌曲，但还从未交谈过，有辛先生引见，当然乐于去拜访了。他在我们战地服务团较年长，又是上海影剧界的知名人士，都尊称他辛大哥。他带我来到汉口一座楼房二层高声叫道：“老冼在家吗?”门开后，冼先生将我二人让进房内，辛大哥说：“我给你带来个学生，我们服务团指挥唱歌的。”先生听说我是唱歌的，即与我攀谈起来，问我唱过哪些歌曲，是怎样学音乐的，会什么乐器……。随即又拿出多种简谱和线谱的乐曲、歌曲要我视唱，我都一一作答。随后他拿出《顶硬上》歌谱对我说：“今天晚上武汉民众乐园请我去演出，我正想找个伴唱呢，你来了很好，今晚就随我去民众乐园演出，就唱这首《顶硬上》。”
　　冼先生的歌曲我唱过不少，而这首《顶硬上》不仅未唱过，也未听说过，现在刚拿到歌谱，晚上就要演出，太仓促了，我有些迟疑。先生看出我的心事，他说：“这首歌，是我刚刚创作的一首劳动歌曲，是根据我们广东码头搬运工的号子创作的，不难唱，且是我们两人合唱，我唱主旋律，你的声部是伴唱。刚才我听了你的视唱，你完全可以在今晚同我一起演出。重要的是感情，要唱出被压迫者要翻身求解放的刚毅情绪。”先生还谈到他幼年时常听母亲唱搬运工人号子的情景，分析了《顶硬上》的演唱情绪及粤语的发音，最后约定晚上在民众乐园共同演出。自我们进屋直到告别的两个多小时，先生就是与我谈音乐、说演唱，而对在座的老友辛汉文却无暇顾及。我们告别出来后，辛大哥尊敬而感慨地说：“老冼就是这样的人，他对音乐有无限深厚的感情，对别的，他都没兴趣，只要一提起音乐，他就如饥似渴地唱呀、拉呀、弹呀，真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对音乐他有天才，但刻苦地追求，勤奋努力才是他成功之本。”
　　这天下午6时左右，我来到民众乐园，在后台冼先生与我合练了几遍《顶硬上》，当轮到演出时，我们上场演唱了，先生虽不是声乐家，但凭他热情奔放，慷慨激昂的情绪，也使台下观众热烈鼓掌并要求再来。他兴奋地要我陪他又唱一首《救国军歌》，观众还是欢迎他再来，他拿着小提琴自己上场了，一连演奏了三、四首乐曲。他感慨地说：“人们多么需要健康的音乐啊!”先生对人民对音乐的深情挚爱，给予我深刻的启迪。
　　1938年秋，冼星海到延安鲁艺任教，正逢鲁艺二期音乐系学员将结业，他热情地向同学们作了数次音乐讲座，深受同学们的欢迎。三期音乐系开学之初，我被留校工作，因与先生相识，故系领导及党支部都要我对先生多加照顾。他与夫人钱韵玲住在西山坡面东的两孔窑洞，我常去问候。他对当时延安艰苦的生活是能适应的。每当谈起生活，他总是说：“可以了，要革命就不能怕苦嘛!”有时还风趣地说：“我的待遇比你们高多了”这是指当时供给制时他每月可领到5元津贴(即零花钱)。而我们学员及一般工作人员每月是1元2角。有时先生还端出一小锅红烧肉说：“尝尝吧，这是韵玲给我烧的营养品。”先生谈生活最多也只一两句，话题一转就是音乐，他学识渊博，知识丰富，对各种音乐都有自己独特见解。中国的，外国的，古典、宫廷、教会的或是现代各派和民间的，他都津津乐道，陶醉在音乐中滔滔不绝，甚至边说边哼，或是边说边用小提琴演奏着，有如寒夜的烈火，温暖着听者的身心。
　　一天上午，我去看望他，他有些疲倦地说：“昨夜没睡好觉，听了一夜风声。”原来昨夜这里刮起七、八级的大风，在黄土高原的半山坡上，虽住在窑洞内，但因无遮拦，狂风时高时低的呼啸声，吹打窗纸、门帘的响动声，飞沙走石的唿哨声和窑洞近旁枯枝草叶的凄凉声。他把这一切声响作为大自然的音乐来欣赏。他静心地聆听着大自然的美妙乐章，沉浸在无限的想像中。
　　有一天黄昏，先生在窑洞里谈兴正浓，忽然起身拉我出门，边走边说：“来了，来了。”我们来到窑前的平台上，向下边的大道望去，只见在夕阳余辉的照射下，一队骆驼顺着大道向延安城北门走来，先生手指着驼队说：“你听，你听”。这队骆驼正排成单行，跟随着头驼缓慢、稳健的步伐，发出“”、“”的响声，他注视着驼队的行进，聆听着驼铃声声，直到驼铃去声悠远，最后如梦方醒地说：“我已经听了好多次了，这浑厚、深沉的铃声，引起人多少思绪啊!
　　此后，我还多次看到在晨昏、当驼队行经校外大路时，他佇立在山坡上出神地聆听。他说，他正在创作《民族交响乐》，驼队行进的情景和苍茫的铃声，都成为这个作品的构成部分。并希望我能帮他弄到一个驼铃。为此，我曾到延安各处去寻找，还向驼队打问，求他们代购买驼铃。由于路途遥远，这种驼铃产地在塞外蒙古地区，而他们又无备份，无法相让。不久，我奔赴敌后抗日前线，告别了母校和敬爱的恩师。没有机会听他的《民族交响乐》了，更不知他有没有驼铃，……而驼铃的声音一直到几十年后的现在还在我耳畔回荡。
　　1987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