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过好几个母校，都在我的成长中喂过奶水，但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确定我一生奋斗目标，加固我志向的，还是鲁艺。
　　远在我读初中时，我便开始听说共产主义，那时正是广州起义失败刚过去，在台山一中刚毕业的朱伯廉，便宣传过共产主义。1935年，我的表叔伍铭和邝泽民在一个小学教书，他们两人是当时台山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热心人，也是引导我的战友。
　　抗日战争的第二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延安鲁艺招生的信息，就和李鹰航等朋友北去报考鲁艺。
　　我认为在鲁艺学习较为关键性的还是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持久战等理论教育，使我确立了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指导着我的艺术实践。
　　当时的延安，人数不多，部队有限，地盘只有陕、甘、宁边区，加上敌后抗日根据地。武器呢，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缺衣少食。
　　但是大家眼明，耳清，充满信心，相信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指点江山，重新安排祖国的命运。
　　我是一个有着多种爱好的青年，文学、体育、美术、音乐都喜爱。比较起来，好像美术较有根底，出版过一本《美术字集》，木刻家黄新波、陈烟桥也主张我到日本进修美术。因此我到延安，就入了鲁艺美术系。我上了一个星期的课，感到纳闷，一是因为当时有用的是漫画、木刻，而我的人体素描功夫不够，二是我感到美术不如音乐活跃，而且群体性强，我就转到音乐系。
　　但在第二期毕业后，仍不安心。其原因是：虽在音乐基本课程及新音乐运动理论上有所收获，但在技术上进展不大，就想和叶林去“陕北公学”高级班，专攻政治。吕骥同志和郗天风再三劝我，说“潜心研究音乐理论的人不多”，要我参加鲁艺高级研究班，专学理论，当时留下来在研究班的戏剧组有颜一烟、韩塞，美术组有华君武、罗工柳、陈叔亮，音乐组有李焕之、梁寒光、李鹰航、郗天风、沈亚选和我。
　　郗天风是一位热心人，他向我介绍了许多音乐书籍，和我一起做习题，还谈了许多心得，约我和他一起编刊物……这样我才把音乐工作作为终生职业。
　　鲁艺的作风，热诚、团结、互相关心的风气是我永久难忘的。一个广东人，语言生疏，会有许多困难。但生活在第二期音乐系的同学中，像在一个大家庭里一样，大的带小的，高的指导低的，强的关心弱的……无微不至。因此，每次唱到吕骥同志的《毕业上前线》，就禁不住落泪，许多旧日的师友，对当时那种革命友爱的风尚，是无限思恋的。
　　1938年的鲁艺，用现在的眼光来衡量，算不上个学院。只在延安的北门开了几十孔窑洞，大概是“薛仁贵别窑”那种窑洞吧。后来自己动手修了十多间小草顶房子，没有书桌、椅子，上课就带个小板凳。没有大教室，数九寒天上大课，就在广场上熬。还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封锁。迫得男、女、老、少都亲自动手开荒，才能过活。学生每月津贴2元，教师每月10元，抽烟的只能抽8分一包的卷烟……
　　但当时的领导、教师到每个同志，那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那种鲁迅所提倡的韧性战斗的精神，却异常高涨，一批批毕业上前线，还把一部分骨干，调到山西敌后根据地去开辟分院，朱杰民、雷哲如……许多同学都为国牺牲了。
　　当年延安鲁艺，还有一种可贵的风尚，凡事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看问题比较辩证。
　　那时学习也比较实际，能学什么学什么；有什么用什么。外国教科书，拿得到的都学，蒲勒特的和声学，黄自的《简易对位法》以至《哈里露亚》都拿来练唱；小提琴、风琴、口琴、二胡等都用；没有低音乐器，梁寒光就用洋油桶来自造。
　　对我国的音乐发展的历史，还比较客观，对黄自比较尊重，温习过他的《长恨歌》，唱李维宁的《玉门出塞》。
　　对学习和尊重自己的民族音乐遗产，比较关心，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研究会。
　　我认为鲁艺初期那种实事求是，心胸开阔，而又能辩证地对待问题的作风，使我一生受益不小，它使我减少许多僵化。
　　想起母校那段生活，的确令人怀念。
　　198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