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期向隅与我都在上海学习音乐，他是1932年由上海劳动大学转考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跟黄自学习和声、作曲，跟富华(国立音专的意大利籍教授、上海工部局乐队首席)学习小提琴；我是1933年由湖南来上海考入国立音专，先后跟周淑安和俄籍教授克利诺娃学习声乐。我们虽然都是长沙人，但是到了音专同学时才互相认识，1934年结了婚。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我们曾与冼星海、吕骥、孙慎等人演唱救亡歌曲，录制唱片，为电影配乐。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8月13日日本又向上海发动进攻。地处战区的国立音专无法继续上课，我们于是带着大儿子回到家乡，与革命音乐家、国立音专同学张曙等人一起在长沙开展抗日救亡歌咏活动。
　　老革命家徐特立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时回到湖南担任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他与我的父亲是结义兄弟和多年的同事，数次会面中，他介绍了革命圣地延安欣欣向荣的景象，从五湖四海聚集而来的人们蓬勃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延安当时缺乏各方面专门人才，希望有志之士前去延安致力于各项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向隅的二哥是个音乐爱好者，1933年去比利时学习食品机械制造。这时来信说他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获得了一笔奖学金，可以供给两个人的生活开支，准备资助专业学习音乐的弟弟去著名的布鲁塞尔音乐学院深造，希望他尽快启程去比国就读。
　　向隅不愿意在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自己却远走高飞出国留学。他回信谢绝了二哥的盛情邀请，为了祖国的独立与解放，向隅毅然决定奔赴生活条件艰苦的延安，投身到抗日斗争的革命洪流之中。我为了照顾年迈的双亲和两岁的儿子，继续留在长沙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并于这年底由省委书记和我姐姐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底，向隅拿着徐特立的亲笔介绍信，和我的弟弟柯兰(当时年仅17岁的中学毕业生)，同路到了延安。为了追求光明，当时众多的热血青年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和阻挠，从四面八方跋山涉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这个火热的革命熔炉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军事技术，纷纷走上抗日民族解放的战场。
　　1938年初，为了纪念上海“一·二八”抗战六周年，先后来到延安的一些革命文艺工作者，以及上海救亡演剧一队、五队，文艺干部训练班和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一些学生，联合排演了一个四幕话剧《血祭上海》(剧本为集体创作，朱光、左明编导，刚来到延安的向隅承担了为该剧作曲、配乐和手风琴伴奏的工作)。
　　此剧的主要演员沙可夫、朱光、李伯钊、徐一新、任白戈、左明、孙维世等，有的是红军时期的革命文艺家，有的是来自上海等地的作家和话剧电影演员。他们的艺术造诣深厚，表演技巧娴熟，剧情又生动感人，配有插曲和音乐，因而为延安各界人士瞩目。这次演出轰动了整个延安，连续公演了二十余场，真可谓盛况空前。
　　有次中央领导同志观看了《血祭上海》的演出之后，毛主席等人特别邀请演职员一起吃饭。大家谈到延安当时已经有了培养军政干部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但是还没有专门的艺术学校。考虑到艺术是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艺术工作者也是目前抗战中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延安已经聚集了相当一批文艺干部，又有着许多热爱文艺的青年，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等人当即联名倡议创办一所以鲁迅命名，专门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新型学校——鲁迅艺术学院。
　　经过短时间的筹建工作，中共中央书记处确定了鲁艺的教育方针。3月7日公布了院系机构和主要负责人、各系教员名单，同时进行招考新生的工作。鲁艺起初是借用鲁迅小学的部分房屋作为临时校舍，后来搬到城里的教堂与文化协会挤在一起，5月才搬到延安旧城北门外两侧，离城一里多路的山脚下，几排新旧土窑洞，加上十来间简陋的平房，就是鲁艺的校舍。
　　鲁艺音乐系起初是由吕骥担任系主任，他是1937年初随上海一支赴绥远慰问抗日将士的代表团，去前线开展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七·七”事变之后，经山西来到延安的。音乐系的教员，最早只有吕骥和向隅两个人，他们都是湖南人，并且是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在上海也经常见面，这时又在延安一起共事。
　　除了全院性的共同课，音乐系第一届先后开设的专业课有：视唱、练耳、指挥、唱歌、乐器、练声、乐理、作曲法、自由作曲、作词、朗诵、音乐概论。由于人手太少，忙不过来，吕骥知道我是学声乐的，就要向隅写信动员我去延安。我收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转来的信以后，把儿子托给双亲照料，与二位堂姐结伴同行，于1938年4月初来到延安，担任音乐系的声乐教学。
　　当时报考音乐系的人相当多，录取的并不少，但是有些人没有来报到，音乐系第一届学员只有15名，大多是从抗日军政大学或陕北公学转过来的爱好音乐的青年，不少人已经从事了多年的革命工作，如张国焘原来的警卫员曾经参加过长征。有的还对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相当熟悉，如安波，有的在上海业余学习过音乐，如郑律成就和克利诺娃学过声乐。原上海救亡演剧一队的李丽莲、潘奇也曾经在第一届呆过很短一段时间。
　　第一届学员是3月14日开始上课的，4月10日才在城里的中央大礼堂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参加，并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5月12日毛主席来到鲁艺，在半山坡一间窑洞前对全体师生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你们的校歌‘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这很对。”“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要学习人民的语言。要从革命斗争中学习的东西多得很。”“你们要好好看书学习。还要学习民间的东西。”“鲁艺是个小观园。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他的话为鲁艺的建设和教学，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万事开头难，鲁艺音乐系在创办时遇到了很多困难。如办学的物质条件极差，学员入学后，还要动手挖自己住的窑洞；没有教材，也没有参考资料，缺乏可供练习的乐器；只有三名教员，教学任务繁重，教学经验还有待积累。由于教员与学员们的共同努力，这些困难很快就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教员自己动手编写讲义(至今许多人还珍藏有向隅编写的《作曲法》油印讲义)；发动学员互教互学，集体讨论研究；没有乐器，除了向隅带去的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胡琴、笛子、口琴、手风琴、打击乐器都利用了起来；所能找到的中外歌曲、乐谱，民歌小调，甚至于宗教作品，都成为教学的参考资料、研究对象，教员在实践中边干边学，逐渐积累经验，提高教学水平。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学习生活，期终时，音乐系第一届的学员大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第一届学员临毕业时，参加了延安两次大的音乐活动：抗战周年纪念宣传周期间，音乐系除了担任乐队与合唱队的节目，7月7日起还协助戏剧系演出了新歌剧《农村曲》(李伯钊编剧，向隅作曲)，演出二十余场。7月18日举办了纪念聂耳、黄自的音乐晚会(由于人手不够，一些先到校的音乐系第二届的学员如李凌、梁寒光、王元方、金紫光等人，也参加了这两次演出)。
　　这第一届的基础上，第二届又增开了“新音乐运动”、“民间音乐研究”、“近代歌曲研究”、“和声”、“音乐欣赏”等课程。学员增加到30余人。1938年11月第二届结业时，冼星海、杜矢甲来到鲁艺，增强了师资力量。李焕之从第二届毕业后留校任教，这都为鲁艺音乐系第三届的开办，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87年冬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