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年进步的文艺青年，延安鲁艺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我是徐州人。自幼喜爱音乐。但是为了糊口，后来还是学了中医。倒是抗日战争把我卷进了艺术行列。1938年春，当我以五战区青年军团抗敌剧社歌咏指挥的身份，和剧社一起奔赴台儿庄前线的时候，还未到达台儿庄，前线军人就退了下来。形势急转，许多爱国青年聚集在武汉商讨出路。入川么?去国外学习么?还是去敌后打游击。当时掀起的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已使我吃了些苦头。正议论纷纭，听到一个信息：延安有一个新成立的艺术学校——鲁艺，校址设在一个高台阶的大庙里，欢迎进步青年去学习。朋友们的描绘对我形成很大的吸引力。不是要向后走而是要向前进。我为自己选择了道路。通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的关系，我参加了荣高棠、陈荒煤领导的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剧团决定经西安、延安，榆林去平西打游击。我们经过种种艰险、盘查，终于走到了延安。一到延安我们就被吸引住了，决定分头进入各个学校学习，学点新的本领再去前方。我如愿以偿，进入了鲁艺音乐系学习。
　　我在音乐系随吕骥、向隅学习理论作曲，后又随冼星海学指挥和自由作曲。我如饥似渴地学，不只学音乐，也学社会科学。许多在国统区禁看的书，在鲁艺随自己看，我是连趴在坟地里躲日机轰炸时也在学习，所以各方面进步很快。当时学生也参加学校的建设，房屋不足就自己动手挖窑洞；也参加部分的农业劳动以改善生活。鲁艺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我们边学习边参加演出。演《生产大合唱》时，我和丁里、王式廓、野枫等演拉犁歌。如歌剧《军民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的首演，音乐系、戏剧系，甚至美术系的师生都参加了。我除了学习之外，还在马海德指导下和康复一起创办鲁艺卫生所。
　　记得1939年初，为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各系抽调部分学生，结合由前方派来的学员，组建了一个比各系都大的普通部。学生除各有专业重点外，还都要上歌咏、排戏、初级美术技能的共同课。我这时就被从音乐系调到普通部当教员了。我在此时也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创作，记得第一首曲子是自己写词的《中华颂》，还请冼星海提过修改意见，此曲稿未能保存。接着我准备写《我们的歌手死在海底》(有关聂耳的)，但因出发去敌后而投有写成。听说后来李焕之就这一题材写了一个合唱曲。
　　陕甘宁边区虽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全国人民心中的灯塔，但边区只有150万人口，地处穷乡僻壤，生产落后，所以陕甘宁边区实无力供养很多军队和各地汇聚来的众多青年。于是，在“七·七”抗战二周年时，由抗大、陕北公学、鲁艺、青训班、工人学校组成的文化纵队就离开延安，到敌后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去办学了。除抗大保持自己的建制以外，其余的学校就合起来成了华北联合大学。这是一次大胆的、在敌人鼻子底下进行的几千人的文化大进军。鲁艺除留了少部分师生员工在延安继续办鲁艺外，从副院长沙可夫起，到文、音、美、戏四系的系主任和师生及普通部的全体师生，都行军二千五百里，“小长征”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到了晋察冀边区。鲁艺变成了华北联合大学的文艺部。行军中我担任了全团的卫生队长，负责全团的医疗、收容工作。在过同蒲路时，行军序列的后卫连遭到敌人的袭击被打散，我前襟和背后的水壶都被子弹打穿。我和陕公大学部的一位同学在山涧田野，躲开了敌人的搜捕，五天粒米未进，最后才遇到边缘区群众进行掩护，沿村转移到晋察冀二分区。回到学校，学校正准备为我开追悼会啦。
　　这时的鲁艺实际上一分为二。延安仍保持了鲁艺，华北联大文艺部也是鲁艺的人马。记得在鲁艺二周年纪念时，联大文艺部也纪念。钟惦棐写词、我作曲，还写了一首怀念的独唱曲，词是这样的：
　　记取前年，正是鲁南大捷时候，
　　踏着鲁迅开辟的道路，
　　响彻西北的古城头。
　　而今，两载，吾等来到敌后，
　　工作更新，方向仍依旧，
　　依旧，依旧，
　　踏着鲁迅开辟的道路走。
　　这支歌曾由管林在纪念会上演唱。在战歌盛行的当年，这种风格的歌是写得比较少的，被看作“小资产”。
　　1944年春，文艺部主任兼音乐系主任吕骥又很快被调回延安鲁艺。可能是鲁艺音乐系主任冼星海要去苏联，需要他回延安接管音乐系。这一来，我就接任了华北联大文艺部音乐系。这时文艺部各系的办学有了新的发展。除了从边区以内和从敌占区个别招生之外，如杨沫、陆与、海默，仲伟、李真等都是从敌占的北平到联大学习的。在战斗频繁的情况下，个别招生相当困难。而部队和地方的剧团及宣传队却急需学习，提高文化和艺术水平。于是有计划地安排各剧团全团开到学校，从领导干部到演员乐队以至后勤人员都来，然后通过考试，分编成不同的班级。反“扫荡”紧张时就分散打游击。反“扫荡”战斗结束就集中起来进行学习。山坡、场院就是课堂。这种形式办学，符合实际需要与可能，在战争环境中，为晋察冀边区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
　　鲁艺在敌后人员的生活与在延安时有很大不同。我们不但亲自参加战斗，而且与老乡生死与共，成了一家人。老乡几乎每顿饭都惦念着我们，我们也的确成了老乡的组织者和思想上的朋友。老乡、八路军、民兵，成了我们生存的依托和了解社会的眼睛。所以自己对民族的抗战，对人民争生存、争自由的斗争感受特别深刻。
　　这时期虽然生活极艰苦、紧张，但创作却特别旺盛。有些作品就是在渠边、井旁、槽头、平房顶上的粮仓边写出来的。生活——创作——传播集于一身，音乐特别是歌曲写好之后，立即在群众和部队中教唱、传开。这真可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深入到敌后战场，不付出牺牲我是写不出像《子弟兵战歌》、《群众的力量大如山》、《夜行军》、《团结就是力量》这样一些作品的。在敌人后方的几年，是我音乐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也是我逐渐理解人民、理解革命、理解艺术的一个重要成长阶段。1942年根据地大大缩小，联大文艺部不得不停办，我于是到了边区文联和西北战地服务团。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被调回延安，回延安的路上，西战团随军区主力团行军；通过敌人重重封锁线，我是西战团的行军指挥员，保证了全军不掉队，顺利到达延安。西战团并入鲁艺，于是我又回到鲁艺。
　　从1944年到1946年延安鲁艺结束，只有两年多的时间，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1945年秋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一片欢腾。随着形势发展，一批批同志派赴各地，我却被派做鲁艺留守处副主任，协助独臂的魏良弼照管留下的婆姨娃娃和高沫鸿、王式廓、张贞甫这些有病的老艺术家。当用“骡窝子”把最后的老弱送去张家口时，我却因盲肠开刀感染留在了延安。我怎么也没有想到，1946年春节，竟由我代表鲁艺去向桥儿沟乡政府和兄弟单位拜年、致谢。
　　鲁艺结束以后，我便封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会工作，并参加新组建的中央管弦乐团。我真正进行秧歌剧的实践，是在胡宗南进攻边区，我们文艺工作研究室撤到清涧以后，我在《周子山》中扮演了马红志。我很喜欢这部秧歌剧，认为是秧歌剧运动的最高艺木成果。不久我们东渡黄河到了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工作研究室就正式改组为人民文工团。后来人民文工团又发展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央歌剧舞剧院，我开始致力于歌剧创作。
　　我从鲁艺到联大文艺；再到鲁艺，1964年调我到沈阳音乐学院。延安鲁艺虽然结束了，但鲁艺的大部人马到了东北解放区又办起了东北鲁艺。后来东北鲁艺又分成了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鲁迅美术学院、沈阳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的校史就从延安鲁艺算起，校史展览室的许多文献都是延安鲁艺的旧物。沈阳音乐学院下乡办学进行社会实践时出了个油印校刊，我书写了刊头，名字就叫“大鲁艺”。应当说，学校的名字虽数度更换，但鲁艺的传统仍在。鲁艺和它各个时期和地域的变异体，可以当之无愧地是解放区艺术教育的典型。虽然他不可避免地有自己的局限性，但就他对祖国文化建设的贡献来说，是应当享有应得地位的。而鲁艺办学适应时代和实际需要的方针，课程设置和有些学科的创立，都是我们今天文化艺术建设可以借鉴的宝贵遗产。
　　1986年我应约参加中央电视台专题片《回延安》的拍摄，重新访问了延安，访问了鲁艺旧址，参加这次访问的有我和管林这样的老鲁艺，有70年代在延安插队的知青，当代的创作家，也有正在大学读书的80年代的大学生。看到延安现在的建设成就，城里的高楼大厦；也看到农村仍然未能脱贫，我们这几代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的评价和感慨，但也共同地吮吸着宝贵的延安精神。我象导游一样向大家叙说着鲁艺当年的盛况。40年后又重来，桥儿沟大体仍是过去的样子，不长的一条街，但我对着面墙开裂、门窗破旧的鲁艺大礼堂，实在不胜感慨。这个大礼堂现在已是陶瓷厂的杂物仓库，似乎已是风烛残年，行将倒塌了。从文物保护来说，这礼堂若在别处早修缮加固开放展览了。当我向热情接待我们的延安地委书记建议修整时，书记同志无奈地说：延安的革命文物太多了，无钱修那么多。但他又爽朗地说：“好吧，你们拿钱来我就修。”回答令人心头五味俱全。
　　1988年4月2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