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国民党反动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同时也不断进攻和封锁陕甘宁边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部队1942年已打到了黄河东岸。在山西和陕西两省交界的黄河西岸，驻扎着绥德分区英勇保卫河防的三五九旅和独一旅，担负着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光荣任务。
　　绥德分区包括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个县。就陕北来说，这一带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地方，历史上出了不少名人：李自成的家乡是米脂，蒙恬、韩世忠的家乡是绥德。在这个地区的民间，蕴藏着丰富的民歌和民间文学、美术的创作素材。
　　为了慰问保卫河防的将士，深入连队、农村，为工农兵服务并向部队和民间学习，经鲁迅艺术学院决定，由吕骥同志亲自领导派出一行9人的访问团到河防驻地的连队和绥米、佳、吴等县的农村里去。
　　访问团的团长马达(原名陆诗瀛，广西北流人。他是我国早年从事革命美术活动的著名版画家，也是中国新兴版画开拓者之一。1930年加入中国自由大同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一度担任过“美联”党团书记。1938年到延安鲁艺后，在美术系执教。全国解放后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1978年病逝。)副团长安波(原名刘清录、山东牟平人。从1935年学生时代起，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县委工作。1938年到鲁艺第一届音乐系学习。他的文学修养很好，为了宣传群众，利用山西、陕西民歌填词如《怎么办?》、《夜摸营》、《一杯茶》、《老百姓偷枪》等，流传甚广，人称“小调大王”。1942年被选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理事，负责研究部的工作。他的一生在搜集、整理研究民歌，为民歌改编填词和进行民族风格曲调的创作等方面，成绩卓著。1943年在延安新秧歌运动中贡献更为突出。如由著名艺术家王大化和李波演出轰动一时的《拥军花鼓》和《兄妹开荒》(羊路由词·安波曲)，当时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曲。解放战争期间，担任过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艺的院长。建国后，曾任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辽宁省委文化部长，中国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1965年6月15日病逝。他是我国现代乐坛上不可多得的重要作曲家之一，仅创作歌曲就有三百来首。此外还创作话剧、电影剧本、歌剧、戏曲、曲艺和文艺理论。
　　访问团的成员：
　　文学组有邢立斌(全国解放后任贵州省文化局长、省文联副主席、省委宣传部顾问)、张潮(人民日报著名记者、总编室副主任，记者部文艺部主任)。
　　美术组有庄言(北京画院副院长、北京美协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美术工艺学系教授)、焦心河(画家、木刻家、1945年随三五九旅王震旅长所率领的远征军南下，不幸牺牲)。
　　音乐组里有张鲁(著名作曲家、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河北省文化厅顾问、音协河北分会名誉主席)、刘炽(著名作曲家、辽宁歌剧院第一副院长、煤矿文工团总团团长)、安波和关鹤童。
　　我们音乐组的4个人加上马可(这个期间他到延长去探亲)，都是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会员。多年来，志同道合，都愿意而且努力从事搜集、整理、研究中国的民歌，发展民族音乐。正因为如此，在鲁艺音乐研究室里自动形成民歌五人小组。因为苏联有个国民乐派五人强力集团，所以有些同志开玩笑，也管我们叫民歌五人集团，简称MIX(米赫)。其实当时，在吕骥同志领导下，参加民间音乐研究会的还有很多人，如向隅、李焕之、李丽莲、刘恒之、徐徐、张棣昌、李刚等都是热爱中国民间音乐的，都是有各自的贡献的。
　　我们河防将士访问团是1942年2月初出发，5月下旬返回延安的，历时将近4个月，徒步行军千里，沿途受到当地党政军民学有关领导和同志如王震、袁任远、王恩茂，独一旅高旅长，张宗翰、高铁、文毅、洪涛、储虹等领导和有关同志的热情接待，为了要慰问所到地区的军民，必须要表演节目。这么一个小队伍，除了马达同志年纪大一些外，包括平常不大演唱的人，也都上了台。又演唱，又当乐队。刘炽的笛子，张鲁的三弦，庄言同志拉二胡。就地取材，根据三五九旅当时的训练情况创作了《一支枪三个手榴弹》、《光荣的贺龙投弹手》、《河防将士访问团之歌》等等，有些歌很快在部队传开。我们的小演出，没有幕布，也没有专门的舞台灯光。节目有独唱、对唱、齐唱、独奏，由于大部分是民族风格的，所以每次演出，还是相当受欢迎的。除了演出，为战士创作写歌，还下连队、剧团，学校教歌。美术组的同志为战士画像、写生，把战士们打靶、下操、野营等生活反映出来，还为连队画黑板报及油印报的报头，辅导战士画画。庄言、焦心河同志等返回延安后，展览过他们的作品，还在《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跟这位同志当小八路》、《饲养员与马》等作品。张潮同志在文学刊物《草叶》第5期上发表《炮轰后的宋家川》。
　　除了完成慰问河防将士任务外，还到农村收集民间音乐、美术、文学故事等。音乐组又分两组，张鲁和我到绥德和米脂，安波和刘炽随着访问团其他同志一起到佳县和吴堡。
　　这一次收集民歌和民间音乐数量不小。所以能有丰富的收获主要是能和农民、战士交朋友。我们接近他们不是采取“你唱、我记”的办法，而是拜访他们，在他们窑洞的炕上，盘膝而坐。首先由我们先唱一些民歌，引起对方的兴趣，使他们“不见外”，把你当成朋友和知音，他看到你真心实意地想学，民歌就源源不断地唱出来了。
　　在米脂县桃花峁，事先经过了解，我访问一群农民歌手，当时春节快到了，当地的风俗，唱曲以前要“猜拳”，谁输了谁唱。就这样，我收集到了一批过去从来没有听过的民歌。酒曲《审录》(王金龙审苏三的故事)，就是这一次搜集到的。
　　当时生活是很艰苦的。到哪去全靠两条腿。晚上根本没有电灯或蜡烛而是用菜油灯或者用蓖麻籽穿起来点燃当灯。贺龙司令员(一二〇师师长兼陕甘宁联防司令部司令员)从黄河东岸前线回来路过绥德，听说来了个河防访问团是鲁艺的，便说：“我得看看，让他们来呵!”见到我们以后说：“你们慰问河防将士，这边有(指黄河西岸)那边也有呵：你们要能去，我马上给中央打电报。”发现有的同志鞋破了，要给我们每个人发一套衣服，一双鞋子。安波说：“不要给我们发吧!”贺龙同志说：“怕什么?穿我的衣鞋，不就把你们拉到前方去嘛!我希望你们去”!
　　尽管生活艰苦，访问团同志的干劲很足，搜集到的民间音乐材料成果丰硕。对后来的歌曲创作，新秧歌运动以及新歌剧的创作，都是有益的准备。
　　例如现在全国通用的“哀乐”，就是这一次收集到的民间乐曲曲牌。安波那一组记录用的是2(Re)调式，我搜集时用6(拉)调式记的。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都收集到的。我所记的原谱现在保存在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第一次使用这个曲牌是在公祭刘志丹同志时。1944年5月刘志丹陵墓在志丹县修建落成，志丹同志灵柩由山西运回志丹县安葬。鲁艺派出由向隅领导，由时乐濛，张鲁、王元方、任虹、李焕之、徐徐、徐辉木、程瑞徵、彭玉英等组成的的哀乐队。安波同志为此曲配词，歌曲名字为《公祭志丹同志》。后来成吉思汗陵枢迂回内蒙路过延安时，也以此曲为哀乐。
　　以后逐渐扩散，终于成为全国通用的哀乐。又如《黄河水手歌》，“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这支悠扬，豪迈的歌，也是这次刘炽在黄河船夫那里收集记录，经过马可改编，由鲁艺音乐研究室八、九个男同志首演，流传至今。
　　刘炽还搜集到《打夯歌》，经马可改编成为《变工队生产》。其他如《揽工人儿难》、《光棍哭妻》等反映穷苦人生活的，也是这次搜集的。
　　在新秧歌运动《减租会》节目中，安波将这次搜集的道情配上词，名为《翻身道情》，著名歌唱家李波、郭兰英都以他们粗犷、健康明朗的歌声唱出“太阳出来，满山红……”来歌颂中国共产党，表达了翻身农民的喜悦。
　　在创作方面：1942年五月，访问团从绥德分区返回延安后，为了迎接抗战5周年，由安波写词我们五个人作曲集体创作民歌联唱《七月里在边区》。联唱一共分六段：《七月里》(刘炽)、《纪念碑》(马可)、《开会来》(安波)、《割麦子》(关鹤童)、《自卫军》(张鲁)、《在边区》(合唱)(刘炽)。于当年七月七日晚演出，情绪高昂，热情、红火、朴实，更主要是民族风格乡土气很浓，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及听众们的热烈欢迎。后来延安南区合唱团以及其他解放区和国统区也都演出过。
　　吕骥同志在《论安波同志的歌曲创作》一文中这样评价这部作品：“这部作品事实上是星海同志的《黄河大合唱》之后，第一部别开生面的作品，生动地反映了边区人民的民主生活的几个侧面。音乐语言非常亲切动人，群众风格、民族风格十分鲜明。实际上是他在1943年秧歌运动中创作的《兄妹开荒》的一次有准备的总练习。……是从《黄河大合唱》到《兄妹开荒》秧歌剧之间的一座桥梁。这不仅是从创作技巧上来看，更重要的从创作思想上和创作道路上讲，都具有联结点的意义”。
　　我们这五个人，在创作思想和创作道路上确实有不少共同之处，这也难怪，当我们几个人，拿到安波写的歌词时，几乎没有怎么讨论就每人“认购”一段。写出来一试唱，是那么和谐，基本上都是从郿鄠调式发展出来的民歌风的新作品。
　　再如著名新歌剧《白毛女》中，杨白劳唱的“十里风雪”一段和喜儿唱的“红头绳”一段，是由安波、刘炽在佳县搜集到的山西民歌《拣艾根》发展出来的。
　　焕之同志《春节序曲》就是运用这次从绥德民间秧歌伞头领唱段落发展出来的。
　　其他如秧歌剧《血泪仇》、《周子山》都有运用民歌或从中发展出来的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