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艺家”，这是陕北人民对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大型秧歌队的简称，并非尊敬、也非爱称。但，当年，鲁艺的秧歌队确以大、新、红、火，为观众所称道、所爱戴，因而在延安、安塞、绥德、米脂、葭县、吴堡等地，比较驰名。和鲁艺齐名的还有：边区文协秧歌队、枣园秧歌队、中央党校秧歌队、联政秧歌队、保安处秧歌队、抗战剧团秧歌队、延安县秧歌队等大型秧歌队，其它各地中、小型秧歌队无以数计，可以说在边区境内星罗棋布、遍地开花。
　　因为我是鲁艺秧歌队所有大秧歌的设计、排练者，又是领舞的“龙头”，也就是当时观众所称的“鲁艺家的秧歌头儿”，只能依据鲁艺秧歌队的萌生、成长、壮大作为论述的实例。
　　鲁迅艺术文学院在延安北门外时，演出过《农村曲》(歌剧)、《军民进行曲》(歌剧)、《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及《大丹河》、《流寇队长》(话剧)，都是同前方抗战，后方生产自卫相互联系着。艺术创作和演出必然地要反映这个要生存(吃穿住)、要平安(不被敌人吃掉)的现实，即文艺为战斗和生产服务。
　　1939年秋冬之间，鲁艺从北门外，迁至东门外距城八里的桥儿沟，任命了新院长(周扬)，订改了校训——原来是用抗日军政大学校训“团结、紧张、活泼、严肃”，后改为“团结、严肃、刻苦、谦虚”，还制定了“艺术公约”。
　　我是鲁艺三期音乐系的学生。50年后的今天，回头看看这条艺术教育路线，我以为是正确的，没有错，而且非常不够。开始几年强调普及人才的培养、输送，那是急需、“雪中送炭”，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对“提高的”专业人材的培养，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鲁艺是十四个解放区(一亿多人口)的文学艺术最高学府，应当把重点移向专门人材的着力培养。当然“关门”大可不必，这个关门给鲁艺带来许多非难。
　　1942年春天，阳光和煦的一天上午，毛主席来看望鲁艺的同学们，并讲了话，谈到了延安文艺界争论的问题，提高呀、普及呀、歌颂光明呀、揭露黑暗呀等等，特别强调了“小鲁艺”和“大鲁艺”的辩证关系，豆芽菜和参天大树的问题，使我们思维天地豁然开朗，冲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走向社会。1942年中央宣传部组织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又作了划时代的精辟论述，着重阐述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走什么路和如何走等一系列问题。这就是鲁艺秧歌队诞生、发展、开花、结果的雨露阳光，鲁艺秧歌队在《讲话》光照下应运而生了。
　　鲁艺秧歌队的大队长是田方、副大队长是江风，在他们领导下，以音乐系、戏剧系、音乐研究室、实验剧团为主力军，还有美术系、文学系、美术研究室、文学研究室，几乎全院动员，在周扬、宋侃夫同志直接指挥下热火朝天地进行创作、演出。
　　大队之下，设立了各种专业组。剧作组有安波、贺敬之、丁一、王岚等；作曲组有马可、刘炽、张鲁等；乐队组有时乐濛、王元方、彭瑛、马可、刘炽、张鲁、李刚等；导演组有王大化、张水华、王家乙等(我负责大秧歌编导)；美术组有华君武、古元等；总务组由大队长田方、江风同志兼任。
　　大秧歌的队伍，由我为龙头严正为副龙头领头，王家乙是龙尾，大型图案的收口全凭他。
　　向民间学习闹秧歌，开始也走过偏差道路。如：大秧歌正、副龙头头上甩红头绳扎起好几个高高的小辫子，耳朵上挂上两个大红辣椒，脸上画着白眼窝儿，身上乱七八糟的穿上五、六件不同颜色的衣服，装扮起来、令人发笑。王大化和李波第一次演的《打花鼓》(也叫《拥军花鼓》)李波是正正板板的陕北姑娘形象，而王大化则是怪模怪样的白鼻梁、朝天小辫子。这说明我们对民间艺术的学习只停留在“一塌瓜子”的照搬，而缺乏认真的选择和扬弃。后来的演出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做了些相应的变化和出新，受到延安军民的热情欢迎，他们既看到了他们熟悉和热爱的东西，又为一种富有活力和新鲜感的东西所吸引。有的老乡甚至背上干粮、带上水壶，我们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一连看上几天、几场，每次演出人山人海、掌声不断、盛况空前。各种秧歌队派人来学习或请我们去教、去排，络绎不绝，从此，声名大震、家喻户晓，都说：“鲁艺家”的秧歌又新又美又迷人……。
　　说起“一塌瓜子”的照搬，这里有个笑话，似乎难以启齿，其实真是个应该汲取“惨痛教训”的笑话：
　　当时大秧歌之后小场演出有《拥军花鼓》，采用民歌填词的办法，旧瓶子(指旋律)装新酒(指歌词)，歌词是这样的：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猪羊出(哇)了门／猪哇、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咱英勇的八(呀)路军／哎哩美翠花、黑不溜溜儿花／送给咱英勇的八(呀)路军。
　　演出时，每次唱到“哎哩美翠花，黑不溜溜儿花”，我们秧歌队全体非常热情地大声接唱叠句，为王大化、李波帮腔，观众却大笑不止，开始我们以为演员表演精彩，引起笑声，后来发现，不对!笑得有些蹊跷!几场演出都是在“黑不溜溜儿花”处大笑，下来后，我们采访当地群众，也是笑而不答，又询问秧歌把式，他们说：“那是一句儿话(不好听的话)。是说男女下身部份，……”我们才恍然大悟，后来改成了“哎哩美翠花、海哩海棠花”。这就是由于不懂方言俚语，又“一塌瓜子”照搬，所造成的笑柄。
　　鲁艺的大秧歌队，在延安、在全陕甘宁边区是规模最大、人数最多、队伍最长、阵容最强的。“鲁艺秧歌队”五个大字(约两丈横长)的门旗，由两个壮小伙子用两根四米长的杆子横扯高举在空中，门旗下我们的乐队也是很有气魄的，除大鼓、大钗、大锣等各种打击乐器和一支唢呐队外，还有小提琴、手风琴，低胡(土大提琴)等，鼓乐齐鸣、五花八门，很有声势。乐队之后，是一队标语、漫画、宣传画组成“牌子阵”，这也是地方秧歌队所没有的。
　　门旗、乐队、宣传牌子之后，我这个秧歌头儿跳在最前面，用各种暗示，带着秧歌队作各种图案队形变换。如遇场地较小或途中被大商号主人摆了桌子、茶水、点心、糖果，燃放鞭炮热情挽留时，伞头为表示答谢引出各种不同表演形式的小场子(小节目)轮番在中心场地闪现一番，如：旱船、腰鼓、推小车、赶毛驴、打花鼓、瞎子算命等等，这种闪现暗示此处不能拉开场子表演，只是答谢盛情之意。有时用秧歌领唱向热情观众致意，唱词因景而异，大体是：“你们的盛情我们心领，这里狭窄演不成，下一个场地是×××(如：北门外、新市场等等)请大家前往观看带批评。”于是观众在笑声和掌声中为我们让开了道，而后随队跟到预定场地，有时还提前赶到下一个场地，自动地为我们开场子、维持秩序。
　　群众如饥似渴地希望看到他们熟悉、热爱的民间艺术，又希望看到不断的发展、创造、出新，否则他们会说：莫意思、咋这是打花鼓。这正好论证了“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个带有辩证意味的理性认识与判断。如果鲁艺秧歌队只是队伍大一些、人数多一些，而缺少新意、缺少不断的发展和创造，那就未必能在1943年掀起的那样轰轰烈烈、遍地开花的秧歌运动高潮中，给人留下长久的记忆。
　　1943年春节前，鲁艺师生又一次同心奋战，创作了一批颇受欢迎和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如：《兄妹开荒》〔羊路由编剧、安波作曲、王大化、李波表演〕标志着秧歌运动的深化和提高，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小秧歌剧的诞生，如：《张丕谟锄奸》、《赵富贵自新》、《夫妻识字》、《货郎担》等。还应特别提出两个小戏的创作，一个是用郿鄠写成的《二流子变英雄》〔贺敬之、丁一等编剧，张鲁配曲，王家乙、张鲁表演〕和用道情写成的《减租会》〔编剧：王岚、林农，编曲：刘炽，由韩冰、鹤童、刘炽、林农表演〕，这两个戏剧型的秧歌剧演出反映十分强烈。
　　另外，还要谈谈三个舞蹈型剧目的创作和演出：
　　《赶毛驴》，也叫《运盐去》，内容是表现延安南区合作社为活跃三边与延安间物资交流而组织毛驴，发展运输生产的事迹。形式是参考北方秧歌中的跑竹马，加以演变发展。三个演员是：王岚、张鲁、刘炽。
　　《挑花篮》，也叫《南泥湾劳军》〔贺敬之词、马可作曲、刘炽编舞〕，这是一个富有女性美的抒情性舞蹈。由李群、蒋玉衡、何路等八位女演员肩挑十六个花篮表演。通过基本训练，掌握韵律、舞姿和情态；通过演员柔美、抒情的艺术体现和快速、巧妙的图案、队形变化使这个作品在广场演出中也获得了非常好的艺术效果。
　　《打腰鼓》，又名《进军腰鼓》，是为庆祝苏联红军大反攻胜利而作〔贺敬之作词，刘炽作曲、编舞〕。这是我在观看延安县秧歌队演出时，被四位腰鼓演员激烈、热情、精湛、娴熟的表演吸引、振奋，一种土壤中散发的泥土气息，一种中国调式的铿锵之声、一种中国气魄的壮美，深深感染了我。当田方大队长要我排练一个庆祝红军反攻胜利的节目，要求火热、威武、雄壮……，我立即建议用大型的集体腰鼓舞来表现。队部同意后，第二天午饭前贺敬之就把歌词拿来了，我读了又读、一口气地把曲子谱完了。
　　腰鼓舞的动作，我在1942年曾向米脂县灵水寺腰鼓老艺人学习过，这次搞大型的，我把灵水的文腰鼓和其它各地的武腰鼓熔于一炉，编排一套崭新的腰鼓，用十六个精壮的农民小伙儿形象表演，演员有张鲁、吴坚、张平、叶央、李百万、刘炽等。记得第一次正式演出是在延安城南新市场内一个广场上：……大秧歌的乐队演奏最强最热时，突然停止，只听场外十六只腰鼓齐声滚奏，左右两排如旋风般疾驰入场，生龙活虎、翻转腾挪：鼓槌、彩带上下翻飞，满场观众目瞪口呆，直到最后腰鼓队以进军式队形边唱、边敲、边舞向前挺进出场。
　　这种腰鼓后来传到了十四个解放区，传到了塞外江南，传到了首都北京。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之日，天安门广场也曾震响着《进军腰鼓》的雄壮、铿锵之声……。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一花独放，决不会呈现春天。诚然，一片绿叶，可以预示春天即将到来，而百花盛开、万紫千红，才是真正的春色满园。新秧歌在陕甘宁边区、在十四个解放区形成蓬蓬勃勃的运动，那是千万个秧歌队齐心努力的结果。延安鲁艺的秧歌，也只是绿洲之一叶、苍海之一粟、全豹之一斑，决不可也不该夸大其自身作用，只能说鲁艺秧歌队是全院师生坚定的走出“小鲁艺”、进入“大鲁艺”——人民的艺术海洋的第一步，而这一步，是走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