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塞克(陈凝秋)和作曲家冼星海，可以说是两位最亲密的合作者。他们共事有三个阶段：南国社时期、星海从巴黎回国后以及延安鲁艺时期。其中以在延安鲁艺阶段的合作最和谐、最亲密，也是收获最丰硕的时期。
　　塞克先生在向我们讲课时，曾多次谈到他和星海在延安鲁艺的情况，现将这些零碎的情况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
　　相同的创作习惯
　　塞克和星海在创作习惯上，是很相同的：一旦创作冲动兴起，不能自己，废寝忘食，必欲一气呵成而后已。这种创作上的紧迫感，据塞克谈，实际上是时代紧迫感、责任紧迫感、使命紧迫感的一种反映。抗战期间，非常需要歌咏这种武器。人民需要歌咏来激励自己，武装自己。所以，他们一旦进入创作构思，什么都不能干扰他们。有些作品的完成，简直是神速的。塞克和星海共同创作《救国军歌》，只是一顿饭的功夫。那天，塞克拿着写好的《救国军歌》歌词去找星海时，星海正在吃饭，他把歌词接过去，一边端着饭碗吃饭，一面审视歌词，哼哼着曲调。吃完饭，两人整理了一下，试唱了几遍，曲子就定下来了；随即交给歌咏活动的积极分子们去教唱，一两天后，这支歌就传遍了延安，几乎家喻户晓。
　　这种创作是不是草率不严肃或是粗制滥造呢?不是的，俗话说熟能生巧，这是他们长期积累而一旦爆发的表现。换句话说，是由于他们有着多年功夫的基础。别看这一会儿或者几天，这里面凝结了多少年的血汗。
　　星海为了快出作品，常常是一边写一边请人听、唱、提意见，以求快求好。而塞克为了快出作品，常常是一个人跑到山坡小路上或夜深人静的马路上，往复徘徊，苦思冥想，反复推敲而完成腹稿，在静中求快求好。他的许多词稿，不是坐在屋里写出来的，是诞生在散步当中。常常是一稿未成，不能入睡，不接触人，等到自己认为满意了，才拿出来给人谱曲。
　　共同的探求
　　塞克和星海所以能长期合作，从政治思想上说，有着共同的志向；但更直接的是，他们在艺术风格上有着相同相通之处。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他们的合作恐怕未必能这样稳定，以至终生。
　　塞克对自己的歌词，较满意的有两点：一是意境的深化，让人们接触后铭刻难忘。他说，他的那些“种瓜的得瓜种豆的得豆、谁种下仇恨谁遭殃”、“仇恨的种子也会发芽”之类的词句，不单是形象的比喻，更主要的是在“仇”字上作文章，要深化表达民族的仇恨。日寇侵华，唤起人们对侵略者的仇恨，从仇恨中爆发出力量。如何表达仇?要设法深化。如果没有了仇字，也就没有了抗战文艺。“仇”字是贯串他抗战时期作品的基调。在《生产大合唱》中，他在《二月里来好春光》这个最打动人的最广泛传唱的歌曲中，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自己较满意的另一点，就是他的歌词的大众化，群众对他的作品能理解，能接受，他的作品能在群众中扎根而成为群众自己的艺术。在大众化方面，一个是要深入浅出。象“种瓜的得瓜种豆的得豆”，就是老百姓常用的谚语，老百姓并不感到深奥难解，深化了，而又让人不感到深。另一点，就是用大众的方式、大众的语言表达大众的思想。象《生产大合唱》中的《二月里来好春光》一段，表达群众爱国，就用了“多打些粮食充军粮”，非常质朴。象这个剧中的合唱“个个村落笑嘻嘻，又有耕牛又有鸡”，表达群众的乐观情绪也是很质朴的，都是用的老百姓的家常话来表达他们平凡而伟大的思想感情。如果不是这样，换成一副文人腔，什么献身精神呀，革命乐观主义呀，等等，这哪里是老百姓的表达语言和表达方式呢?塞克谈到，现在一些年轻人的词华而不实，表达什么都是一个腔调。不说思想上，就是语言上和表达方式上，也和老百姓不是一路，只能自我欣赏。
　　星海的风格也是如此。星海到达延安鲁艺时，已经是在法国巴黎音乐院高级作曲班毕业以后的事了。按说，他对西方音乐艺术造诣很深，自然受西方音乐的影响也很深。但他明白他是为中国的老百姓写曲子的，所以，星海在延安鲁艺时期的创作，是明显的大众化的。他的曲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民族风格很浓，一听就知道是中国作品，甚至带有地方味，象《二月里来好春光》、《黄水谣》，但你找不出它来自哪一首具体的民歌。这就是他把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消化吸收为自己的艺术营养了；另一种是直接从某一首民歌演化而来，象《黄河大合唱》中的《河边对口曲》，这是直接从山西的一首民歌改编而谱成，有说快板的味道。它在大合唱中出现，使整体富于变化而显得生动。在《生产大合唱》中的《酸枣刺》，就是从一首儿歌变化来的。这首儿歌的原始曲调，还是塞克向星海提供的。在他们创作《生产大合唱》时，一天晚饭后，二人到鲁艺山下去散步，讨论这首词，塞克说他原意图就是要把这首词谱成儿歌形式，并随即哼出了他听来的一首儿歌。星海听后认为引用它较有个性，可以改造配词，结果就定下了。这些民族民间的音乐营养，经过星海吸收消化，加工处理，深深地打动了群众的心，也为他的作品增加了光彩，使他的作品在人民心中具有不朽的生命力。
　　在延安鲁艺时，星海追求大众化，从多方面考虑，是很彻底的。他在雄厚的大合唱中，敢于有意识地运用中国的民族打击乐器，效果很好，使中国人听了很亲切。他考虑大众的现实能力和现实条件。他的一些大合唱，是很有气魄的，但那时延安没有正规的大型管弦乐队，星海就因地因时制宜，口琴、京胡、笛子、月琴、锣、鼓、钗等等星海都能协调地把它们组织起来进行演奏，而且很好听，挺有特色。按照传统的西洋配器法来说，好象是四不象，但星海有能力驾驭着他的音乐向人民大众靠拢。
　　正因为塞克的词和星海的曲在这些方面有着共同的地方，所以，它们结合起来，是那么和谐一致，浑然一体，交相辉映。
　　对青年有着共同的热情
　　塞克谈到，在延安鲁艺时期，他和星海虽然也还刚过了青年时代，30刚出头，但那时延安文艺界更多的是10几岁、20来岁的小青年，包括鲁艺的学生。所以，他们俩算是相比之下的老成了。他和星海虽然在延安鲁艺很有影响，很受尊重，但他们没有任何架子。特别是星海那里，常常是门庭若市，上课也是不拘形式。星海常在一伙学生围着聊天时，就把知识灌输给他们了。他们无所不谈，往往通宵达旦。星海尤其喜爱鲁艺音乐系三期的一些学生，说他们将来是中国音乐界的骨干。
　　塞克讲到过《黄河大合唱》的诞生情况。1939年春，《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张光年)随演剧第三队从外地到延安，那时，他还是个青年。他将这部歌词请星海谱曲，星海让塞克先谈谈意见。塞克发现这个青年有激情，在这部歌词中黄河这个形象很有气魄，建议星海为《黄河大合唱》谱曲。果然，星海一旦进入创作境界，才思奔涌，一气呵成，写出了这部大作。不久，《黄河大合唱》很快传遍延安，传向全国。
　　关于《生产大合唱》
　　1938年12月9日，延安青年界举行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大生产运动。散会后，在中央机关合作社吃饭，毛泽东、塞克、李昌三人同桌进酒。席间，毛泽东又说起了大生产问题，并希望塞克以笔耕来促进大生产运动。
　　恰巧此时星海向塞克求词，并且说：“塞克，你写个厉害的!”
　　塞克开始思考星海的话，什么是“厉害”的呢?冲啊、杀呀，已经不少了。
　　转眼到了1939年春天。有一天，塞克在延河边散步。延安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使他触景生情，深受感动，并产生了创作欲望。他想，这不是厉害的吗?大生产运动，对抗日战争产生了伟大的影响，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将来在历史上也会记上一页。这个题材可以搞一个大型的、新颖的、有气魄的作品，也就是星海说的“厉害”的。于是，他在延河边上就构思起来。当时，塞克的想法是：在内容上，要写出大生产对抗日的伟大贡献，还要表现出人民对抗战的热心、决心和信心，以及大生产的动人景象。在形式上，要有创新，可以吸收歌剧、活报剧的化妆表演。在风格上，要民族化，有地方风格，口语化。这一天，在延河边上产生了提纲，有了个腹稿。
　　之后，经过几天的反复思索、推敲，塞克觉得腹稿成熟了，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挥笔写出了《生产大合唱》的歌词。
　　这个大合唱共分四场。
　　第一场：春耕。合唱。有几个壮汉拉犁。这段词是塞克参考了星海的原作《拉犁歌》的格式写的。
　　第二场：播种(独唱)与参战(儿歌合唱)。有几个农民播种与儿童歌舞表演。
　　第三场：秋收。混声合唱。有化妆表演。
　　第四场：丰收。独唱与大合唱。有化妆表演。
　　星海很欣赏这个大型作品，立即动笔。从3月1日开始作曲，只用了六天，就写出了总谱。星海的曲子，基本上是按照塞克歌词所规定的格式写的。
　　第一场的曲谱，用星海《拉犁歌》原曲。
　　第二场的独唱《二月里来》，星海有意突出陕北风格，从《信天游》发展而来的，曲调开朗，辽阔。儿歌合唱，星海采纳了塞克的建议：塞克在演剧一队时，在山西临汾刘村看见过庆新年的儿童歌舞表演，印象很深。他将曲调哼给星海听，星海认为与词的情调相吻合，便作了些修饰，定稿了。
　　第三场：村妇、少女的独唱是民谣风。化妆牲口的表演唱是风趣、诙谐的儿歌。结尾是气势磅礴的大合唱。
　　在配器上，星海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根据延安的乐队水平和乐器条件，连口琴、胡琴都用上了；有意加重了民族锣鼓的应用，目的是突出民族风格。
　　1939年3月21日，鲁艺在陕北公学预演《生产大合唱》，获得了成功。此后，这个大合唱响遍了全国，对抗日战争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在纪念“七·七”事变50年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录制了《塞克词作音乐会》，《二月里来》等合唱，又飘荡在祖国的上空。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传唱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