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天，在陕北黄河岸边的宜川县，我第一次认识了马可同志。这是一个体格魁梧的北方青年，他谈话从容不迫，以特有的风趣和幽默感吸引着人。我们很快就互相熟悉了。他告诉我：他是徐州人，抗日战争以前是河南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抗战爆发后，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他毅然走出了化验室，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中。在学生时代他就是一个音乐爱好者，拉得一手很好的二胡。在聂耳、冼星海等作曲家的革命歌曲鼓舞下，他在群众中展开救亡歌咏活动。1937年8月星海随着上海救亡演剧二队的同志来到了开封。在短短的几天中，星海以巨大的热情展开了工作。他在工农群众中教歌，还和青年们交朋友。星海不仅用他的作品鼓舞人民的斗志，而且用他从事音乐活动的实践为青年树立了为工农服务的榜样。在星海的鼓舞和帮助下，马可同志决心走上从事革命音乐活动的道路。因此，他对星海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从那以后，他积极写作抗日救亡歌曲，并在宣传队和工农群众中教唱。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就拿出一本手稿集，里面已经记载了他写的200多首歌曲。他多么勤奋啊!这使我对他产生了由衷地敬佩之感。
　　1940年春，我和他一起到了延安。在党的阳光雨露的滋润下，马可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经过了整风运动，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他在世界观和艺术观上都起了重大的变化，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几十年来，他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在创作上反映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在党所领导的各次革命运动中，他写了很多鼓舞群众斗志、深受群众欢迎的作品。在秧歌运动中他写了《南泥湾》、《夫妻识字》等作品，以浓郁的民族音乐语言、明朗秀丽的笔触刻划了解放区军民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展开生产运动和努力学习文化的新的生活画面。在秧歌运动的基础上，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写了歌剧《白毛女》。在解放战争期间写了《我们是民主青年》、《咱们工人有力量》等，这些作品表现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决心，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全国解放后，他紧密配合各次政治运动写了《革命人永远向前走》、《大跃进颂》、《雷锋——我们前进的标兵》、《石油小唱》、《伽椰琴你有多少弦》等热情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直到病危期间，他还不肯停下笔来。这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顽强斗争精神表现了他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忠诚。他所写的作品都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强烈的革命感情和鲜明的民族风格。他的作品也象他的为人一样朴素、热情、平易近人而又具有鼓舞人的力量。
　　马可同志对学习的努力和工作的勤奋是我们所熟知的。在延安时他是民间音乐研究会的骨干，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去收集、研究、整理、分析所能得到的各种民间音乐资料。很多民歌资料都是由他亲自刻印的。在民众剧团工作期间，他认真学习了陕北民间戏曲音乐。他能利用郿鄠这种地方戏曲形式写出反映边区人民新的生活风貌的《夫妻识字》，就不是偶然的了。还有一件事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在沈阳解放以后，我们建立了大型的管弦乐队。他决心写一首表现中国人民生活的乐队作品，虽然他过去并没有接触过这种形式，但是他立足于表现人民的生活，研究了西欧的交响乐作品的表现手法，写出了《陕北组曲》，其中创造性地把板胡和管弦乐相结合，描写了边区人民的斗争生活和胜利的欢乐。当我们看到他那几本厚厚的学习笔记时，都被他这种坚强的毅力所震惊。他就是这样一个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的人。
　　马可同志一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他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成长起来的文艺战士。在《讲话》发表以后，他更是身体力行，努力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到火热的群众斗争生活中去经受锻炼，刻苦改造世界观。在陕北时期，他参加了秧歌队到绥德、米脂一带的农村中一面演出，一面参加减租斗争，做社会调查。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参加剿匪、土改工作。沈阻解放后，到鞍钢去深入生活。因此，他的作品总是息息相关地反映着各个时期革命斗争的脉搏。他的作风平易近人，刻苦耐劳，关心集体，总是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之中。大生产运动中他是一个棒劳力，开荒、种地、挑粪、烧炭……样样都干。在秧歌运动中，他是一个多面手：拿起笔来他写剧本、歌词、音乐，拿起板胡来他是一个乐队队员，缺少演员时他可以上台顶替……到了驻地他又是一个炊事员，挑水、做饭样样都行。去年中国歌剧团组织小分队下乡，他已卧床不起，但仍写了四首“小诗”为他们送行。他用“工农为师甘俯首，毛主席指路要力行”的诗句与同志们共勉。他在到上海治病的火车中又写了长诗《不学蓬雀学鲲鹏》，欢迎歌剧团小分队的胜利归来。其中说：“等我恢复了健康，我将首先向小分队去报到。”他是多么渴望着和群众战斗在一起啊!如果不是病魔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他一定会象当年闹秧歌的时候一样，以一个普通文艺战士的身份出现在小分队中。
　　“四人帮”为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在文艺界实行法西斯统治，打击和压制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艺战士。由于江青说了一句“马可不是我们的人”就判处了马可同志政治和艺术生命的死刑，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不给任何工作，剥夺了他为人民服务的权利。但是，马可同志并没有被吓倒，在同志间的交谈中，在他的日记中，他都无情地揭露了这伙反革命黑帮的反动实质，对他们种种倒行逆施的反革命行为表示了无比的义愤。1975年毛主席对《创业》的光辉批示是对“四人帮”的一次沉重打击，马可同志听到传达后十分兴奋，他在日记中由衷地高呼：“主席抓得好!中央抓得好!”1975年8月10日在这样形势下，“四人帮”一伙才迫不得已给马可同志分配了工作。但，马可同志由于政治上长期受到他们的迫害，他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尽管如此，马可同志还是以革命利益为重带病坚持了工作。他在卧病期间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是感人至深的。他总是时刻关心着集体，关心着革命利益，而不顾自己的病痛。他的儿女劝他休息，他总是说：“如果我不工作。团里400多人的事就会耽误下去。周总理那样的高龄还在带病工作，我的病算得了什么!”1976年4月，他的病情已很严重，按照医生的意见，转地到上海去治疗。可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却百般刁难，不给他必要的治疗条件。“四人帮”一伙迫害马可同志的罪行是令人发指的。
　　在病中最使马可同志挂心的事还是党内的路线斗争。同志们去看望他，问他有什么困难时，他说：“什么困难都好解决，最使人担心的是党内的路线斗争。”在“四害”猖獗时，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怎么会不首先担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呢!但是，不管这帮丑类如何猖狂于一时，他始终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说：“历史的巨大笔触当然还会正常地写下去的，什么样的小丑也改变不了。”(1976年1月11日)
　　“四人帮”为了建立帮天下的反革命统治，竟然歪曲历史、颠倒黑白，把无产阶级文艺的历史从江青篡夺样板戏的成果的那一天算起。在音乐领域就妄图把聂耳、冼星海以来的革命音乐传统一笔勾销。1975年是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举行纪念活动。他们迫于压力，不得不出面举行了一次活动。但是，却设置重重障碍，千方百计地贬低、抹杀聂耳、冼星海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为此，马可同志十分气愤地写道：“有人如此慷慨地要摒弃聂、冼。……这是令人多么难过多么寒心的事。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中国革命人民的。他们永远是我们的!什么势力也夺不走他们!”(1975年10月25日)马可同志为《中国建设》杂志写了一篇纪念星海的文章，他针锋相对地题名为《追念他——为了永不忘记》。所以要用这个题目是寓有深意的，他说：“这是针对有人就是要‘忘记’他、摒弃他而言。”(1975年11月3日)马可对星海所流露的强烈感情，正是针对“四人帮”颠倒历史的强烈抗议，也是为了保卫革命文艺传统而进行的一场战斗。
　　马可同志去世太早了，他没有能够亲眼看到“四人帮”的垮台。可是，他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这伙害人虫展开了斗争。当我们读到这些充满了无产阶级义愤的文字时，就好象他仍旧和我们一起进行着战斗一样。
　　马可同志用他坚定的步伐走完了一生的道路。这道路并不是平坦的，他遇到了各种矛盾和斗争。但是，他始终坚定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解决这些问题，为无产阶级的音乐事业战斗一生。马可同志无限热爱党和毛主席、忠于革命事业的高贵品质，努力实践和勇敢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战斗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
　　197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