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同志很关心《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是怎样产生的?编写的经过如何?说起来这两支歌都包括在《八路军大合唱》一组曲内。这里，我把《八路军大合唱》的诞生过程向大家作个简单介绍。
　　1938年冬，我和几个青年一同从瓦窑堡抗大第一大队抽调出来，派回延安，分配工作。听说要回延安，人人都是恨不腋下生双翼，两脚踏上风火轮。一路上餐风饮露，爬山越岭，总伴着快活的歌声。唱得最多的是《延安颂》：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
　　啊，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热血在你胸中奔腾。
　　“啊，延安!”我们特意放大音量，高声呼喊，直震得白云青天铮铮应鸣。一会儿又唱《延水谣》：
　　延水浊，延水清，
　　情郎哥哥去当兵。
　　当兵啊要当抗日军，
　　不是好铁不打钉，
　　延水清，延水浊，
　　小妹子来送情郎哥。
　　哥哥你前方去打仗，
　　要和鬼子拚死活。
　　这个小调儿使我们轻松愉快，忘记了快步行军的疲劳。
　　到延安，我被分配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文工团编导室，任务主要是编写歌词。文工团直属于政治部宣传科，就和宣传科同在一个山头上。几天后，科里一个同志来看我，中等身材，挺直腰杆，红面庞，两眼炯炯有神，人们管他叫“小郑”。说话间，我才知道他就是郑律成，抗大音乐指导。《延安颂》、《延水谣》的作者。“噢哟!还这么年轻啊!”想到他的歌子已传遍整个陕甘宁边区，几乎人人都会唱，都在唱，都爱唱，我不禁在内心里闪过这么一个念头。我们都很腼腆，没有多少话说。我顺口提到《延安颂》和《延水谣》，说它们很受群众欢迎，在瓦窑堡街头上山沟里到处听到有人唱。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那只是习作，试作。”然后表示他还要努力向中国民族传统学习，向民间音乐学习，争取实践毛主席关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指示。也许由于我大几岁，满脸胡子，团里都叫我“老张”。他说：“老张同志，以后咱们多多合作吧!”这样，我们就算认识了。话虽然没有谈多少，手可是握得非常紧非常热。
　　过了没有多久，我又被调到宣传科，搞时事政策教育工作。当时我和律成同志一同住在延安南门外西山坳一个土窑洞里。从此，我们同饮一个杓桶打的开水，同吃一副扁担挑的饭菜，风晨月夕，同在崄畔上听我们科长谢翰文同志讲井冈山，讲瑞金，讲遵义会议，讲雪山草地。有时又同听谢翰文科长宣读华北江南各个战场八路军、新四军传来的捷报。这些便成为我们在工作中的精神食粮：有的同志拿去写通讯，有的同志作宣传画的题材，我把它们写在时事报告提纲里，律成同志谱入歌曲中。
　　1939年春。歌词，我已顾不得写，完全把精力用在编写“时事报告提纲”上了，每个月差不多要用三分之二的时间写，三分之一的时间去连队或大队讲。延安的三个大队，也要隔两三个月去讲一次。我跟律成同志说：“顾不得同你合作了。”他说：“不，还是要合作的，你去作报告，我去教唱歌。都是面向学员，配合行动，不也是合作吗?”于是，我俩总要一道下连队。有时报告要以支队或大队为单位，他更不放过机会，一定一同去，通过政治处的文艺干事和各俱乐部的文娱委员，组织声势浩大的歌咏活动。群众歌声象烈火，律成同志就是一粒火种，他走到哪里，哪里就爆发出烈火般的歌声。每次集会，总是先唱，唱得群情激奋了，才开讲；休息时，又唱；讲完后，再唱；唱得尽兴，然后才解散。有一个连队的“墙报”上出了这样一首“顺口溜”：
　　坐地听报告，
　　站起来唱歌。
　　说说唱唱，唱唱说说，
　　不知不觉晌午错。
　　晌午错，也不饿，
　　歌如潮，情似火。
　　身居窑洞里，
　　心怀全中国；
　　翘首登荒山，
　　放眼看世界。
　　我们多亮堂，
　　我们多快乐!
　　律成同志特意把这首短诗抄下来，在归途上给我看，他说：“这是对我们合作的奖励啊!”
　　这年七月中旬，“抗大”总校教职员工万余人在校首长罗瑞卿同志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前方。政治部宣传科只剩下律成和我，说是调转到即将在延安成立的抗大三分校政治部宣传科工作。三分校政治部各科室人员，一时还没有调配齐全。有一天，律成同志告诉我，他翻了我抄在本本上的全部手稿，把我写的《岢岚谣》作了曲，我很惊讶，近二百行的长诗，能唱吗?作曲会是费力不讨好吧。他说，还想谱《子夜岗兵颂》，这是我半年前在抗大一大队做学员时写的一首短诗，登在连队墙报上。诗中反映了自己深夜站岗放哨的一点感受。律成同志把它拿去不声不响背着我为它制谱，用咏叹调写成了一首独唱曲，然后用他那带着浓重朝鲜族音调的清亮歌喉唱给我听，这使我既惊奇又高兴，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不出话来。以后他就经常催促我，要我作词供他写曲。他说：“你是从前方来的，让我们携手合作为八路军歌唱吧!”他进一步建议：“咱们也搞一部大合唱吧!”“什么大合唱?”“当然是《八路军大合唱》啦!”最初，我有点胆怯，经他一再鼓励，并且提出命意，点出题目：“军歌、进行曲、骑兵歌、炮兵歌，再添一篇快乐的八路军，岗兵颂也算一篇，总共七、八篇或八、九篇就够了。”渐渐把我的信心也煽动了起来，切实感到歌唱八路军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就这样，便动手了。歌词部分倒没有多费力，只用了三、四天工夫就完成了。它包括《军歌》、《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子夜岗兵颂》、《骑兵歌》、《炮兵歌》、《军民一家》、《八路军和新四军》等八支歌，要的就是这个“八”字。从命题构思，到谋篇造句，唯一的合作者就是郑律成同志。先前是他为我现成的诗篇作曲，这回是我为他预成的曲子作词，所以处处得听他的。记得他曾要求，《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寓整于散，要韵律谐和，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插上三个四字短句。诸如此类，凡力所能及，我都照办。只要他满意了，就算拍板定稿了。
　　我每写成一篇词，郑律成同志就拿去作曲。没有钢琴，连风琴也没有，只是摇头晃脑地哼哼着，打着手势，有时还绕着屋当中摆的一张白木楂桌子踏步转游。意识到我在带着笑意注视他，他就走出窑洞，躲到崄畔或爬上山坡去创作。制谱似乎比作词更费斟酌些，他也经常用鼻音哼哼出一个调儿来，征求我的意见。作曲的时间拖的比较长，大约到八月底九月初，全部编曲才算完成了。他说：“给词作曲，如同为虎生翼。”我说，为虎生翼，不是一句好话。”他笑道：“不管它。咱们的虎，是吃日本鬼子，吃反动派的虎。生了翼，更凶，更猛，更厉害，有什么不好?”当律成同志把“翼”生出，抗大三分校已经正式开学，我搬到三分校政治部住，继续搞时事政策教育工作，律成同志却调到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做教员去了。但是郑律成同志虽然离开抗大，还是经常回来教歌。三分校的每个连队，无论在行军途中，无论在集合会场，到处都在唱：“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北有黄河，南有长江，波涛滚滚流向东方。”1939年秋冬，这嘹亮的歌声在延安的山山岭岭都在回环荡漾着，那歌词不管是“虎”不是“虎”吧，确乎是生“翼”了，在这年冬季，《八路军大合唱》由鲁艺音乐系油印成册，还在中央大礼堂组织过一次晚会，由郑律成同志亲任指挥，进行专场演奏。此后不只抗大学员唱，各机关、部队、学校也都传唱起来。
　　大约是1940年夏天，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肖向荣同志邀请郑律成和我到文化沟口青年食堂吃了一顿“红烧肉”。他告诉我们说，这些有关八路军的歌曲已由抗大学员传唱到各个抗战根据地，很受广大战士欢迎。我们本来都不会喝酒，肖部长笑着说：“今天破例，都喝三杯。”我们只好听命。肖部长继续说：“一杯酒，祝你们继续合作取得更大战果；二杯酒，祝你们更认真地向工农群众学习；三杯酒，祝你们再接再厉写兵，并且为兵写!”我们表示，一定把肖部长的话铭记在心，当作党的嘱咐来遵守，当作终生任务来执行。
　　后来，《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便正式刊登在《八路军杂志》上，这表示军委正式认可了它们。后来，我还与郑律成同志约好共同编写一个反映冀南抗战的歌剧。只完成了一个序曲，律成同志便离开延安去前方，我也调离抗大政治部，计划中断了。以后三十多年间，不曾再凑到一起工作过，每当相逢，总不免回忆起这次未完成的合作，觉得是件憾事。也常想另外找个题材，弥补上这个遗憾；直到前年九月在长影小白楼会晤，还相互约写过。总以为来日方长，谁知这次匆匆一面，竟成永诀了呢!
　　1977年2月15日于长春 1982年1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