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波是个好同志，他是红线上的人。”这是我在文革时期回答某些“造反派”的一句话。虽然他们对我的回答极不满意，而且对我更加凶狠，但我还是坚持了这句实话。因为从我认识安波同志那天起，直到他去世，所有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安波同志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生活作风艰苦朴素，他就象一团火，总是给别人以光亮和温暖。他的为人正象他在音乐事业上的巨大贡献一样，使人永远难以忘怀。
　　我第一次见到安波同志，是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刚刚发表时。为了贯彻《讲话》精神，我们延安鲁艺的师生怀着极大的热情走出“小鲁艺”(学校)，到“大鲁艺”(人民群众中)去。全院掀起了一个向民间文艺学习的高潮。为了迎接新年晚会，俱乐部号召各系都要搞出自己的节目，谁会什么就演什么，谁的家乡有什么民间艺术表演形式，都拿出来提供参考。于是很快就出现了大秧歌、跑旱船、推小车、踩高跷等一大堆节目。王大化同志和我被俱乐部指定排练“打花鼓”，但题材要自己去拔。当时我刚从部队来到鲁艺不久，土里土气的什么也不懂，谁也不认识，很紧张。王大化同志便安慰我说：“不要紧，我们到音乐系去找安波同志帮帮忙。”我说：“现在各系都在搞自己的节目，我们是戏剧系的，他肯帮我们吗?”王大化同志说：“安波同志很热情，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
　　当我们来到安波同志的住处时，他正伏案写作，一见我们便马上停下来热情接待，没有一点架子，他那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我一下子就放了心。我们说明来意后，安波同志想了一想说：“我给音乐系写了个跑旱船的歌，他们觉得不太合适，你们看看行不行。”他顺手递过曲谱，立即唱给我们听，内容是拥军的，曲子用的是陕北民歌“打黄羊”的基调，我们听了很满意。他说：“你们先练着试试看，哪儿不合适再来找我。”我们便拿回来开始排练，我们借鉴了风阳花鼓的形式，一个背鼓，一个拿小钹，请刘炽同志为我们设计了锣鼓点，取名就叫《拥军花鼓》。演出后，受到领导和群众的一致称赞。这就是我与安波同志的第一次接触与合作。
　　我们的第二次合作是在1943年春节前，当时为了配合庆祝苏联红军大反攻的胜利，全院举行了第二次秧歌表演宣传活动。由于我与大化已合作过一次，领导便指定我们俩和路由三个人再搞一个自编自导自演的小节目，这就是后来的新秧歌剧《兄妹开荒》。但是我们在创作过程中，谁也没想到这就叫秧歌剧。一开始我们只是选好了主题，编好了情节，写好了基本歌词与对白，就又去找安波同志为我们谱曲。他和第一次一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次任务比第一次复杂得多，《拥军花鼓》仅仅是个小表演唱，而《兄妹开荒》有人物，有情节，需要根据内容和人物性格塑造出音乐形象，要把边区人民对党的热爱，劳动致富的信心，以及勤劳乐观的精神面貌表现出来。安波同志非常耐心和刻苦地进行着创作，特别是开场第一曲“雄鸡、雄鸡，高声叫”这段唱，写了一遍又一遍，总是通不过，大家听了都说民族风格还不够强，生活气息还不浓。当时周扬同志很关心这个小节目，要求一定要搞好。但是时间那样紧迫，我和大化白天排练，晚上就到安波同志那里去逼他要曲子，每次去，都见他坐在一张小桌子前苦思冥想。小油灯的光线很暗，远了看不见，我和大化就一边一个趴在安波同志的肩膀上，一面看着他写，一面唱，觉得不理想，马上就改。我和大化还幼稚地唱些郿鄠、道情之类的曲牌子给他听，企图启发他的灵感。其实安波同志记住的民间曲调要比我们会唱的多得多，但他并不嫌弃和笑话我们，相反却非常认真地听我们唱，并和我们一起探讨研究，反复征求我们的意见。《兄妹开荒》创作的成功，是安波同志向民间音乐艺术学习的成果，是为秧歌剧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全国解放后，安波同志到辽宁担任了文艺领导工作。责任重了，工作也更忙了，但在创作上只要有求于他，他一如既往，从不拒绝。当时我觉得《三十里铺》这首民歌曲调优美动听，群众非常喜爱，但就是歌词太旧，便写信给安波同志，请他帮我改写新词，并请他最好再给我们改写几首民歌。信发出后不久便接到他的回音，并寄来了两首新改编的民歌，一首是《三十里铺》，另一首就是《三绣金匾》。当我接到这两首歌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两首歌后来成了我独唱的长期保留曲目。
　　我非常喜欢安波同志的作品，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人民军队的强烈感情，感到他对人民群众的生活及民族民间艺术是那样熟悉和理解，他不仅掌握了民间音乐音调，音乐语言和调式等等规律性的东西，而且也掌握了生动的生活语言、语调的变化特征。如《开会来》这首男女声对唱歌曲，我唱了好多年，什么时候唱什么时候都受欢迎。最近，在北京参加大专院校举办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五十周年纪念音乐会，我和邱玉璞同志又表演了这首对唱，受到青年观众的热烈欢迎。《开会来》是安波同志创作的《七月里在边区》民歌联唱中的一段选曲，正因为作品的生活气息浓厚，音乐语言亲切动人，民族风格又极为鲜明，所以其艺术生命力才能如此长久。从而也证明了安波同志的音乐作品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
　　1965年，当他病危时，我和郭兰英一同到医院去看望他，他躺在床上，两只眼睛肿得已经睁不开了。他听见我们来了，就用右手把自己的眼皮撑开一条缝，看见了我们，便风趣地说：“是你们俩个呀，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的……”在整个交谈中，他依然那样乐观，没有一句要离别和伤感的话。万没想到我们回来后不久，他就离开了我们。当我向他的遗体告别时，我望着他那熟悉的面容，一想到他再也不能和我交谈了，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感情，扑向他的遗体，用双手摇晃他的肩膀，呼叫着：“安波同志!安波同志!你睁开眼再看看我吧!”但是他再也看不见我们了……。
　　安波同志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为民族艺术事业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奋斗的一生。向安波同志学习，这就是我们对他最好的怀念。
　　1985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