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年代，我在延安鲁艺度过了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岁月。日本投降后，我才怀着一颗难舍难分的心离开了延安。
　　我于1940年1月从第二战区设在宜川县英汪镇的民族革命艺术院来到延安，在鲁迅文学艺术院6年。名义上是美术系的教员，实际上也是一名学生。因为我一走进鲁艺的大门就深感自己在各方面的空虚，不论是在马列主义方面，还是在艺术理论方面，都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因此我就像鲁艺的同学们一样，拿一个小板凳和他们坐在一起聆听周扬、宋侃夫、周立波等同志的讲课。周扬讲的是马列主义艺术理论，宋侃夫讲的是党的建设，周立波讲的是文学名著选读。这些课我都很感兴趣。
　　延安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大后方，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和平环境。我感到整个延安就是一座热火朝天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是一个改造人的思想的大熔炉。所有的人都是来参加革命的，所以学习的积极性都很高。我们经常从桥儿沟出发，爬山越岭到十几里路远的党校大礼堂去听报告，那时我还不到30岁，风华正茂，并没有感到走路的疲乏，更没有感到生活的艰苦，反而感到生活的愉快和充实……。
　　在鲁艺这个特定的大学里，除了学习还要创作。著名的《黄河大合唱》和歌剧《白毛女》都产生在鲁艺；文学上培养了著名诗人贺敬之；美术上培养了著名版画家古元。现在全国各省市文联和各协会，大多数的领导干部都是当年鲁艺的学生。而我作为鲁艺的教员，也感谢鲁艺使我在政治和艺术上都得到了提高。
　　三十年代，我在鲁迅先生的影响下开始从事木刻创作，到鲁艺时已经算是一个木刻家了，但真正创作出较高水平的作品，还是来到鲁艺之后。在我的一生中，为人所称道的优秀木刻如《饮》、《伐木》、《延安鲁艺校景》、《帮助群众修理纺车》、《丰衣足食图》等，都是在鲁艺创作的。因为我来了鲁艺之后，首先是艺术思想提高了，加以美术系的师生大多都在从事木刻创作，可以互相学习借鉴，因此就比在国统区时进步快。过去我曾受西欧木刻影响，尤其是苏联的木刻对我影响更大，到延安后，我开始觉悟到应该脱离这种影响，创造自己的风格。当1941年秋，我和古元、焦心河、刘岘4人在“军人俱乐部”举行联展时，诗人艾青曾在《解放日报》以《第一日》为题发表评论，表扬了《延安鲁艺校景》。“力群同志最初是以‘Ho’来签署发表作品的，他的作品留给人以一种富于装饰美的印象”。“这次他的出品很多，而且大部分都是新作。这许多新作很明显地是作者在探求新的道路的一些可贵的努力。它们截然地表明了和他的旧作之间的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不只是表现手法上的差异，却也是创作意欲上的差异，这些差异使他的新作成了艺术创作路程上的一个主要的迈进。”“《昨日的教堂》(即《延安鲁艺校景》)是这些作品里最值得赞许的一幅。作品的表现手法是最生动的，而这种生动恰好和在这作品里所流露的高原的树木与天空间晴朗的空气相调协，以致使我们不得不为这艺术家所再现了的景色所魅惑。”
　　《延安鲁艺校景》从刀法上来说是独创的，全然摆脱了我早期木刻所受的外国影响；从意境上来说，除了表现了高原天空的晴朗，也表现了教堂的雄伟和作为革命艺术学府的特有的气氛。当时在重庆展出时，王琦同志特著文赞扬这幅木刻在艺术上的成就。今天，这幅作品已成为抗日战争年代有关延安鲁艺的一件值得留存的艺术纪念品了。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延安文学艺术的重大影响。我在这种影响下创作的《帮助群众修理纺车》曾被周扬同志所表扬。当他在解放战争年代出版的一本《延安木刻选集》的序言中谈到《讲话》发表之后延安木刻的新收获时说：“……这一艺术上的收获不是轻易取得的，这不是作者们一个突然的作风转变，也不是一个优越的灵感的降临，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这一文艺新方向的实践过程是等于社会改造和思想改造的总和。我们能够说从《运草》到《减租斗争》的创作进程，仅仅是由于作者创作年龄上的差别么?我们能够说从《饮》到《为群众修理纺车》的作者，仅仅是由于表现技巧上的转变么?
　　在《讲话》之后，美术工作者力求实践文艺新方向，中国新兴木刻的“延安学派”逐渐形成。由于我们重视了作品为群众喜闻乐见，因而掀起了向民间年画学习的热潮。其结果是木刻的画面明朗了，采取了多种阳线的刻法。在内容上则更重视了表现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生活。从而使我们的木刻作品具有了新的面貌，而套色木刻《丰衣足食图》则更具有新年画的特色。
　　除了学习和创作，为了坚持抗战，为了抵制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我们还要开荒、锄草、纺线。纺线是一种技术性较强的劳动，我终于在鲁艺学会了一天纺二两头等线的本领。这些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是为了实现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号召的。但它们对于我的木刻创作也成了题材的源泉。我如果没有参加上山锄草的劳动就难以创作出《帮助抗属锄草》，如果没有纺线的生活就难于创作出《为群众修理纺车》，如果没有参加烧炭的劳动也就创作不出《伐木》这幅木刻。
　　在延安鲁艺学会的本领还很多，除了以上谈到的之外，在生活方面我还学会了游泳和跳舞。我自幼就爱好游泳，我的家乡谓之“耍水”，但遗憾的是当年在灵石高小读书时未能在汾河里学会“狗爬”。来到鲁艺，每年夏天师生都到延河里游泳，我下决心要学会“蛙式”。然而要学会“蛙式”谈何容易，是要冒淹死的风险才能学会的。当时我学游泳的积极性很高，不论晴天雨后，不论水清水浑，我都和“小鬼”们一起去游。我终于学会了“蛙式”，跟着也就学会了侧游和仰游。我多么高兴呀!全国解放后，我在北京横渡颐和园昆明湖，在东北横渡松花湖。感到了一种胜利的愉悦。
　　对于跳舞，也正和一般人一样，一开始是“看不惯”的。岂止看不惯，简直是非常之反对。但毛主席、周副主席也在跳，于是就渐由“靠边站”而进入了“试试看”。如果说学游泳要冒淹死的危险，那么学跳交际舞就要有不怕碰钉子的勇气。而我是脸皮颇厚的，即使碰了女同志的钉子，也不灰心。但也要感谢我们美术系的一些女同志，她们几乎是有求必应，即使踩了她们的脚，也不过哈哈大笑而已。这样我终于学会了华尔兹和狐步舞，由“试试看”进入了“拼命干”。
　　最初反对跳舞，是由于一种无知和偏见，认为那是公子少爷们的玩意儿，好像无产阶级和跳舞冰炭不相容。其实跳交际舞是一种很好的娱乐，既是轻松的运动，也是对于音乐的最好的享受和陶醉，更是脑力劳动之后的一种很好的休息。因此我现在虽已年逾古稀，但一有机会还是要参加舞会的。
　　我作为汉族的一员，总感到生活太单调了，而我们的兄弟民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舞蹈在他们的生活中，简直象空气和水那样不可缺少，因此如果我们能经常跳跳交际舞，也是对单调生活的一种必要的调剂。
　　为此，我的生活中能有游泳和跳舞也是要感谢延安鲁艺的。没有愉悦的运动和娱乐，也难于有充沛的精力去工作。
　　但在延安自然也有很不愉快的事，这就是1943年整风后期由康生一手导演的“抢救失足者”的恶作剧。所幸时间短，不像后来的十年浩劫，而且事后毛主席在一次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向蒙冤的同志们进行了赔礼道歉，人们的怨气很快就消失了，象冰在春天消溶了一样。
　　我时常怀念鲁艺，象怀念我的亲人，也像怀念我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