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延安
　　1938年5月，我在武汉认识了式廓。当时他从鲁西北到武汉还不久。穿了一身褪色的黄布军装，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大兵”，但又夸他画画儿画得好。
　　我们认识后，他给我的印象很好。当时他是个进步青年，正派老实，他要到延安去学习。我原在一个剧团里做救亡工作，到武汉也是为了要到延安去学习。那时我只知道延安有个红军大学。式廓是画画的，我是学美术的，我们志同道合。但式廓那时已经在武昌国共合作的政治部第三厅工作，画抗战宣传画，一时离不开。当时也有些比较亲近的朋友不同意我们去延安，说：“在这里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作，为什么一定要去延安呢?”也有人说延安如何如何苦，冬天如何如何冷，夏天又是怎样的热，粗布衣服被汗湿透，干了以后衣服硬梆梆都可以站得起来。这些话对式廓全不起作用，他早就下了去延安的决心，断然放弃了每月薪金待遇相当高的工作。8月间，我们在武汉订了婚，同三厅的领导同志田汉谈妥之后，我们就经人介绍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去办手续。那个时候到延安去，除了须共产党员作介绍人外，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还要认真填表。我们坐在一间房子里填了半天，要写自己对共产党的认识，为什么要到延安去；还出了哲学上的问题要我们回答，似乎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考试。经批准后，才又介绍我们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坐火车到西安。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才知道那里有许多青年要去延安。有的在等着坐汽车去，但汽车不经常有的，也不知道哪一天才有，因此有的准备徒步。我们也选择了徒步。作为磨炼自己革命意志的开始。由办事处组织步行队伍，我们被编在约10个人的小队中，记得其中有后来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的田方同志。另有几十人(其中有王曼硕、夏风等几位搞美术的同志)的一队，在我们之前已经出发了。
　　办事处安排好走的日子，大家陆续不断地奔向延安。为了路上安全，办事处的同志关照我们，要注意保密。尤其出城门时要特别警惕。约在8月20日左右我们出发了。我们把皮鞋和一些可有可无的衣物送了人，行装尽量简单，但是式廓有几本书非带不可，内有罗丹《美术论》，那是他从日本带到家乡，又由家乡带到鲁西北、武汉、西安，现在他还要带到延安去；还有一副木刻刀，也是他心爱之物，必须带走。我们换上布鞋带上草鞋。式廓还弄了一条扁担，挑着行李走，他说挑着比背着省劲。我就只背了一床被子，我们的征途开始了。为了安全出城，我们天不亮就动身，走得也特别快。
　　从西安到延安一共走了12天，开头几天每天步行约五、六十里，就有客店可以住宿。我从来没走过这样远的路，因此腿脚酸痛，脚上打了泡，感到很累。式廓就比我强得多，他兴致勃勃，轻松愉快。在途中，我们是一天也不停留的，每天从蒙蒙亮走到傍晚或黑天，恨不得一步跨到陕甘宁边区。可是刚走两天，在路上就遇到这样一件事：我们正走着，忽然有一个青年人慌张地迎面走来说：“不得了啦，不能往前走了，前面的人都失踪了，赶紧往回走!往回走!”式廓听了对我说：“也许前面出事了，蒋介石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但是因此就能把人吓倒吗?日夜向往的地方——延安，就不去了吗?我们是为了追求真理、光明，千难万险阻挡不了我们去延安的决心。”于是我们又继续前进了。好象是在三原那个地方的客店里，见到了比我们先走的同志们，大家分析那是特务妄想阻挡我们去延安的勾当。
　　陕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到处是山。我们在山里走，上山下山，过了一山又一山，不知爬过了多少山梁，趟过了多少条河，荒山僻岭，有时一天要走100多里路程，才有客店住宿。到了住宿地时，那真是累极了，连爬都爬不动了。
　　我们盼着早日进入陕甘宁边区。我们小队的同志们想法都是一样的，大家都盼着早日到洛川，据说到那里就是陕甘宁边区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将要到洛川时，式廓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禁不住小声地唱《大刀进行曲》。我们背着行装，愉快地迈进，感到脚步比前几天轻快多了。如果不是还在国民党地区的话，我们早已要放声唱着进行曲前进了。
　　我们到洛川以后那种令人激动的情景是终生难忘的。跳呀!唱呀!我们这些20岁左右的青年仿佛都成了孩子了。当我们走进洛川的一个住宿处时，一进门，店里的工作人员就亲切地称呼我们“同志”。“同志”是多么温暖崇高的字眼啊!我们心里热乎乎的。他们欢迎我们的到来，对我们问长问短，细心非常周到。这是到“家”了，边区和白区真是两个世界呀!看到民兵手持红缨枪，忠诚地保卫着自己的红色政权，心眼里崇敬他们。红缨枪引起式廓极大兴趣，他说以后要画张画。
　　从洛川到延安大约要四、五天的路程，可以自由自在，畅畅快快唱着救亡歌曲前进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刚刚松了一口气，没想到式廓忽然得了疟疾，接着又得了痢疾。又拉肚子，又打摆子，一路行走非常艰难，把一个高大强壮的汉子弄得精疲力尽。在穷山沟里和荒山岭上，哪里去找药，又怎么能够停步呢?记得我们到延安的那天，也就是步行的第12天，式廓疟疾、痢疾一起发作，发着高烧，非常难受，我们所有的行装都由小队的同志们帮忙运走了。我搀着式廓艰难地走着，走几步休息一下，再走几步。实在不得在路边躺一躺，我记得到了离延安不远的三十里铺，我们的心情是多么急呀!式廓鼓起百倍的勇气，加快了步伐。现在回想起来，对重病在身的式廓是多么不容易啊!式廓那种勇气和毅力，全是由投奔延安的喜悦激发出来的。
　　进了延安城，奔向抗大招待所，还没进门，不少同志就来接式廓这个病号了。他们赶紧把式廓安排在一个地方躺下。有的同志马上去找医生，有的把开水送来了，—会儿又把病号饭送来了。
　　经过一段治疗和休息，式廓的病渐渐好起来。但经化验，他的痢疾是阿米巴痢疾，暂时好了，因药物不足未能去根，后来式廓每年还要复发一次；疟疾也没断根，每年也要发作一两次。这两种病当时在延安都没有特效药，使他的身体健康受到很大影响。
　　学习、生活和劳动
　　新的生活开始了，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跟着共产党、毛主席闹革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志愿是到抗大学习，准备到前方去。但组织上把式廓编在抗大四大队第十队，队里面的学员大都是知识分子，不少是已经有些小名气的作家、艺术家；我被编在抗大四大队六队女生队。当时去延安的青年，源源不断，住处很紧张。十队第一课就是打窑洞。打窑洞是很累的活，需要用两臂举起镐头使劲挖，但同志们不怕累，不怕脏，拚命干，在晚上还要“连续作战”，领导怕他们累坏了，不让他们这样干，他们就在半夜里偷偷起来干。式廓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刚刚生过大病，身体还很虚弱，但他不愿落在同志们之后，也居然顶过来了。式廓在抗大没有学习多久，鲁迅艺术学院就把他要去了，让他到美术系当教员，那是1938年的12月，我和式廓同志在1939年春节结了婚，后来我也调到鲁艺工作，学习和劳动。
　　1939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开荒生产，式廓和戏剧系的崔嵬同志是一对山东大汉，一起抡着大镢头，同志们一般都用小镢头，这种大镢头知识分子举起来吃力，他们两个“大将”拿了大镢头肩并肩开荒，有时两人只拿到一把大镢头，小的谁也不愿用，两人就协商好轮流使用。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都带头劳动，大家开荒的劲头就更大了。我看到李槐之同志写的《回忆延安生活片断》：有一个战士为了多开荒，他上山去砍了一根有杈的树杆，在两个杈上装了两个镢头，一下掀起两镢头土。比别人快得多，同志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气死牛”。大家的革命热情这样高，因为革命根据地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个人的命运都融合在一起了。谁不想贡献大一些，多一些呢?当时式廓两种病没有彻底好，确实很累，有时他昏倒了，就在地头躺一会儿，式廓开荒生产荣获过“劳动模范”。
　　有了这样的生活，他创作了一幅题目就叫《开荒》的木刻，这是他到延安后的第一幅作品。
　　1942年底，党中央号召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蒋介石不仅消极抗战，而且积极进攻封锁我们的根据地，掀起一个又一个反共高潮。那时延安吃的用的都很困难，火柴都没有。式廓会打火链，打这东西要有些技巧，我就打不着纸捻，即使打着了，电吹不出火来，有时真急得要命，式廓却打得很熟练。小家庭的一些困难，式廓总是能设法克服的。买不到衣服扣子，捡到一点点铝片，剪成一个小圆片，中间钉两个小洞，磨磨光就成了扣子；喂孩子没有勺，用一块铝皮，剪成勺子，敲得凹进去，就是一个小勺子。因为有了孩子，困难很多。我1937年从上海新华艺专毕业就搞救亡工作，家务事一点不会，常出洋相，式廓在这方面也可以做我的老师。我做鞋总绱不好，绱完后总有些歪，他教我绱鞋，绱给我看，并告诉我：要从鞋头上开始，一面绱一面比比看看，就不会歪了。有一段时间，我得了伤寒病，管不了孩子；式廓又当爸爸，又当妈妈，给孩子做棉袄等过冬的衣物。还要挤时间种些菜，如西红柿、大葱改善生活。有一年，式廓在窑洞顶上试种了几棵西瓜，因为不能经常浇水，只活了一棵，结了一个西瓜，切开一尝，居然鲜甜异常，从来没吃到过这样好的西瓜。
　　在大生产运动中，鲁艺办了一个生产合作社，有纺织、打草鞋、做衣服、纳鞋底、打毛衣、捻毛线等等。式廓和我参加纺线，纺线的每人都有一辆纺车，天蒙蒙亮，我们就把纺车搬出窑洞，放在山坡上，一天纺到晚，天黑为止。一天纺头等线四两，那是很吃力的了，纺得腰酸背痛，腰都直不起来，腿也站不起来。不这样就纺不到4两。式廓觉得太慢了，又动起脑子来。他在纺车上自己做了一个加速轮——他会木工并且手艺还不错，把加速轮安在线锭旁，右手摇，左手拉出线来就快，这样式廓一天就能纺头等线8两，增加一倍。
　　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2年5月，式廓同志在延安安塞深入生活的时候，接到了鲁艺美术系领导上的通知，叫他立即返回，参加毛泽东同志召集的文艺座谈会。式廓马上赶回来，但毛泽东同志时“引言”已讲过了，没听到。他参加了讨论并聆听了“结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工作者指明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路线，他觉得自己豁然开朗了，艺术观生了一个很大的飞跃。从那时起直到逝世，这30年，他的艺术创作和教学都在努力实践《讲话》的精神。他曾对大女儿荻地讲：“……当时听了毛主席的讲话觉得太好了，真是说到自己的心里去。”他说：“这本《讲话》我要学一辈子，用一辈子”。在延安，他遵照《讲话》的指引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下乡、下厂深入生活，甘当小学生，参加劳动，和农民同吃同住，向工农兵学习，帮助群众挑水扫院子，完全是八路军的作风。他不仅和老大爷老大妈拉家常，和小伙子小媳妇也谈得很投机。他严格要求自己，磨炼自己的思想意识。有一次，他和美术系夏风、文学系贺敬之、音乐系安波等同志到延安农具厂去访问特等劳模赵占魁。赵是延安工业上的一面红旗，在制造炼铁炉和手榴弹方面有不少贡献，组织上便派他们去了解这位英雄的事迹。式廓给赵占魁画了像，还画了许多张劳动场面的速写，回鲁艺后又和夏风合作刻了十多张一套的连环木刻。夏风同志说：“式廓同志是选择了最好看的角度来画赵占魁的。因为赵的牙齿外突，画他的半侧面、大侧面都不好看，要画得既不难看还要象，更要把英雄本质表现出来，反复比较，选了一个基本正面的角度来画。”这就是式廓对工农兵的感情，已从一般的同情变为敬爱。
　　在教学中，式廓经常带着鲁艺美术系的学生到桥儿沟周围农村老乡家访问，给他们画像，跟他们交朋友。那时画画的条件很差，纸是土制的马兰纸，一擦就破；木炭条是自己烧的；图钉是用枣刺代替的，用色彩来画画更谈不上了。在这种条件下，鲁艺美术系的教师和学生创办了《桥儿沟画报》，每一个星期换一次，画的都是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表扬模范，以及改造二流子。群众很欢迎，很爱看。老乡们说：“这是我们的画报。”
　　在延安的创作
　　《读报》那张画稿，是桥儿沟农民在劳动休息时的情况。式廓要表现延安觉悟了的农民关心国家大事和新人新事。画面上可以看到农民们非常注意报上一个好消息，那个读报的农民兴奋地举起一只手，他正谈到前方打了一个大胜仗的喜讯，打死打伤多少日本鬼子，抓了多少俘虏，缴获了多少武器……；正捧着罐子喝水的农民也不喝了，旁边的农民喜悦地和他议论着什么；其他农民坐着的、站着的、抽烟的都用兴奋的眼睛盯着读报的人。画面有情节有中心，通过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时代背景，反映了边区农民生气蓬勃的新生活和精神面貌。本来式廓想刻成大一些的木刻，后来忙着别事拖下来了，未能继续加工。
　　木刻《二流子转变》(后改名《改造二流子》)，这是式廓深入生活后才创作出来的。1943年大生产运动，毛主席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组织起来》，里面谈到改造二流子的问题，要改造他们，让他们参加劳动。《解放日报》社论也谈到这个问题。式廓配合当时的生产运动，考虑创作一幅改造二流子的画，在农村住了几个月，注意改造二流子的各种做法。在安塞农村他看到有把二流子戴高帽子游街的，和其他一些过火的行动，他觉得不对头。式廓以为这种生活现象与党的政策精神距离很远，创作也就无法进行。式廓到另一个农村住的时候，又遇到一个二流子。他就对二流子进行各方面的了解、观察，和二流子的婆姨、孩相处得也比较熟悉。后来到各家串门，熟悉情况，还参加了村里对二流子进行帮助和批评教育的会。式廓从中体会到农民们对于自己队伍中的落后分子的基本态度是积极的，感到这样才符合政策精神，于是他获得了创作《二流子转变》塑造形象的生活依据。二流子不是敌人，而是旧社会遗毒，式廓认为不能用打击的办法，只能说服教育。他曾给我讲过画中人物的身世和思想感情，那个指着二流子婆姨的老大爷是村干部，非常诚恳耐心地给二流子讲利害关系，似乎在说，看看你的老婆孩子多么可怜……。坐在磨盘上的是二流子的婆姨，很苦，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那个二流子的大孩子也很可怜，站在旁边的老太太很同情他；另一个老大爷摊开双手，似乎在说：你年轻轻地这样下去，怎么对得起婆姨和娃子……?背向群众的那个农民性格就比较强烈，伸出一只手指着二流子责骂他，也许是二流子的一个亲属，他背上背着一条绳子，衬托这农民的烈性子，他会说：你再不改把你捆起来。其他老乡有的撇嘴，有的旁观；右下角的孩子穿着红衣服，戴着围嘴，衣衫整齐，正好和二流子的孩子形成对比。二流子穿得很破烂，坐在一段木头上。听了大家苦口婆心的说服教育，他的心动了，低着头，两个胳膊紧紧抱着自己的肩膀，抬不起头来。这张画，1944年在延安制成单色木刻，1947年在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完成了套色木刻版。1949年3月9日，徐悲鸿同志在美术展览会上看到套色木刻《二流子转变》，评价很高，不是偶然的。
　　从徐悲鸿先生那样喜欢式廓的《二流子转变》，使我想到关于这幅木刻命运的一段往事来。1947年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我们随延安大学教职工撤离延安的时候，东西尽量要少带。式廓心爱的一些书都带不动，只得交给老乡“坚壁”起来。罗丹《美术论》从此离开了式廓。《二流子转变》这张黑白木刻板子相当厚，比较重。当时式廓正患肺病，路都走不动，又有孩子，他怕给集体带来负担，忍痛决定不带这块木刻版了。但是我觉得式廓为这张木刻化了不少心血，他自己对这幅创作也比较满意，我劝他还是带着。因为我坚持要带，他就把木刻背面削薄，好不容易去掉三分之二的木板，减轻了份量，才带了出来。
　　1940年，接受党中央布置给鲁艺的创作任务，让式廓绘制一小幅油画《自卫军宣誓》，作为党中央送给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的礼物。这是鲁艺领导和群众对式廓的信任。
　　1943年，全边区召开劳动模范大会，式廓为大会创作了一张毛主席的木刻像，作为大会的纪念品，分送给每个劳模。式廓对这张木刻比较满意。1960年编他的作品集时，他还想把它编进去，但因为是素描选集，不适合放木刻，只好割爱了。
　　《平型关战斗》组画、《进边区》这两幅创作，只画成稿子，没有最后完成。
　　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式廓参加了布置会场的工作。画了毛主席与朱总司令的油画像。式廓在鲁艺任教多年。课时多，素描、创作等他都要教，加上身体又有病，所以创作并不多，结合教课他每次下乡都画许多的农民肖像和速写，这些作品在鲁艺举办过展览，可惜在战争年代里遗失了一部分。他也画过一些漫画，为了给学生们做教材的需要，还搞过雕塑，塑过人像。
　　式廓与农民
　　式廓带着延安的传统作风进了城，他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每次带学生下乡创作实践，他都要交许多贫下中农朋友，正如艾中信同志1954年发表在《文艺报》报上题为：《画家王式廓笔下的农民形象》一文中说的：他“真爱农村，真爱农民……”。有的同志说式廓是一位“农民画家”，确实，他的大部分作品是表现农民的，他对中国农民有着极深厚时感情，这也是由于他生长在农村，从小和农民一起生活，一起劳动。我和他在延安结婚以后，才知道他几乎能熟练地干许多农活；他喜欢农民，他自己也象农民那样脚踏实地的为民族的解放，为人民的事业，辛勤耕耘着，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一切。
　　青年时代的式廓，目睹旧中国农民的深重苦难，他产生一种为农民的疾苦鸣不平的感情。而当他走上革命的道路，到了延安，他才真正理解了，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才能推翻三座大山，使广大的中国农民翻身得解放。在边区，他看到在民主政权下农民终于丰衣足食的变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农民的觉醒，农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贡献，深深地震憾着式廓。他在全国解放后的最突出的代表作《血衣》，就是在这认识的基础上，经过参加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而孕育产生的。从1953年的第一批草图，到1957年的《血衣》中主要形象基本塑造完成，《美术》杂志曾作过介绍。1959年又应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邀请，完成了大幅《血衣》素描画，前后共历时7年。式廓同志在创作中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坚韧不拔的毅力，废寝忘食、分秒必争的往事，回忆起来，历历如在眼前。
　　式廓的工作繁重，但他对艺术实践却从不放松，他准备画许多画：《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送参军》、《转战陕北》、《井岗山会师》、《发明者的夜晚》、《长征组画》、《血衣》油画，以及其他的一些选题。年老有病的式廓计划着为党为人民创造多少作品啊!然而，由于“十年浩劫”中备受摧残，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从1966年——1972年，式廓受政治迫害达6年之久不能动笔作画。对于式廓这样一位对我国革命美术的发展抱有极大责任感的画家，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1970年夏——1972年10月，式廓和美院大多数同志一起，被下放去部队农场劳动。他好象一条老黄牛，在农场劳动中，总是尽最大努力去做。虽然年纪老了，增添了高血压和心脏病，但他仍参加繁重辛苦的稻田插秧、种菜。他种西红柿特别有经验，结得又多又大。式廓砌的炉子又好使火苗又旺。别的班都请他帮忙，为开水房焊一个水漏斗，帮厨房安窗户、修蒸笼，给院子做院门。同志们说：“王式廓金、木、水、火、土样样都行。”他的这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品格，是延安时期就养成的。
　　1972年10月因病回家休养，怀着为党的艺术事业搞好创作的急切心情，他又带病开始收集素材了。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我的业务荒废得厉害，……我要抓紧时间，一方面熟一熟手，另一方面，我想搞点创作。61岁了，我为人民服务的时间不多了……。”他的这种心情我完全理解。但万万没有想到，1973年5月他为了把《血衣》画成油画，在河南农村收集素材时与世长辞了。当时，他正在画农民康五老大爷和另一位青年农民的组合画像，从中午一直工作到下午6点钟，康老大爷看到他脸色不好，冒着汗珠，手也有些颤抖，就劝他休息休息。正在这时，有人叫式廓去吃晚饭，可是他的腿已经不听使唤了，接着就昏迷过去……经全力抢救无效，于1973年5月23日，不幸逝世。……
　　198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