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牺牲于新中国屹立的前夕，我们在延安分手已40多年了，她遇难也40年，然而音容宛在。1940年1月，吴铭经历了艰难曲折，终于找到了八路军游击队。在于玉梅等同志的帮助关怀下，将她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七贤庄等待多日，见到了刚从华北前线回来的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吴铭高兴得跳了起来：“朱伯伯，在万县你可答应过我的学习要求，还记得吗?”朱德笑了：“你不就是杨懋修的女儿、杨森的姪女，叫杨汉秀，在万县女中读书的那了黄毛丫头，对吗?”吴铭又惊又喜：“是!为了路上方便，我化名杨稚华。现在用不着化名了，朱伯伯给我取个新名字，送我去延安学习，好报名考试。”总司令已听说了她寻求革命的经历：“你为上延安，不辞辛苦，曲曲折折走了一年多的路，遇上危险没有灰心，这已经是最好的入学考试了。我带你去延安，你就进女子大学学习吧。改个名字也好，学好了，将来回四川工作也有好处。你是光改名，还是连姓都改了?”“连姓都改了，我下定决心要做军阀、地主家庭的叛逆，跟着共产党。就是无名无姓，也决不再姓杨。”康大姐和朱老总都笑了：“好!照你自己说的无名无姓就叫吴铭吧!”这便是杨汉秀新姓名的来由。总司令最后语重心长叮嘱道：“在经济上脱离家庭比较容易，但是思想上，同剥削阶级彻底决裂是很艰巨的。”
　　(一)
　　1941年9月我由周恩来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帮助，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乖车到延安。经中组部接党组织关系，转送到鲁艺美术系学习。吴铭是同年11月从延安女大第七班转来美术系的，我们成了同期同学，同住在一个窑洞里生活近4年之久。她生于1913年8月，当时已28岁；我生于1924年7月，她比我大10多岁。可她身高才一米五，我比她高一头，走在一起，都说我是她的姐姐。1942年开始整风运动，吴铭在“女大”第七班写的入党申请书和她的自传，都已转到美术系党支部来了。一天晚上，党支书王曼硕同志来我们窑洞告拆吴铭，让她就她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写份补充材料。她听完后，非常高兴，连着写了两夜才写完，把底稿交给我看。这是件很郑重的事，因而我说：“你信得过我吗?她有点恼了：“我来鲁艺就听说，你从小就在万县地下党的哺育下长大，14岁就成了共产党员，还能信不过么!王曼硕同志也让我写好给你看，请你多多帮助。”
　　吴铭的家庭是十分特殊的，血腥气很重，加上名声很大，我早就知道。读完材料，留下的印象更深。她出生在四川广安县龙台寺有名的大军阀、大地主庄园的封建城堡中。她家的宅院都是用特制的大砖青石砌墙，四角筑着又高又大的碉楼，四面八方都张着射击孔，储存着可以装备成连人的枪械。大门的门扇上，还包上五百斤重的铁皮。两层院墙之间，日夜都有骑着高头大马的乡勇巡逻，喂着成群的狼狗，对于平民百姓，这是个狰狞和恐怖的地方。她伯父杨森是四川省出名的声色犬马将军，凡他看上的女子说谁便是谁，说一不二，妻妄成群。可是一旦发怒，小老婆就都得跪成一地，叫他的马弁打“满堂红”。父亲杨懋修是杨森的胞弟，跟杨森不一样，不敢讨小，只在外面嫖、赌、当土匪。还当上个掌红吃黑的浑水袍哥，做些“拉肥猪”、“报童子”(土匪绑票用的黑话)买卖。特别爱做大烟土买卖，自己也是一杆有名的大烟枪。这样的人在军阀混战中，居然混上个旅长娶了大地主阎尊宣的妹子玉清为妻，从此成为广安、渠县交界地区的一霸。因为他发迹靠妻族扶持，所以母亲不仅独掌家务，还要过问军务，什么都管。连杨森也懼她三分。她信佛，可是外号却叫“活阎王”。杨森在四川争雄得势，杨懋修很快就在杨森手下当上了师长和补给司令。这时她的母亲就更不得了，只要她发了性，大烟枪一甩，念佛的“木鱼”一敲，奴仆们马上就得跪一大片，听候处理。1913年，杨懋修霸占的田产，一年收租谷达一万三千多担，成为川东巨富。
　　吴铭有两个哥哥，大哥杨汉奎，绰号大毛牛，二哥杨汉基，绰号二毛牛。他们承袭了父母的凶悍暴戾，其灭绝人性的程度，可以甲一时高兴，持枪将过路行人当活靶子打。
　　(二)
　　吴铭说：“凡是我知道的都写了。”历史已经证明，她不仅写得很诚实，而且表现了义无反顾的感情色彩。但在党支部讨论她的入党申请时，还是因为出身问题通不过。到了1943年，康生掌握着审查干部的人权，掀起了一场“抢救失足者”的运动。吴铭这样严重复杂的家庭环境，以及在追求革命的路途中又发生过被捕和脱险的特殊经历，当然在劫难逃了。她被关在桥儿沟东山的一间大窑洞里，精神上非常痛苦，成宿不睡觉。有一天晚上，她边哭边写，直到小油灯烧干了，灯灭了，她才走到我的床前，坐在我身边，抚摸着我的头：“林恒，你睡着了吗?”其实，从她回窑洞来，我一直注视着她，我当时也在受审查，只是还没有被“抢救”。领导打发她回窑洞来，要我帮助她，而我们俩却只能泪眼相对，我只注意不让发生什么意外就是了。“林恒，我真有些想不通，你才18岁，又是党员，审查你干什么?”我说：“你看周围这么多人，有几个共产党员不受审查!纯洁党组织、纯洁革命队伍嘛。”“你有什么可审查呢?”“跟你一样也是家庭出身。”吴铭睁大眼睛，非常诧异，于是我向她谈了我的家庭情况，父亲虽然是烈士，却也在杨森手下干过。吴铭向我说起，小时候因为奶妈教她唱“小苦瓜”这首下层社会的歌，引起了父母的震怒，家里的下人跪满一地，要大家招认，而她为了掩护奶妈，谎称是大毛牛、二毛牛教的。奶妈支持她反抗缠足，让她到父母跟前去耍泼，弄得父母毫无办法。这时我追问她：“你知道你奶妈是什么人么?”我告诉她：“是杨森杀害了她的丈夫，她有两个儿女，大儿子林铁军后来跟着朱德同志参加了红军，在长征中牺牲了。小女儿林红，跟你同年生，比你大三个月，因丈夫被害，生活无着，抱着女儿逃回娘家。这时正遇上你们杨家给你挑选奶妈，强逼着抛下小林红给你当奶妈，你看看这个世界!”
　　这件事因为与她有直接联系，而且她一直蒙在鼓里，被我捅破了，引起了她思想、感情上的极大震动。单为这一件事，她也十分感激我。她和奶妈相处得很融洽，感情很深，才能在她家做那么长，一直将她抚养成人。她在这个宅院里爱的就是奶妈，而奶妈最恨的应该是这个宅院，为什么她竟能长期做下去，这位“小姐”好侍候固然不必说了，还有更重要的秘密隐藏其中。
　　吴铭还向我谈起她的大哥杨汉忻回广安，他是杨森的长子，是最早出省求学的人。家里都说汉忻在外面入了“过激党”，谁都不去看他。但是奶妈却怂恿我去。谈起这个家族内部的鸡争狗斗，大哥十分鄙夷。他说杨森，杨懋修都是封建军阀、帝国主义的走狗。他鄙弃这个由狼狗和炮楼围护着的城堡。同他几天接触，吴铭才知道龙台寺外还有很大一个四川省，夔门外还有很大一个中国。大哥向她讲述着日本兵如何在北平、天津蹂躏国土、残杀同胞。大哥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为纪念“五四”运动，散发传单被捕。是杨森托情才保了出来，可他是大军阀，大哥反对的就是他们，保出来也不领情。
　　没几天大哥就又走了，行前他叮嘱吴铭，尽量多读些新书，要追求新的生活。奶妈好，只能靠他帮助你，长大了决不能做封建军阀的殉葬品。和大哥相处虽短，他的言行给吴铭很大影响。
　　吴铭要读新书，向父母进行了一番抗争，同意不读私塾，走出这所高墙大院，出外去念新书，但也只准进天主教办的教会学校。这些学校对学生思想禁锢很严，不准看课外读物，不准过问时事，每天还要读圣经，做祈祷、学英文。奶妈陪伴着她念书，奶妈很讨厌教会学校，所以决定离开。正好杨森防区变动，就同奶妈一起到万县，进入万县女子中学。有一个同学经常帮助吴铭做功课，还带她到省万师去听肖楚女讲话。肖楚女魁梧高大，身穿长袍，说话风趣，善宣传鼓动，同学都很爱听。他还给学生讲鲁迅作品，讲《新青年》，组织“读书会”，让学生阅读他带来的许多书刊，如《少年漂泊者》、《新社会观》、《共产党宣言》。我问她这个同学的名字，吴铭说她叫黄群，我说这就是你奶妈的女儿，原先叫林红。吴铭不但惊讶，而且陷入了沉思。
　　(三)
　　1926年吴铭才14岁，住在万县杨森公馆。有一天她坐在客厅的屋角里，静静地听着一位生客向杨森慷慨陈词：“英国船为什么在云阳、万县挑衅，这是看到吴佩孚抵挡不住北伐军，既给吴佩孚助威也想威吓革命人民。作为老朋友，我告诉你，革命一定胜利，吴佩孚很快就垮，我们要象收回广州的沙面一样，把汉口英租界也收回来。帝国主义在我们内河的船只也要通通赶走，为中国出口气。你如果不赶紧参加过来，后悔不及，毫无前途!”英舰炮击云阳、万县造成的惨案，吴铭早已义愤填膺，听了这番话，正合她当时的思想情绪，所以不由得站立起来，叫了杨森一声大伯。杨森平时喜欢这个侄女，在这个尴尬的局面下为了缓和气氛，就拉着她的手走到客人面前：“这是我的侄女杨汉秀。”回过头又让吴铭叫朱伯伯。朱德同志眼看这个个儿不高的学生，细声道：“小姑娘，你上中学了吧?路上好走吗?”吴铭道：“我亲眼看见英国船逞凶，云阳和万县的群众都组织起来了，还成立了“雪耻会”，举行反帝集会游行，英国要不赔偿损失，大家决不答应。”朱德对杨森说：“你听听，考虑考虑吧!是要钱?还是要群众?是袖手旁观?还是参加进来?”他告辞要走，吴铭忙拉着他的大手：“朱伯伯，我也要去参加“雪耻会”。朱伯伯说：“好哇!这是爱国行动。”没过几天，吴铭参加了在万县图书馆举行的群众集会，还见到了陈毅和欧阳钦。朱德在会上做了声讨帝国主义暴行的讲演。吴铭听得热血沸腾，找了黄群等许多同学参加抗英示威游行。从此吴铭回到家中，一个劲的天天唱着刚学会的：“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北伐部队奋勇挺进，吴佩孚很快就打垮了。攻占武汉之后，被英帝霸占的汉口租界，也在鞭炮声中收回了。真是扬眉吐气!在这种形势下，杨森才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朱伯伯从武汉给他带来了40多名政工人员，吴铭第一次见到剪短发、穿军服、束皮带的女兵，兴高采烈地去找朱伯伯，央求把她带走，跟他到武汉军政学堂去。朱伯伯说：“你家里不能同意。”吴铭说：“那我就偷跑。”朱伯伯说：“只要你有决心，革命的机会总是有的，长大一点再说吧。”
　　人长大了，家里便给吴铭订了门当户对的婚事。她为了抗婚，不得不和自己相中的一个贫苦好学的青年赵致和赶紧结婚。迫于无奈，家里只得把那一头退了，而这一头支付大笔田产和嫁奁。结婚没几天，她和赵致和就悄悄地离开了四川，到上海去求学。
　　赵致和考进了上海法政学院。吴铭只有初中程度，就赁间房子，补习功课。通过赵致和的同学，他们结交了一些进步青年，大家都爱读一些左翼文学作品，谈论天下大事。
　　抗日战争刚爆发，赵致和却病逝了，丢下了一个小男孩和襁褓中的女婴。但这时的吴铭，因为从报上看到朱德总司令率领八路军挺进敌后的消息，鼓舞了她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于是她决定先把孩子送回家去。
　　1938年初，吴铭回到龙台寺娘家，刚刚把孩子安排好，该考虑下一步了，忽然发现书房有人在教几个侄女唱歌：“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凭这称呼到处都是家庭，不分人种，黑白棕黄红……”她一面感到亲切、激动，一面又好奇怪，这歌声竟闯进杨家大院里来了!不禁又想起小时候唱“小苦瓜”所惹起的祸端，她快步走进书房，一见教唱歌的人，好面熟，就是想不起她是谁，在哪儿见过。经过询问知道了她叫朱挹清，是朱伯伯从武汉带到杨森部队去的政工干部。她借口无钱养病，来家里担任家庭教师。吴铭警告朱老师，要懂得厉害，这里的人都是心狠手毒的。朱老师说：“我懂得，所以才用英文唱，而且正是唱这首歌，才能把你引出来。你的两个孩子安排好了么?马上就要去成都，走自己该走的路，去自己该去的地方。”
　　吴铭后来回忆说：“我和朱老师在成都相逢了。她让我脱去旗袍，换上军装，那些脱下的衣服仍然叫我包好，带上。一路上还有许多关卡，有用得着的时候。她说：现在换了八路军装，你就参加革命了。还交给我两封介绍信：一封通过西安找八路军办事处用，一封是绕道山西找游击队用。朱老师把这两封介绍信仔细的缝进我内衣领子里，叮嘱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脱，免得丢失。就这样。我迎着秦岭的山峰，向北方进发了。”
　　“走到宝鸡，因为胡宗南封锁去路，只好在双石铺“工合”(路易·艾黎和斯诺办的那个难民生产自救组织)当小学教员。等到寒假，我又去闯山西那条路，谁知又遇上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政变”。这个山西军阀到处要消灭“新军”，取缔“牺盟会”，逮捕共产党和进步青年。介绍信要我去找的于玉梅，刚打了一仗，带着队伍上了中条山。一把钥匙，刚插入锁眼就断了，怎么办?我暂且投诉到一位老乡家里，住了几天。老乡看出我是个信得过的人，才送我到游击队，见到了于玉梅。”
　　“游击队早晨用雪洗脸，夜里在松林石头上露宿，我不但不觉得苦，而且非常兴奋和愉快，总以为这回算达到目的了。有一天我们住在一个小村子里，突然遭受庞炳勋的国民党四十军包围，把我们的人和物资都扣押了，说是要进行审查。根据支部的决定，要我讲明自己是杨森的姪女，要在他们面前摆出官小姐派头，向他们提抗议。杨森当时是国民党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谁都知道。我这么一闹，果然有所缓解，我假称于玉梅是我表姐，掩护了她。没过几天，担任着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朱德总司令从华北前线回延安。当他经过陵川县境时，庞炳勋怕出事，赶忙把我同于玉梅转送洛阳劳动营。”
　　“我在家里有点厉害、有点霸道，主要是向家庭作斗争的一种需要，但我从来也没有装模作样向家仆们摆过小姐架子。这回我懂得了，摆架子是对付他们的好计策，所以得着机会我便摆给他们看看，生怕他们不知道我是杨森的姪女。有一天，劳动营的头头果然找我去谈话，只要我同意进他们的干训团，就允许我去找杨森。我想这有何难，马上我就向这个头头要出入证，又赏给了他几块银元。他立即叫勤务兵为我雇车，去医院看病。车一到，我叫于玉梅陪我去看病，于是就脱险到了西安，在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朱总司令。”
　　上面都是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所谓“抢救运动”中，我和吴铭在许多难眠之夜的交谈。她真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掏出来，奉献给革命，奉献给党，这是我当时十分真切而强烈的感受。
　　由于她推心置腹，因此关于她的家庭内幕，关于她在家庭内部的种种抵抗，关于她和奶妈的感情细节，以及她追求革命的行程，她都对我尽情倾泄，我却难以全部记住。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艰难的。这也必然反映在老年革命知识分子的个人经历上。吴铭出身于旧社会的上层，相当典型的封建地主、军阀家庭。这种特殊性，需要她有更顽强的意志和更坚定的决心。她终于找到了朱总司令，朱总司令说她的入学考试考得很好。
　　(四)
　　1943年初秋，我同吴铭正在鲁艺门口的教堂里参加纺线比赛。不少人围着我看，认为我纺得快，出线细，可作机器线。弄得我精神紧张，满头大汗。正待休息，有人传话叫我同吴铭到院部去。吴铭立刻表现了可以理解的条件反射：“我的历史，怎样来延安参加革命的经过，都向你说了，也写了书面材料交给支部，校部还找我干什么?”“你没看，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发表以后，支部都在学习。不是来逼你交待，也许是谈甄别定案。”她半信半疑地到了院部，支部书记王曼硕同志在窑洞门前等候我们，一同进了院部党委负责人宋侃夫同志的办公室。待大家都入座了，宋侃夫同志首先问我：“林恒同志，你去枣园找了周恩来同志吧?”“对。因为抢救，给我戴了那么多帽子，又说我出身是军闯、官僚，又说我入的四川党是假党；周副主席亲自送我参加孩子剧团，却说孩子剧团是国民党。连我离开那里也是周副主席亲自去接的。送我回延安学习的也还是他。一切都清清楚楚，却非硬搞逼供信不可，我不去找周副主席找谁?”说着说着，一肚子委屈突然爆发，哭了起来。坐在一边的吴铭也跟着我哭。宋侃夫同志却反而笑道：“你们真是孩子。干部审查是常有的事，有时还相当严格。我们一定要经得起考验，甚至是非常严峻的考验。”说到这里，有人拿出两张用延安粗糙的马兰纸写的东西，由王曼硕同志正式宣读：“林恒同志，原名蔡去非，女，生于1924年7月30日，父亲蔡和平在吴玉章同志领导下参加革命。1927年经刘伯承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朱德同志领导下参加杨森部队做军医工作。1928年南昌起义后，在党的领导下，为抢救伤病员突然患脑溢血症不幸牺牲。”
　　“本人从小在党的哺育下长大，5岁时父母双亡，在刘伯承和朱德同志的关照下，由四川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刘孟伉同志负责抚养，刘是1927年同蔡和平同志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经刘孟伉同志教导任红军儿童团长。1937年1月参加革命，1938年5月4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长、万县女中党办的国华中学党支部书记，中共万县中心县委地下交通联络员。后经周恩来同志送去参加党领导的孩子剧团，作抗日宣传工作，任生活部长。后调文化工作委员会，在郭沫若和冯乃超同志直接领导下做敌情资料室工作。任日本在华反战同盟总会中国语教员。1941年9月经周恩来副主席送回延安学习，历史清白……”王曼硕同志读完，又让我自己看，问我有什么意见。一切都水落石出，既高兴又感动。
　　等我签完字转过身来，吴铭还在那里不停地擦眼泪。她拉着我的手泣不成声，只听她断断续续地说：“我太感动了……我相信党……”宋侃夫同志又转脸对吴铭说：“你的家庭出身、历史，组织上也调查清楚了。你的家庭出身，你本人也详细写了，是完全真实的。虽然出身在一个大军阀、大地主的家庭里，但也是从小在党的教育影响下长大的。经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调查证明，你的奶妈和你大哥杨汉忻都是中共党员。以后一直在受着党的培养教育，1938年在朱挹清同志的帮助下，毅然背叛了家庭，参加革命。随朱德总司令来延安，在女大和鲁艺学习，工作学习表现都好……”说完又将书面结论递给吴铭，仔细看了一遍。签了字。刚才叫她来院部时脸上的阴霾消散了，她虔诚地向组织表示：“我知道了许多从来不知道的事，受到了平时根本不可能受到的教育，经受了考验和锻炼。我坚决以革命先烈为榜样，誓作一名共产党员，贡献自己的一切。”宋侃夫和王曼硕同志听到这里都庄重地站了起来，同吴铭亲切地握手：“我们相信你很坚强，一定能说到做到。关于你的入党申清和你的自传同今天的书面结论，经中组部通知，给你转到军委去。因你的入党问题特殊，不由鲁艺解决，我们也不过问，这是组织纪律。你参加革命的几个关键时刻，都是朱总司令亲自解决的，他们自有安排。今天叫你同林恒同志一块来谈，同时宣布结论，是因为你们的出身历史都公开审查过，互相了解。特别是、林恒同志，组织上还指定她帮助过你。”王曼硕同志对我说：“你几时陪吴铭到王家坪去一趟。朱总司令正好在延安，你们见得到的。”
　　第二天一早，吴铭就拽我同他一起去王家坪。由警卫员把我们领到朱总司令住的窑洞，王维舟、龙潜也都在那里下棋。康大姐见了我们，马上从里屋拿出一些红枣花生给我们吃。吴铭急不可待地走到棋桌边，叫了一声：“朱伯伯，我又找您来了。”朱总司令边下棋边说：“这一局马上就完，你先坐下，慢慢说。”康大姐说：“是吴铭和小林两个来了。”这时他们三人才抬起头，总司令高兴地笑着：“有两年多不见了吧，鲁艺的运动结束了吗?有结论吗?”没等吴铭开口，王维舟就抢先说了：“已经结论，材料都已转到总部来了。主要是家庭出身，本人历史没有问题，表现也很好。来找你是解决她组织问题。”吴铭吃惊道：“王维舟同志，你什么都知道了。鲁艺党组织让我来请朱伯伯指教。”朱总司令说：“出身不由人，道路自己选。我早已讲过了，历史是由自己写成的，写黑、写白、写红都由自己。入党问题，就由龙潜、王维舟同志说一下吧!她是特殊关系，一定要遵守党的纪律，绝对保密。”
　　我马上站起来，准备跟总司令一起出去。王维舟同志却将我留下：“你知道一下有好处，你也是四川地下党员，对吴铭同志情况又都已了解。”龙潜同志当时是周恩来同志的秘书，他说：王维舟同志很快就要调四川省委当副书记了。吴铭的党组织关系已经转到他的名下，由他负责联系。”我说：“吴铭还没有入党呀?”“你听着。”王维舟同志向吴铭说：“你自愿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早已研究过了。根据你的行动表现，1942年3月就经总部党组织正式批准了。这段时间因你在受审查，没有正式通知你。现在已经书面结论，没有问题。刚才朱老总也说了，出身不由人，这是客观存在，但不能决定你的人生道路。何况你早已下决心，坚决要做共产党员，立志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所以组织上同意你的请求，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员，入党时间从1942年3月算起，入党介绍人王维舟、龙潜。因为工作需要，组织关系是特殊的，只能同我和龙潜发生单线联系，绝对禁止发生横的关系。”吴铭转身指着我说：“她不是也知道了，怎样保密。”龙潜说：“你别看她岁数小，她可是经过地下党组织严格训练的小交通，组织纪律性很强。现在她知道了，将来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给你做个人证。但是没有经过党组织允许，是绝对不能说的。你已经是中共正式党员，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很特殊，斗争又十分复杂，万万马虎不得。”
　　朱总司令在这时走了过来，拉着她的手说：“吴铭同志，你现在是共产党员了。一切都要按党章办事，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树立起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一心为革命，一切为人民，让实践检验自己的言行和思想。”
　　吴铭和我都怀着充实而高昂的情绪回到鲁艺，好象她觉得自己突然长高长大了，对周围事物都产生了新的情感和态度，一切都变得更有意义。一年半以前，她便是共产党员了，假如她当时能够知道，她能减少多少无谓的烦恼，又能增加多大的精神动力。然而昨天做结论，今天就见朱老总，谁都没有耽误，体现了生活本身固有的复杂性。
　　(五)
　　我应重庆党史办的邀请，于1936年去重庆。金刚坡是四川省重庆市西郊最为险要的隘口。这儿环境幽僻，山势陡峭，背负着绵延的歌乐山，坡上有龙洞口，坡下是赖家桥。
　　当年在赖家桥全家院子，只有我同李少青、于再烈士住的时间较长，所以知道一点金刚坡上隐藏着美蒋特务机关的罪恶，不知有多少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在“中美合作所”的大屠杀中英勇就义。但是也终于看到，杨森如何炸毁歌乐山的隧洞溃逃，看到头戴红五星的解放军战士，在金刚坡的三座碉堡上架起机枪，封锁成渝公路；看到在白市驿机场差一点就活捉蒋介石。
　　如今我重上金刚坡，观看了吴铭殉难的地点，向她的遗象默哀致敬!然后回到重庆美蒋特务罪行展览馆，在那里查看到如下的记载。
　　抗战胜利后，由于工作需要，党中央决定调吴铭到重庆做统战工作。1946年3月22日，王维舟同志介绍她去见周恩来副主席、于同年9月和周副主席同机到达重庆。这时的国民党依恃美国的大力支持而洋洋得意、毫无和平诚意，吴铭一下飞机，便受到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1948年初，川东地下党在华莹山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蒋政权惊恐万状，他们除派出部队进行“围剿”外，四处搜捕地下党员。9月吴铭二次被捕，押送到重庆渣滓洞监狱。她利用杨森姪女的公开身份，要家里送吃、送药和日用物品，用以救助难友。她所住的女牢房，同江姐、李清林等党员在一起，却从不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女牢难友左绍英临产狱中不闻不问，吴铭愤怒地搥打门窗，坚持要狱医接生，并让家里送奶粉、衣物给产妇和婴儿。全狱男女难友都为此抗议特务罪行，“监狱之花”才能在狱中活过来。
　　不管特务封锁得多么严密，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胜利消息，不断传入狱中。吴铭自然惦念着指挥百万大军的朱伯伯，想起了延安鲁艺的秧歌队，由于胜利的鼓舞自然便会跳跳唱唱，吴铭就当上了秧歌舞的教练，还同各个牢房串通、提议集合起来开个春节联欢会。吴铭代表女牢房找李磊谈判。这时解放军已进入重庆防区，有的特务在寻求退路，蒋介石也已宣布“引退”，李磊不得不勉强同意。当“中美合作所”院坝子召开新春联欢会那天，女室牢门一打开，就响起了秧歌舞的锣鼓，吴铭把红被面束在腰间，带领着难友在坝子里扭起来，唱着鲁艺的劳军花鼓：“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猪羊出了门，”“天下闻名的朱总司令，一心爱咱老百姓……。”虽然许多人都还带着脚镣手铐，也都随着又扭又唱，谁也想不到是这样声势显赫的联欢会，看守兵和特务们个个目瞪口呆。
　　1949年4月，吴铭的妈拽着杨森小老婆来到渣滓洞，硬是把女儿从狱中接走。出狱后吴铭卖田卖地，用来购枪购粮，支援农村的武装斗争。下半年她因事返回重庆。9月2日，重庆朝天门一带发生巨大火灾，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逃离大陆之前有计划进行的破坏，反过来又血口喷人，贼喊捉贼。吴铭在杨森家里出出进进，目睹了一切，怒不可遏，当众揭露杨森。杨森恼羞成怒，密令军统特务刑警处长张明选，将吴铭秘密处死。
　　那是9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几个特务冲进吴铭住室，将她装进麻袋，拖进吉普车，汽车临近金刚坡时，特务们将她活活勒死，弃尸于金刚坡碉堡里。恐其未死，离开时又添了两枪。
　　延安分手以前，吴铭的一切我都了然于怀。然而分别之后，山河阻隔，经过了40年，依靠这点资料，我获得了一个完整的形象。她义无反顾地走完了自己战斗的一生，她是英勇无畏的，是高尚的。当我阅读并摘录这点资料的时候，《国际歌》的旋律油然升起。世间一切都变化剧烈，这首歌却融入于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情谊之中。吴铭同志!朱总司令在你入党时说的话，你都见诸行动，你可以毫无愧色去会他于幽冥!
　　1988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