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8年夏，一辆破旧的长途汽车在黄土高原上爬行，车后黄尘扬起很高很高，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望着沿路的风光。陕北的田野和我们江南水乡绝然不同，高高的玉米、矮矮的谷子和土豆使黄土高原披上绿装，一种异乡的景色触动了我，我的心既忧伤又兴奋。
　　我口袋里装着两封信，一封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一封是冼星海在武汉给我写的私人介绍信。我风尘仆仆地从湖南沅陵悄悄地离开了国立艺专，经过武汉、西安奔赴延安。
　　长途车经过洛川，经过富(鄜)县，不停地颠簸，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汽车浑身都蒙上了厚厚的黄土，就象泥疙瘩一样。第3天早上，终于到达了延安城。这是我们渴望已久的名城，虽然同车的人很多是头一次来，但它的名字，我们早就闻知。现在，我和其它投奔延安的人一样，用一种新奇的眼光打量着它。
　　我们从南门外的汽车站走进城门洞，街道虽然狭窄，但打扫得很干净。高店的房屋，都是矮矮的平房，更奇怪的是店面门板，南方门板都是棕色或酱紫色，而这里却是蓝色，连西北大旅社门楣上一块大横招牌的颜色也是兰色，非常别致。转眼就到了北门，出了城门洞，沿着小路往前，看见左边有一座不高的山，我第一次看到窑洞，看见山坡上有二、三排平房。平房前有一块空坪，有不少穿灰军衣的人围聚在那里。我向路人打问，才知道这就是我千里迢迢要来报考的鲁迅艺术文学院。这里没有校门，也看不到教室的建筑。
　　我的故乡江苏已经沦陷，大批同学都和我一样成为无家可归的流亡学生。我的同窗好友杨筠和他的爱人罗工柳已悄悄来到延安。我接到他们平安到达的消息，就约了几个同班同学投奔延安。在一排平房前，我找到了杨筠。她看到我，高兴得拉着我的手，我看她穿了一身灰衣服，腰上还束了一条皮带，脚上还穿了一双布草鞋，俨然一身女八路打扮，她明显地晒黑了，红光发亮的脸上还和以前一样，流露出乐观的精神。她打量着我，疼惜地说：“你一路上很累吧!比前瘦了。”我心急火燎地问起报考鲁艺的手续，她引着我走到一间平房前，站在门口就大声地喊：“胡一川同志，有人报考我们美术系来了!”我站在门口，看见屋里有一位矮矮胖胖、额头宽大、敦厚的面孔。看见我们站在门口，便热情招呼我们进屋，杨筠对我说：胡一川同志是我们美术系的教员，他是20年代杭州艺专的学生，30年代左冀著名时木刻家。”他用一口广东腔的普通话和我谈话，同时从抽屉里取出两张画纸，一张要我画宣传画，一张要我画素描。
　　我被录取了，编进了鲁艺第二期美术系女生班，使我更为高兴的是在这里又遇到了我们杭州艺专的同学张晓非和黄薇。他们两人都结了婚，和爱人一起到延安来的，张晓非的爱人杨角是上海新华艺专的学生，他现在也在美术系学习，黄薇的爱人黄再刊，在总政和江丰同志一起编画刊。
　　鲁艺和抗大、陕公一样都是3个月就毕业，学生在这里接受革命教育，学习党的政策和基本的业务训练，过的是军事生活。我初来很不习惯，一大早就上操跑步，上课也没有教室，就在平房前的土坡上，每人发一块木板一个小凳，木板就放在膝盖上当课桌。生活更简单，一早从井边打水用洋瓷缸盛水打湿毛巾，擦一下脸；晚上，用一洋瓷缸的水往脚上冲一下就算洗了脚。吃罢午饭，杨筠、晓非带我到延河里去洗澡，延河水很清澈，水也并不深，男男女女在河里游泳戏水，欢笑声传得很远。河滩上都晾满了衣服，等冼好澡衣服也晾干了。我们注在土窑洞里，一条长炕睡十几个人，每人只有一个被筒的地位。我最讨厌晚上有小虫子咬，早上起来一看，汗衫上尽是红色的小斑点，可是把被子翻过来，什么也找不到。杨筠笑着说：“那是跳蚤，天一亮，它们都钻到炕席下面去了。我不会捉跳蚤，只好每天供它饱餐。
　　我初次来到北方，水土不服，没两天，就肚痛腹泻，病倒了。杨筠领我到学校医务室去看病。那是山坡上一间小小的平房。走进屋里，令我吃惊的是，看病的竟是一位外国医生，他和同学们一样穿着灰色的土布军服，也用一口中国话问我的病情。我说：“我在武汉得了痢疾，病才好就到延安来了。这两天吃了小米饭，也许是不消化，说不定是水土不服，今天又泻肚子!”他很和善地笑着说：“不怕，吃上点药!”他不但开了药，还给我开了病号饭的条子，我非常感激他。出了医务室的门，我问杨筠：“这医生叫什么名字?”杨筠笑着告诉我：“他是延安有名的国际友人马海德同志。”
　　我个性沉默，开讨论会总是冼耳恭听，从不发表意见。黄薇是大炮脾气，她鼓动我发言，我还没有说话心就跳起来，脸红半天也没声。黄薇好象恨铁不成钢地数落我。我说：“我想了好多话，一开口就急得忘了。”她说：“你就拿纸片写个提纲，一次不要讲多了，就讲一件事、一个问题好了，要不，将来出去工作，你当哑巴吗!”我们不但讨论马克思主义，也讨论文艺大众化，更多地讨论投日战争的前途，这是我们最为关心的。因为武汉失守，形势紧张，国家兴亡大事，使每个人都在考虑学习三个月后的去向问题，我看到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相信只有共产党能够挽救我们的国家，既然下决心来投奔革命，就要革命到底。3个月结业后，我想要求上前方，把这个想法透露给黄薇，并和她商量，她非常赞同。同系的男同学肖肃找我谈话探询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我坦率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不久就吸收我加入了共产党。在入党宣誓会上，我新奇地看到我们过去杭州艺专的同班同学杨筠、罗工柳、黄薇、彦涵、晓非和杨角，他们都已经是党员了，这我才知道，以前他们每个星期日都悄悄地走了都不约我，原来他们是参加党的秘密会议去了。散会出来，我和黄薇、杨筠同行，我问他们：“一个共产党员被敌人逮捕，应当怎么办?黄薇是我的介绍人，她说：“如果敌人没有发觉你，你就不能暴露党员身份；如果已经暴露，就要象季米特洛夫同志一样，把法庭作为讲坛。共产党员决不能丧失立场，要保持党员的气节，不能屈服。”后来鲁艺的同学，有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慷慨就义的，也有在前方壮烈牺牲的。
　　鲁艺是我一生的转折点，也是我革命道路上的起跑点。
　　二
　　延安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机关学校常有晚会。鲁艺有美术、戏剧、音乐、文学4个系，都是能歌善演的角色，几乎每个星期六各系都要演出节目。我们美术系的教员丁里同志，不但能画，而且善于编导。我到学校不久，就听说美术系要排演一个活报剧，有一天，丁里同志叫我演一个角色。我问：“叫我演什么角色?”他笑着说：“演一个和平女神。”我只好点头答应了。星期六晚上，丁里同志把我叫到后台，走进化妆室，看见很多人在化妆，他请左明同志帮我化妆。左明同志是30年代的老戏剧家，是戏剧系主任，他有四五十岁的年纪，长得清癯单瘦，他一会儿就给我轻轻抹上一点淡妆。服装就更简单了，用一床白被单给我披上，顺手给我一根柳树枝，就化妆成了和平女神。幕开了，台下的观众黑压压的一片，都鸦雀无声地注视着台上，报幕员说：“现在演出活报剧《玩具店》。”我从幕侧看到台上布置了一个橱窗，橱窗里摆着几个机器人玩具：希特勒、墨索里尼、小日本，老板把机器一开动，玩具都自由活动。因为发条开得太足，几个机器人都互相殴打起来，吓得老板惊慌失措。那时，我没有见过活报剧，正看得有味，丁里老师轻轻推我一下，要我上场。我慢慢地轻步拖着白色的长袍走向台前，向疯狂的玩具摇动了橄榄枝，玩具骚动平息了，满头大汗的老板，把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小日本几个机器玩具人一个个推回橱窗去。幕布降落了，我听到台前一片掌声。
　　活报剧演出不久，学校叫我参加延安电影团去拍电影。还抽调了美术系的男同学李黑和音乐系的女同学小林。导演是著名演员袁牧之，摄影师是著名的摄影家吴印咸和肖冰，拍的纪录片名为《延安与八路军》。我们同坐一部卡车出发。电影从黄帝陵开拍，我第一次看拍电影，吴印咸带的是手提式的摄影机，沿途拍了很多场面。在洛河边过河时，我们有一组过河的镜头，在卡车行进中，导演拍摄了我画速写的镜头，回到延安，摄下我和另外的同志背着被包走向学校的镜头。以后延安电影团又到前方去拍摄八路军的战斗场面。听说袁牧之同志到苏联去时，把这部纪录片带到苏联去冲洗，后来，这部影片没有和观众见面，只有部分镜头作为革命历史资料出现过。
　　回顾我在鲁艺这几个月不平常的学习生活，是多么充实!这座延安的文艺最高学府，担负着培养全国各地来的文艺战士的任务，他们经过短短的三个月学习，就要派往各个解放区的文艺岗位上去了。我们杭州艺专来的几个同学，杨筠、罗工柳、彦涵、张晓非，都分配到晋东南鲁艺木刻工作团去了，他们由美术系的老师胡一川、陈铁耕带队，马上要出发到前方去了。却把我留在延安，要我到鲁迅师范去当美术教师。为什么他们都能到前方去，我不能上前方?越想越难受，决心要去问问院长。
　　我冒着大雪往山上走去，爬到将近最高一层窑洞的拐角，这里面住着沙可夫同志，他是副院长，我从来不敢来打扰他，今天不知哪来的勇气，毫不犹豫地推开了门。
　　沙可夫同志正在办公桌上批阅什么，身边放着一个炭火盆，约许有40多岁，头发有点花白了，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他停下笔，笑眯眯地看着我，我几乎是用恳求的声音说：“院长，我要求上前方!”他用很关切的语气说：“你留在延安，在鲁迅师范教书，不是和前方一样干革命工作吗?”
　　“不!我到延安来了，就是为了抗日救亡，我就是想到前方去!”
　　“前方生活很艰苦，你身体弱，学校里考虑过了，还是留在延安好!”
　　“不!”我急得话也说不出了，两串眼泪夺眶而出，我赶忙偷偷地抹去跟泪，结结巴巴地说：“请放心!我现在身体很好，你批准我上前方吧!”
　　沙可夫院长看到我两眼激动的泪水，看到了我真挚的情意，摘下眼镜，亲切地问：
　　“你真的要上前方?前方要打仗，生活很艰苦，你能吃苦?”
　　“我不怕苦，只要你答应!”
　　最后他点点头说：“好吧!你到120师贺龙师长的部队去吧!沙汀、何其芳老师带队，到晋西北去，那可是艰苦的山区呵!”
　　我高兴得破涕而笑了，拍了拍满身的雪花，笑着推开门对杨筠说：“批准我上前方!我也能去前方了!”
　　第二天清早，山上吹响了哨音，有人喊：“去120师的同志，今天上午出发，赶快准备!”
　　我着急地问：“什么也没准备，怎么一下子就喊出发?”“这是军事行动!”杨筠笑着说：“不怕!”她的生活能力比我强，自从我们国立艺专撤出杭州，学生们便开始了流亡生活。我们两个总是在一起，同是沦陷区的学生，都同样深切地体会到国破家亡的痛苦。她三下两下帮我清理好东西，一会儿就帮我把行李捆扎好了，我依恋不舍地看着她帮我整理行装，心里想，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好朋友要各奔东西了，以后，我有话对谁说呢?有困难有谁帮助我呢?看着她的身影，我的眼泪不由自主的流了下来，但我随即又偷偷地擦去了。
　　三
　　我们鲁艺派到120师去工作的同志，共有20多人，带队的老师是著名的作家沙汀和何其芳同志，他们也不过是30多岁的人。和我同去的两个文学系的女同学，一个是写《延安颂》歌词的莫耶；还有一位是我的小同乡黄慕海。因为贺龙师长开完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返回前方，我们就是随他开往前方去的。一路上，车开得很快，我们站在敞篷卡车上，一面观看沿途大雪冰封的北国风光，一面唱歌，大家的情绪火一般热烈。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的幻想，因为谁都没有上过前方。反正，我达到了到前方的要求，特别是当上了八路军女战士，满心高兴。
　　车到绥德，我们宿营了，住在一排崭新的石窑里。这种用石头砌的窑，比延安鲁艺的土窑漂亮多了。里面的墙粉得雪白，高大宽敞，冬暖夏凉。一进窑就觉得暖烘烘的。吃过晚饭，同学们散落在院子里闲谈，忽然有人喊：“贺师长来了!”
　　走到大门口，就看见沙汀和何其芳同志已迎出门外，只见贺龙师长穿了一身灰布棉军服，留着八字胡，年纪40多岁的样子。旁边一位个子矮小，双手插在米色皮大衣口袋里，他的上唇也留着一小撮短髭，显得十分稳重威严，是120师的政委关向应。贺师长嘴里含着烟斗笑微微地问了问同学们路上的情况，就告诉大家明天不坐卡车了，有一批马要带到前方去，所以，明天每个人都有一匹马骑。男同学听了很高兴，但我们几个女同学都还没有骑过马，尤其是我，在家乡的时候，看见军队上有马，我都绕道离得远远的。贺师长大概知道我们都没有骑过马，所以站在大门口，给我们讲解骑马的要领，他蹲下身，骑在一尺高的木头门槛上，做了个骑马的姿势说：“骑马要把两腿夹牢，把马缰一带，马就会走。”他说话的时候，还用手拍了拍膝盖，“马跑开以后，身子要向前弯，要随着马奔跑的节拍起落，力气要用在双腿上，夹牢马背，就掉不下来。”他转身看见我，又问：“你敢骑吗?”
　　我心里真是有点害怕，听见他对我发问，迟迟不敢表态，他见我发窘的样子，就说：“明天给你们女同学骑最老实的马，给你一匹大青骡子，那是我爱人抱着孩子骑的，最老实了!”关政委站在一边，只是微微笑着，贺师长又和同学们说了一阵，眼看天色将晚，才和大家告别走了。
　　同学们第一次看见到心目中的英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本来以为首长一定很威严，架子大，没想到这么平易近人，大家都沉浸在刚才见面时的激动情绪中。
　　第二天清早，把行李整理好，刚吃完早饭，就有人把几十匹马送来了。果然，分给我的是一匹大青骡子。送马来的同志帮我把行李捆扎在马鞍上。我壮起胆子走近大青骡子，可是我刚踩上脚凳它就往旁边退，不是那位同志拉牢缰绳，差一点摔下来。我骑在马上，人比围墙都高了，心里说不清的高兴，又很紧张，一路上也顾不上看路旁的景色。我进了一片树林，有一位同志迎上来拉住了我的大青骡，喊我下来吃饭，我肚子早就叽叽咕咕叫了半天了。朝前走了几步，看见贺师长和一些干部坐在大树下休息，他看见我过来，就笑着问：“哈哈!你掉队了!”“大青骡，它不走!”我显得无可奈何地说。贺师长听了笑笑说：“好!快吃饭去!等会儿给你换匹马!”那位帮我牵大青骡子的同志给我牵来一匹小红马，连行李都给我换过来了。这匹马个头矮小，不用别人帮忙我就上去了。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饭，队伍又从佳(葭)县出发，在黄河之畔，我看见黄色的浪涛翻江倒海，发出震耳时吼声。我发现渡口边拥挤着一群人，还有几十匹马，渡口上停着两只大木船，船头都是平的，显得十分笨重。船上十几个船工，都翻穿羊皮袄，扎着红的白的腰带，头上都挽着羊肚子手巾，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西北老乡的纯朴和憨厚。
　　渡船开航了，船工们划着特别粗重的桨，唱着劳动的号子，雄壮的号子在空中回荡，却又被咆哮的波涛盖住。看着这艘与我们生命联系着的渡船，感觉到我头顶到船身四周都是黄色的波涛，跃起丈把高的浪花，向我们迎面扑来。船身随着浪潮颠簸，在这样的时刻，船工们凭着这么古老的渡船，把河东河西联在一起，多少抗日战士，从陕甘宁边区输送到抗日前线。
　　拢岸了，我回头看望黄河那边，那就是我们的陕甘宁边区，虽然只生活了短短几个月，我从延安这块圣地、找到了中国的希望，找到了信仰。现在，我又要离你远去了，我怀着眷恋之情，站在黄河岸边向着对岸凝视，不禁泪眼模糊了。
　　延安，从你伟大的胸怀中，我获得了正确的思想，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你是我生活的转折点，你改变了我生活的航向和人生的道路，你将永远刻在我的心上，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