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秋，紧邻“平湖秋月”西侧，有一长排靠湖的精致房舍，叫“哈同花园”。房舍厅堂之间，点缀着7个花木繁丽的庭圃，迎着波光，四时飘香。哈同花园北面，孤山南麓下，还有一片宽广校舍。这两片幽静处所，就是那时的西湖国立艺术院。二、三十年代我国文化界伟人蔡元培先生，曾热忱筹建、着意抚植这所艺术学府。
　　一百七、八十名来自许多省份的同学，年纪从十七、八岁，到二十上下，大多数志趣高尚，悟性较强，勤勉笃实，热爱艺术文学。
　　专业上训练有素、满怀爱国反帝思潮的教授，悉心教导培养这群学生。七、八个专业教室的素描习作，准确、紧凑、优美，启不必说；风格之多，几乎各人是各人的，十分令人叹赏。
　　1932年1月，东三省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同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1933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海关。我国的民族危机，已到最严重的关头。这几年，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活动。校外的早期共产党员李友邦、冯雪峰、作家张天翼等，都秘密来过学校，给“一八艺社”社员做政治报告，我校的革命社团“菲菲社”、“一八艺社”、“泼波社”、“夜泊社”，都在搞普罗文艺运动。全校半数以上的同学，已经投入爱国反蒋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秉承帝国主义意旨行事，在我们学校进行露骨的镇压：从1930年起，每年一次，在学校逮捕、开除学生，到1932年，“菲菲社”、“一八艺社”、“泼波社”的骨干，开除得差不多了。但是半年后，1933年，一个新的革命组织又站出来了。这就是新成立的“木铃木刻社”。
　　于是，国民党反动派又进行第四次镇压：逮捕了“木铃木刻社”的骨干刘萍若(曹白)、叶乃芬(叶洛)、郝丽春(力群)3位同志，将他们关进杭州“浙江陆军监狱”(也叫浙江军人监狱)。叶洛同志入狱前和出狱后，创作了《斗争》、《市街战》和《狱》等反映工人阶级、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为民族解放、人民民主而斗争的新兴木刻。在西湖时，叶洛、刘萍若、孙功炎和我，是1931年进校和1929年进校的两个班里年岁小的学生。我们有时在课余交流专业学习心得，谈论国内外时局和学校动态，相互帮助，很谈得来。
　　那时的叶洛，性格爽朗热情，高兴时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他的身体也很健康，走路时，腰身笔直，昂头大步，显得洒脱而又稳健。
　　有一次他向我谈过一段难忘的话，他说，我们学校的高压，和广大同学追求光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会激烈冲突下去。现在重要的问题，是保护好我们的领导中枢。为此，我们要广泛联系同学，鼓励大家多交朋友，这样，我们得到的消息会灵通一些，反动派有什么举动我们可以早一点知道，我们人越多，领导中枢可少出面，可以隐蔽深，保护得好。
　　1932年秋至1933年秋，木铃木刻社的革命活动已经特别困难，但木铃木刻社的同学在反动政治高压下仍然活动了一年，它的主要成员叶洛、叶寒玉、曹白、力群、许天开，几乎经常面临白色恐怖的威胁。这五位同志表现了那个时代的革命青年不怕牺牲的可贵精神。几年后，叶洛出狱到北京。我们感到见面不易，相约畅谈了几次。叶洛谈兴很浓。他着重谈了，如果四万万同胞都接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绝大部分人民部组织起来了，并且都有枪，那个时候，消灭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政权，是不成问题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43年，叶洛第三次和我见面。那是在延安桥儿沟鲁迅艺术文学院参加整风学习。
　　整风学习结束后，美术部学委会指定叶洛主持泥娃娃创作组的工作。约莫3个月后，这个组的创作工作，做出了惊人的成绩。后期销售时，作品受到群众普遍的欢迎。美术部许多同志认为泥人组的工作体现了艺术为人民服务，做到了在普及基础上提高，——丰富多采的佳作，不但老乡很喜欢；延安大学、鲁艺的有些同志也留恋把玩，爱不释手。
　　泥人组的主攻方向有几方面，其中之一是向高、精、尖发展，在保留民间泥人优点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的提高：把小泥人缩小到一市寸那么高。为使作品美观耐久，小泥人的泥胎干后，用半寸的小三角薄纸片，把泥胎包糊两三层，以防泥胎发生裂缝，并有摔不坏的优点。裱糊工艺精巧，像镶嵌那样，纸边无重叠，纸面无褶绉，最后的一层纸是很洁白的，上色后，过一层桐油，他们用的桐油，是向民间老艺人多次请教，经过提炼、稀释，透明度和光泽都很好。这些泥人的造型，几乎都经过一两个月的反复推敲才通过。主题鲜明，艺术上高度夸张而又不失真实，洋溢着生活气息，颜色，是学习民族、民间的传统用色规律，加以提高给小泥人以强烈的色彩渲染——明快、大胆。薄薄刷上一层高级，桐油后，一寸高的小泥人，像经过“喷漆”一样，全身闪闪发光。
　　这些小巧玲珑的泥人，最初展出时，一位延安老乡愿意用2斗小米买一个。陕北一斗小米是30斤，两斗小米够一个农村娃吃两个多月。可见小泥人的神奇。后来，这些闪耀着中国民间艺术光彩的小泥人，通过一些外国朋友，一次又一次被带到国外。
　　第四次见面，已经是1957年的春天，他一人先来到西安，我们又在一个美术学校中工作了。我们都非常高兴，我请他到一家最有名的饭庄为他“洗尘”，饭后我们徒步回南郊兴国寺西安美术学院。
　　1976年心黯然地离开西安，回浙江省衢州故乡，我黯然送别他在西安火车站。此后没有通讯，不知他去到什么地方。
　　第五次见面在西湖。这是1984年年底，我到杭州，一位友人告知叶洛同志的居处后我去栖霞岭看望叶洛、李炎和他们的小女儿小捷，这次见面是极其愉快的，他又回到了青年时代学画和参加革命的母校——浙江美术学院工作了。叶洛同志在这个万象回春的时代，豪情满怀。他兴致勃勃地把他的油画近作给我看，这幅作品使我高兴得惊叹，但他自己仍不满意，表示还要加工。第三天我应约去他家叙谈。我们似乎回到了少年时代的西湖国立杭州艺专校园。他说少年时代我们憧憬的新世界终于实现了。时间在倾谈中很快度过，天色向晚，我得告辞了。他送我到大路上，在路旁商店外边小广场又来回走动谈着。他说他想同我去四川九寨沟画风景画，他建议我们两人合作一幅，我说，如果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可以创作出一幅很有特色的风景画。
　　第六次见面在西安，叶洛1985年春初到达西安，他和一两位浙江省的教授到乾陵等处参观考察。看起来他身体很好。他说自费去九寨沟作画，有困难，暂时还去不成。
　　他的形象依然像高山上凌空独立的大树，令我看了很高兴。他说这次只能谈半天，下午要去城里看杨青同志。
　　他告诉我，有一位西湖时的同学，后来从事小说创作。这位同班同学一次住在高级宾馆中，因为外出没有给派高级小轿车，很不满。叶洛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文艺工作者也无非是劳动者，劳动人民给自己住高级宾馆，外出派小卧车，应该认为这已经是担当不起的高待遇了，像这样还要计较排场，显然失去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应有的品德了。
　　他又对一位老同学，提出了精辟见解，认为这位同学，还可以进一步发挥其影响，创作一些重大题材的作品，扩大艺术在为新世界而战斗中的团结、教育和鼓舞作用。想不到，叶洛是这样广泛注意和关切老同学们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