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我们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认识叶洛和李炎诸同志。我们一行数十人乘坐了三辆卡车，穿军装，离渝赴陕。一路上有几处国民党关卡，总是百般刁难，威胁、阻挠，或者软硬兼施，手段毒辣。
　　数天后，车抵洛川边界，大家才吐了口气，兴奋地唱起歌来了。老叶同志是很健谈的，他说：怕什么，我们是公开身份八路军，还有周副主席找蒋光头签发的通行证嘛。他心中有数。我们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了，大家都很轻松愉快，处处感到新鲜。我和袁文殊同志到招待所头一天，中组部便决定我们到“鲁艺”，次晨派人和毛驴，驮了行李到桥儿沟。老叶夫妇和其他人也分批到达。过了两、三天，周扬、宋侃夫等领导请吃饭，还吃了延安名菜“三不沾”。
　　叶洛同志原名叶乃芬。闻名已久，只是这次同行才第一次晤面。他是杭州国立艺专学生，与力群等人组木铃木刻研究会，也因此被扣押、开除。
　　我们到鲁艺美术部，先在研究室，古元、焦心河等同志都来看我们，江丰、王曼硕、蔡若虹等也来了，并要看看速写。根本不了解我们途中过关的为难，什么也不能带，连手纸都是一路上现买的，谁的身上都不得带纸张，避免借口要拿去化验，多方刁难扣留你，只有等候安置后，才和大家一起外出画速写、画素描。江丰与胡一川都很关心我们，常看望我们，问寒问暖。江丰的话不多，就是不断吸着烟斗。这和老叶的性格恰恰相反。读一读叶洛的回忆录，文如其人，真是语言大师，讲起话来很有吸引力，有虚有实，富于风趣。
　　我和他曾被派往鲁艺对门的“部艺”(即：部队艺术学校)兼课。当江丰同志向我们两人交代任务时，他问得很简单，可是老叶是早已知来意，话如流水，滔滔不绝。无非是说些任务保证完成，并说了自己的想法，全部包下了“部艺”美术方面的技法理论、基本功、创作等等。江丰听着听着微微一笑，点点头，有时听得连吸烟也忘记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泥工组”的事，他不光有创业精神和责任心，还善于了解每个人的特长和性格。诸如：张凡夫最能团结人；郭钧身残志不残，干劲大；陈伯希钻研技术，说话一针见血；王秉国也是聪明小伙认真思考埋头苦干，叶洛确是对周围同志了如指掌。因此，他既创造了“泥娃娃”，又在领导“泥娃娃”的生产中搞得非常出色。
　　他认为“泥娃娃”对我国民间泥玩具传统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更富于表现力。他在描绘鲁艺礼堂展出泥娃娃盛况时说：“桥儿沟老乡和过路老乡纷纷来看，十分热闹。一时之间，礼堂里沸腾着男、女、老、少的交谈声、赞美声、欢笑声，真象演奏一曲泥娃娃交响乐。”叶洛是忠心耿耿，一心为党、为人民、为民族生死存亡而奋斗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