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5年的秋天，日本投降后不久，胜利的喜悦，高昂的歌声震荡着整个延安的大小山川。沸腾了的桥儿沟，人们正准备去新解放区开展工作而紧张、忙碌地奔走。一个由江丰、艾青同志带队的华北文艺工作团即将奔赴张家口，大家正整装待发，即将远途跋涉，而我就在这动荡的气氛中来到鲁艺美术系。我的心境正与这些人心浮动、即将远征的同志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住在美术系“丁”字形的平房里，很想静下来在屋子里开始工作，但一听见急促的脚步和话别声，就坐不住了，挤在欢送的人堆里为去华北、东北的同志送行。一批又一批，一声比一声高的“再见”声在桥儿沟回荡，送行的人群立在沟口望着他们远去的模糊身影，一张张不断回首、依恋不舍的面孔在视野里消失……。大部分同志都走了，美术系仅留下了20来个人。少数因有事没有料理就绪暂时留下的；也有从三边、陇东和其他地方回来暂住的。人来人往，似乎成了个过路的“客栈”。留下的同志我记得有王曼硕、胡蛮、陈铁耕、王式廓、古元、张望、陈叔亮、辛莽、刘蒙天、叶洛、王流秋、阎素、郭钧、吴咸、张菊、白炎、李炎、果克(李槐云)杜芬、刘旷等20来人。胡蛮是这个“客栈”(仍称美术系研究室)的负责人，我担任着生活干事。迎来送往之外，没有多少事情要做。
　　我是1943年春天从晋察冀边区回到陕北的，同年秋天就参加了整风审干运动，次年调陇东抗大七分校任教。日本投降后，就切望到鲁艺进修一段时间，要在延河畔上磨一磨从前方带回的已用钝了的“战斗武器”。我是抱此心愿来到了桥儿沟，因而我的心绪全然与同志们不同。
　　新的发展着革命形势，不可能有更多时间让我留在这里钻研业务。时间，对我来说，比任何时候都觉得可贵。拟将近几年在前方积累的一些素材作些整理，酝酿多时想搞而没时间进行的创作。
　　最初和我同住一间屋子的是刘蒙天同志，他是从陇东抗大七分校刚来这里不久。他原是鲁艺三期毕业，来桥儿沟是“回炉”。我们在敌后同在抗大二分校附中担任过美术教员。他在创作上很刻苦，为完成抢渡大渡河这幅木刻，反复琢磨山石的表现方法。我见他用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木块在桌上堆砌起来，从不同角度细细观察，画了不少小构图和摹拟崖石结构的草稿。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后来收在《解放区木刻集》里。
　　胡蛮同志是一位处事谨慎、为人厚道、平易近人的美术前辈。他总是轻言细语和我交谈工作上的事情，以商量的语气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要我处理。他的长者之风，给人以亲切之感。他的理论文章，每次我都不放过，定要找来细读一遍。可到鲁艺以后，只是常在清晨叫他朗读俄语，不曾透露他近期在写什么东西。有一天，他凑在我耳边低声的说：“刘旷同志，你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他的神情有一种神秘感。“是不是有什么重要文件”我跟随身后猜想。
　　他轻轻地拉开了抽屉，哦，原来是他的一幅创作。我细一看，却不是木板，他说是国际友人赠送给鲁艺的麻膠版。若不是目睹原板将难以辨认，因它和木板刻出的效果几乎一样，可比木板要省劲得多。
　　我初次见到胡蛮同志的版画作品，十分高兴。但我们谈得较多的不是对这幅画，而是他想要告诉我，他能不能搞创作。我盯着眼前的这张麻膠版画，端祥着初次见到的麻膠版原作，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陈铁耕、叶洛同志也都是早年的木刻家，当时他们都已不拿木刻刀了。与陈铁耕同志初次面晤时，见他的神态有些异样，后得知他在精神上曾受过刺激，病还未痊愈，不多与人交往，常常一个人闷坐在屋子里读他的书。而叶洛同志却是个瘦小、精神饱满且又非常健谈的人，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倾述他的艺术见解和他的不平凡的经历，精力十分充沛。他来到我的屋子里看画，既有赞扬也有批评，十分热情，直爽、坦率，我很喜欢和他交谈艺术上的问题。叶洛同志捏制的泥娃娃，小巧精致，颇受人们的赞赏。这是大生产运动的产物，他在这方面作出了很突出的贡献。一提起叶洛的名字，就联想到他的泥娃娃来了，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交往较多的要算辛莽同志了。他是鲁艺早期毕业的，后去晋察冀边区工作，在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美术系任教。我1942年在联大美术系学习时，他未授课，接触不多。记得在同一年里，曾一同参加过反扫荡，在晋察冀的山沟沟里与敌人周旋、打过游击，有过一段共同战斗生活的经历。他是1943年初春从敌后回到延安的，我们在鲁艺重逢，彼此往来、交谈，倍感亲近。他是一个沉默、深思、寡言的人，待人诚挚、热情，与周围的同志和睦相处，从没有听说他与别人发生过什么争执。我们在阳光明媚的院子里看书、作画、晒太阳，他给我画了一张素描头像。那流利奔放的线条，跃然纸上，将我由于阳光耀眼的神情表现得较为充分，我很喜欢这张画，至今仍珍藏在身边。见到它，不仅可看到我当年的神态，也不由得想到桥儿沟的很多往事，是不可多得的纪念品。
　　美术系的器材保管室虽不算大，可各种绘画器材存放了不少，这是多年节俭积存下来的。为了满足大家在学习和创作上的需要，简化和取消了原来领取器材的审批手续和限制，可各取所需了。
　　于是不少同志开始作起油画了，出现了一股“油画热”，我自然也不例外。因它表现力很强，易于修改，就兴致勃勃的面对着桥儿沟的深秋景色，开始专心致志地作些油画风景练习，从而开阔了新的学术境地。
　　我的紧邻是杜芬夫妇，都是广东人，他们原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同在1943年初从晋察冀边区回到延安的。他俩的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很有规律。杜芬每天坐在门口支撑起画架作画，妻子在一旁给他读小说，两人生活得很甜蜜。杜芬已陶醉在他那张幅面不大的油画创作中，每天面对着陕北光秃秃的山峦，在金灿灿的阳光照射下，追逐着不断变幻的神秘色彩，没完没了的涂来抹去，不厌其烦地修改。
　　王式廓同志在医院里听说我们如此挥霍多年艰辛储存的油画颜料，十分痛心。我为此曾专程去医院看望他，也作了点解释。我多少知道一点，积蓄这点家业确实不易。没有油画颜料时，曾用山沟里的赤土、黄膠泥和锅灰制作土颜料来替代。好不容易从国统区弄来些油画颜料，也不是人人可以领取使用，控制较严。不久组织上要美术系拓印一部分木刻作品，与国统区进行交流。不少作者虽已离开，但木刻原板仍留在系上。我和王流秋、郭钧等承担了这个任务，一连印了好几天，当时的木刻作品幅面都不算太大，沃渣同志的《夺回我们的牛羊》大概算是巨作了，多是用三角刀刻成，刀法细而精致，调子灰暗一点，是其中最难印的一张。选印古元、彦涵、力群同志的作品较多，印出的效果好还省劲，还有焦心河和其他数位同志的不少佳作，也都如数完成。都是用铝制的饭勺慢慢磨出来的，这种手工式操作方法，是木质版画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如同搞创作一样，没有厌倦之感。在拓印木刻的过程中，从各个不同风貌的作品中得到不少启示，开始悟出了一点道理：在创造性的艺术劳动中，必须摆脱那些束缚自己的洋教条、洋框框，潜心探索自己的艺术道路，才有可能去开拓新的艺术境地。
　　不知过了多久，就收到重庆转来的好几十幅木刻作品。后来才知道这是在重庆举行的9人木刻联展的全部作品，是由周恩来同志亲自带回延安的。由陕甘宁边区文协主办的这个国统区的木刻展览，得到各方面的好评，继又移到桥儿沟鲁艺展出，一切具体事务工作由美术系办理。展出时，鲁艺各系和校部留守人员及桥儿沟街上的群众都来参观，桥儿沟有点规模的艺术活动已属十分难得了。这些作品表现了国统区人民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苦难生活和城市战时景象，题材广泛，艺术表现手法多样，激发着人们的革命热情，显示了版画艺术的战斗作用。
　　此后桥儿沟就靠军事上的胜利来刺激它了。延安北关住了个美军观察组，有时驱车来桥儿沟接鲁艺的同志去跳舞、看电影。总务科的“小鬼”们对看美国电影抱有极大的兴趣和神秘感，想方设法钻上车。看完后又说不出个名堂来，只会说看了不少女人大腿。于是有人就把美国电影叫作“大腿电影”。
　　到了1946年的春天，鲁艺校部和各系的留守人员前前后后走得差不多了，美术研究室留下的同志已屈指可数，这个迎来送往的“客栈”渐渐只出不进，不久就撤销了。
　　198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