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教育的目的说起
　　教育的目的必须明确而具体地服从政治的要求。这是我们的教育的基本特点之一。我们不空谈文化、艺术，仿佛它们本身就是它们的目的那样。因为文化、艺术并不是可以离开政治斗争而存在的“清高”事业。我们也不空谈培养人才，仿佛它本身就是它的目的那样。因为我们并不需要那种学而不能用或者用则误人误事的书呆子——清谈家。因此我们的艺术教育和其他一切革命活动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且要回到实际去解决问题，发生作用。
　　这点道理说起来我们都明白，但在延安整风以前我们都做得很差。鲁艺文学系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我们规定了具体的没有?我们是规定了的。我们在教育计划上写着：“培养适合于抗战建国需要的文学艺术理论、创作、组织方面的人才。”但是这几种人才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去怎样培养出来呢?还有，他们毕业后将要到哪些地方去?作些什么样的工作呢?老实说，则有些茫然。即使我们心里也只有一个模糊的答案，现在看来，那刚好是糟糕的，要不得的。那答案可以说是这样：理论人才吗，首先要有丰富的知识，其次要记得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原则，能够按照需要引证。创作人才吗，要能够写出形式完美，内容真实动人的作品。关于组织人才则更没有一个明确观念，仿佛写在那里，聊备一格罢了。怎样去培养，那自然就会提倡埋头读书，希望多请教员，尤其是那种满腹学问或者社会上有名望的教员；强调学习古典作家，主要的是那些资产阶级现实主义作家；而且在创作实践上主张写熟悉的题材，说心里的话了。至于将来毕业后到哪里去，作什么工作，则不大想它，仿佛同学们受了上面那些教育，到任何地方去都可以，作任何工作都能胜任的样子。
　　这种教育已经在学习大讨论以后作了结论了：这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教育。
　　我们这些在文学系工作的人，有的过去虽则参加过左翼斗争，由于三股歪风的残余还没有消灭，还不能很好地掌握马列主义。有的则是抗战后才走到革命队伍中来的。特别是我自己，没有斗争经验，也没有理论知识，仅仅凭着主观热情，一知半解，和还附在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鬼魂来作工作，来教课，其结果如此，是可以理解的。现在经过了自己的反省和大家的检讨，一方面我们感到自己过去的主观努力不够，工作做得太差；一方面也如梦初醒，仿佛许多问题都弄清楚了一些，对于文学教育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与做法。实践是这样重要，这样可贵，即使是错误的实践，只要得到了正确的理论的纠正，也可以给我们许多益处，许多收获。
　　二、培养什么人才并如何培养
　　现在看来，鲁艺文学系该培养什么人才并如何培养呢?
　　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我们不应该把要培养的人才抽象地分类学式地分为理论、创作、组织三种。而且按照主观的想法去培养。过去那个具体目的其实是很不具体的。我们首先应该切实地调查研究一下，在今天中国的革命事业当中，大批需要的文学干部到底是哪一些，他们工作中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然后根据这些来订教育计划。现在无论在学校方面，在我个人方面，都还没有很有系统地进行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调查研究。然而，根据最近一些从部队来的同志的谈话和过去各方面向鲁艺要干部的情形，我们知道一般的需要大体上是这些：通讯工作者(包括自己当通讯记者，或者作通讯组织工作，或者教人家写通讯等等)，文化教员(包括根据地的中级学校以上的和部队中的国文教员，或者文学教员)，编辑(地方和部队中的一般刊物、报纸，或者文艺刊物、文艺副刊的编辑)，以及其它宣传作品的写作者，通俗化工作者，等等。我们所培养的人才要能够适应这些需要，要能够把这些工作做得好。
　　也许有人怀疑，这还算专门人才吗?这也叫提高吗?而且这不会限制了他们前途的发展吗?即是说不会妨害他们成为小说家、诗人、学者、理论家、批评家吗?而且这些人才今天就不需要了吗?
　　假若真有人这样想，那就说明他对于有些基本问题还没弄清楚。他是既没有懂得什么是高，也不懂得如何提高。什么是高?我们现在应该这样认识，能够解决中国革命当中的问题才是高的起点，高的程度看它所解决的问题的重要程度和解决的正确程度而定。如何提高?那就只有从参加实际工作，研究实际情形，解决实际问题去提高，再也没有第二条路。
　　就创作来说，能够正确的反映今天中国革命的观实，主要的是工农的觉悟和斗争，而又能够用来很好地教育人民和我们的队伍，主要的是工农和工农干部，就是高。概念化的作品，不是从生活得到主题而是从教育出发的作品，过去我们从孤立的艺术观点就知道反对，现在我们从革命和艺术两者正确结合的新观点也仍然要反对。那些凭空想写战争生活的作品，前方回来的同志告诉我们，部队里的干部和兵士是不欢迎的。碰到写的不真实的地方，他们就不耐烦看下去，或者听人朗读下去。而且这种作品是教条主义在创作上的表现形式。要彻底消灭教条主义，它的这个藏身地方也要捣毁。只要举眼一看，大致是写工农兵，不管写得象不象，观点对不对，有没有实际效果和教育意义，他们就会连声叫好。我和鲁艺有几个同志曾经坚决反对这种创作，也反对这种理论。然而我们是从另外一种主观主义即经验主义的观点来反对，我们也错了。我们当时以为只要从一个革命者的观点来写中国，不管是哪一方面，都可以说明为什么革命必然地要到来而且必然要胜利，而这对于中国革命是有作用的。我们既忽略了反映工农兵并用来教育他们的主要任务，又没有严格地检查我们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的观点当中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所以我们过去的作品多半只做到了革命知识分子读者层还比较看得下去或者喜欢，而其中的一部分，比如我自己讲的一部分，刚好投合了他们的消极的一面，软弱与空想的一面。
　　如何克服这两种创作上的主观主义，写出真正高的作品来，对于创作者只有一条路：长久地广泛地参加斗争生活，特别是下层的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即是说应该有机地生长在革命的发展当中，成为它们的细胞之一。在今天或者是一面作着实际工作，一面间或写一些作品，或者是暂时不写，或者是甚至还没有想到要写，而在明天革命的作者很可能就从他们当中产生出来。
　　所以学校对于创作人才所能做的培养是很有限的。希望一个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创作者，在学校里完成是绝对不可能的。当然，对于创作人才的培养，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育也有一定的决定意义。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完成他们，而只是给他们以某些必要的训练，使他们打下某些方面的基础而已。具体地说，就是给他们以一定的文化修养、文学修养，使他们多知道一些人类的尤其是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成果、文学成果，并能够正确地看待它们，从它们吸取营养；同时给予一定的写作技巧的训练与做实际工作(通讯记者、文学教员、编辑等等)有关的训练。所有这些训练部贯穿之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配合着社会科学的课程，来从思想上教育他们，改造他们。这样，在学校里他们的学习就紧联着实际，出去做工作就比较能胜任，而最后，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创作家才可能生长起来。而且，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文艺理论家、组织家，也才可能从这个巩固的基础之上生长出来。
　　有人说，培养通讯记者是新闻系的事情，培养国文教员是师范学院的事情，而我们是文学系。这是一种习惯的资产阶级的看法。我们的通讯记者要把通讯写好，不是枯燥的、千篇一律的，而是形象生动的、文章讲究而且相当通俗的，我们的国文教员要把国文教得好，不是专教古文而且会教新文学，不是按本宣科，而能够从思想上、文学欣赏上启发学生，那就最好要受过正规的文学教育。
　　又有人说，实际需要的人才既有那么多种类，是不是要分那样多的系或者组呢?那也不必。在一些基本训练上，思想教育也好，文学修养也好，写作技巧也好，无论做记者，教员，编辑或者其他，都是一样的，都是共同需要的。至于做各种不同工作的特殊知识，特殊训练，都可以用某些功课和实习来讲授，来进行。
　　关于培养理论人才我也有一点意见。首先我们要彻底消灭我们对于理论的糊涂观念。即不合乎毛泽东同志的解释的观念。其次，具体的培养办法象过去的鲁艺的理论研究室那样，我现在觉得不妥。我们当时的计划是这样：主要的是文学系的同学毕业了，只要他修养比较好，而又比较喜欢理论，就让他专门来研究。研究方法又是从几本文艺理论书和鸦片战争后的新文学运动开始。结果使他们脱离实际而与书本接近，脱离较严格的集体生活，而过着较独自的较散漫的生活。这自然就容易不注意现状，而不能提出并解决文学实际中的重要问题了。现在看来，就是喜欢理论的同学，也最好毕业后让他出去做一些实际工作，当教员、编辑或者旁的什么，然后再回到一个适当的环境来用一定的时间总结经验，研究问题。即使有少数需要毕业后就留在学校，那也得参加一定的教育工作，当助教或者旁的什么。总之，过去那种以为弄理论就可以一开头就坐在屋子里埋头读书的想法是不对的，我们要从根本观点上改变过来。
　　至于组织人才，除了在创作上或者理论上有一定经验或成就而外，尤其需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因此这方面的培养就更不可能在学校里面完成。
　　对于创作、理论、组织三方面的关系我想我们应该有一种新的看法。在我们的队伍里，这三者的分工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即是说，我们的创作家不能对理论毫无知识、见解，毫不参加理论的活动与斗争；我们的理论家不能对于创作上的知识不但是作品的而且甚至是创作过程知道得很少；而且，无论创作家，理论家，在整个文艺运动中都应该起一定的组织作用，在必要的时候部应该做一定的组织工作。
　　三、对待文学的态度
　　教育者所应该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具体目的问题，即为什么要进行文学教育，到底要培养什么人才与如何培养。对于被教育者，也有一个基本问题要解决，即对待文学的态度与为什么要学文学。
　　我们是怎样爱好起文学来的呢?为什么有许多同志不安心工作，要来学文学，他们抱着什么样的动机与目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学之路》。对于那篇小文章，许多同志都说我虽有一片好心，却并没有解决苦恼着他们的问题。有的更指出我的某些观点不大妥当。报纸就曾经发出过一篇秋赤同志的《读文学之路后》。我那篇文章恐怕的确也是一个经验主义的结果。我只是对某些问题有一些感觉，但还没有经过很好的研究就把它写了出来。因此提出了问题却没有能够作出比较科学的解答。然而我那些感觉里却的确包含有一点新的道理。和习惯的模糊观念有些不同，当时我打算写一篇《再论文学之路》，因为没有时间，没有写。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对待文学的态度。
　　首先，对于文学在革命中的作用，到底我们应作如何的估计呢?那些把文学艺术抬得过高的见解过去是存在过的，或者把文学艺术和革命的政治即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与斗争同等看待，仿佛两者是同盟军，或者以为文学艺术的作用更大更高，仿佛它能来指导革命的政治。但自从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及检讨了王实味的思想意识之后，大家都知道那种见解不对了。我们都知道在阶级社会里，弄文学艺术的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只有在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中，文学艺术才是自由的，仿佛它可以在一边独自修炼，自成正果。我过去对于文学倒有另外一种不正确的看法。我总感觉到文学在革命中的作用不大。这是一个真实的感觉，也是事实。然而这不能由抽象的文学负责，而只能由我们今天的文学实际负责。听了毛泽东同志在那次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作的结论，那个对于中国的文艺运动有着历史意义的结论，我才想通了这个道理。我才知道了我们今天的文学对于革命所起的作用不大，是由于它还没有同革命实际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即还没有真正做到为工农兵，并不是文学本来如此，只能如此。假若两者更好地结合了，那一定有一个灿烂的景象。从此我才不是教条地而是真正地理解了这样一个命题：文学艺术只能是革命当中的战斗之一翼，然而却又是很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翼。
　　其次要说明的，虽然我们可以抽象地说文学，实际上文学却包括着具体的作品。那些作品虽说有不少是前人的辉煌的产物，而且其中有些还曾经帮助我们知识分子背叛了旧社会，走向革命。但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用很正确的观点，看事物，描写事物的实在是少而又少的。我们读了它们，无形中就受了它们的教化与影响。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大多数的作品更象温室一样，或者暖和的空气一样，颇为适合我们那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保存与生长。批评我那篇《文学之路》的秋赤同志说：“文学本身并不是一种毒素，并不会将人的心灵恶化而与现实隔离起来。”假若是指抽象的文学，那或者可以这样说。然而抽象的文学只存在于我们的概念里，我们的术语里。具体的文学，即作品，却绝大多数是非无产阶级作家所写的，怎能说一点也不曾有毒素呢?比如我们很容易一来就想到人性，人类爱，温暖、同情，而模糊了我们本来就不十分尖锐的阶级感觉，不就是由于受了这种具体的文学之赐吗?还有，前一向大家所指谪的把我们现实反映的不正确的作品，不也就是直接或者间接接受了这种文学影响的产物吗?是的，我们可以说文学打开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更尖锐、更深刻地看见现实，但也应该分析一下那些作品使我们看见而且更尖锐，更深刻地看见的到底是哪些事物。大多数过去的文学作品除了能够使我们或多或少地认识了历史的事实，即人剥削人的事实而外，往往也使我们的眼睛向小资产阶级所容易接受的那些方面打开，使我们对那些方面看见的最尖锐，最深刻。比如弱小人物呀、心灵的损伤呀，个性的可贵呀，空洞的反抗呀，各种美丽的空想呀，等等。这些在旧社会里都曾起过而且还在起着一定的革命的作用。然而在新社会里，这些观念却往往妨害了我们对于更粗糙更朴质也就是更正常更伟大的现实的看见与理解，或者是视而不见，或者看不惯而转过头去，受不了而逃走开，再不然，就会认为是光明中的黑暗而来暴露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文学之路》里说，专门学了文学之后，我们虽然一方面得到一些启发与提高，我们的心灵的眼睛看见了一个另外的世界，另一方面我们又受到了限制，不能更多而朴质地去感受这个现实世界。而且甚至可能强调地说，是专门学了文学的人即使去当兵恐怕也写不出真正能代表兵士的作品。那时因为还没有把这些问题想得很清楚，我有些地方说的是不妥当的。比如我的用语就不科学，我用了一个抽象的名词：文学；而没有说那是指大多数过去的文学作品。还有，我只就过去的文学教育的结果来说，而没有指出正确的文学教育是可以在消极方面防止这种限制，而且在积极方面改造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学了文学到生活中去，只要我们再继续不断地从实践中改造自己，也就仍然能够和工农大众融合在一起，写出一些正确地反映他们的作品。
　　对于文学常常有一些流行的不大科学的观念。或者说文学可以指出人生的道路。或者说可以解决一个根本问题，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可以教我们爱，教我们恨。其实真正的能够指明道路，解决问题的主要还是科学的理论，马列主义的理论。而文学，少数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或者也能担负这个任务，而大多数过去的作品却往往只能给我们一个朦胧的，梦想的和我们所不满意的现实世界不同的世界。那虽说可以使我们更尖锐地看见旧社会的不合理，加强我们走向革命的决心，而到了革命的队伍中来以后，则科学的理论和党的领导、党的教育是决定我们再继续向前走的指南。至于教我们爱，教我们恨的还是现实本身，文学不过把那些事实告诉我们，加以说明而已。而对于过去的文学作品，我们还要审查它所告诉的是否完全是事实的真象，所说明的正确到什么程度。这种审查的准绳又仍然是马列主义。
　　我们对于文学的看法是简单而又明确的：在阶级社会里，它是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包括在内)的武器之一。我们学文学，就应该是为了掌握这种武器，去服务革命，而不带着其他目的。对于过去的文学作品，我们在这样的意义之下来接受。我们吸取其有利于工农大众的内容，批判其缺点与有害成分，这样来营养我们自己，我们读它们，就象读着人类解放与斗争的历史，更是比狭义的历史更丰富更生动的历史。而在创作方法与技术上，我们又可以从它们去学习。这就是我们对文学与过去的文学作品应有的一个基本态度。
　　为什么我们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对于文学还保存一些不大科学的看法呢?我想，主要的是由于我们从另外一个阶级、另一个社会走过来的缘故。文学，它曾安慰过我们，鼓舞过我们，提高过我们，诱导我们走向革命。我们对于它有一种最早的教师，最好的朋友的感觉。过去的文学作品里所宣传的那些理想，信条、差不多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因而我们今天还不能够严格地批判我们那些过去的教师，朋友，和他们的教言。
　　在这里我要引用一封信：
　　……我走着坎坷的路——革命的路也是坎坷的，有想念，有兴奋，有愤懑，而最重要的是有不断增强的信念。我接触着各个方面，我审视着每个使我爱的还是憎恶的人。几年来，时间虽热是紧紧压逼着我，但我却是更爱怜我手中的，那个人(指他过去的一位国文教员)交给我手中的，使我不得不向他伸出两手的东西——文学。
　　文学，这一个不平凡的名词，我躲着它又怀念着它，它永远在左右牵引着我，我企图着，冥想着：“忘掉我吧”。然而当我为一个烦恼的问题烦恼，或是在我幼稚的眼里，为着一件事迷惘的时候，或是在为着难忍的悲切而退步的时候，它来了，它叫着我，推着我，为我打开一个闪耀着智慧的光的，充满着健全的快乐的欢笑的世界，它告诉我为许多伟大的灵魂所梦想的，将来的人类都有着高洁的灵魂，而这，是不容易的……
　　希望这位同志原谅我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就发表了这一段信。这位同志的信是写得相当动人的，我曾经感动地回答了他。虽说我并不认识他，那是他第一次和我通信，仿佛原来我就很熟悉他，就象我们曾经是兄弟一样。是的，我们从旧社会里走出来的人都是兄弟，都是曾经共过苦痛与不幸的兄弟，而且总是那样想像的，就象一胎双生的那样。然而我却渐渐地对他那种对待文学的态度和我当时的感动有了一些意见了。
　　我觉得在过去，我们是在一条充满着荆棘与陷阱的道路上走着。所以我们容易把文学当作一个梦想的花园，有树荫与泉水的花园，逃到那里面去。然而今天在革命的队伍里，虽说我们的生活还可能粗糙一些，那却刚好可以把我们磨炼得更坚强，我们不应该再把文学当作温柔的胸怀，有时到那里面去躺一躺。当然，我这不是判断那位就直接了当地有这样的心境。他想到鲁艺来学文学而后来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分配，到实际中做工作去了。不断的斗争生活一定能使他更布尔什维克化一些的。同样地我这更不是推测其他想离开工作而要求来学文学的同志都可能是这样。我只是想说，是不是我们对待文学可能还保存着过去的观点，没有改变，而说得露骨一些，就近乎这样的观点而已。
　　也真有这样的同志，问他为什么想离开工作，来学文学，他说，他想安静地读几年书。
　　鲁艺的教育必将有根本上的改变，将来的鲁艺也将不是那种安静地读书的地方，而是带有战斗气氛的，紧张地改造思想与训练实际工作能力的学校。
　　应该附带说及的，虽说实际工作需要的同志更多，不一定所有爱好文学的同志都可能有专门学文学的机会，学校的文学教育的进行也还是必要的，也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因为学校可以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人才，而且培养得迅速一些，正确一些，比较那种自然状态的社会的文学教育。所以一方面许多做着实际工作的同志最好都安心工作，不要急于专门学文学，一方面各个工作部门也最好注意一下，假若有人适宜于专门学文学而工作又可以离开他，就还是让他在招考的期间来考鲁艺。过去有些机关把干部抓得太紧，也是那些同志苦恼原因之。听说有的机关曾经用我那篇《文学之路》来说服人不要来考鲁艺。无怪乎许多同志说我那篇文章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了。
　　四、课程、教员、教学法
　　在为什么要学文学的问题之后，紧接着就是如何学。在学校方面，即如何教。其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接受遗产。
　　接受遗产问题在原则上可以说现在是已经解决了的。首先，要接受我们所需要的，即对无产阶级有利的，其次，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观点来批判。而最后，要掌握它们，使他们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不是硬搬)，能够用来解决实际问题(不是学而不能用)。这就是非教条主义的接受遗产法。鲁艺过去作得与这有些相反。我们无意中有时坐到死人身上了，为古典而古典，有时坐到死人身上，依照小资产阶级的需要与趣味去选择。
　　现在，正确的原则既然已经有了，留下来需要我们作的则是各种场合之下的具体运用。在学校里，则是课程、教员、教学法三个问题。
　　依照我个人的看法，以后鲁艺文学系的课程应根据以下各点来规定：
　　一、不要从主观愿望出发或者为着课程表的意志来规定，而应当按照实际需要(这是主要的)实际条件(这是次要的)。
　　二、所有课程可以分为三类，即接受遗产，研究现状，技术训练。三者应当适当地而且有机地配合。在各种课程中都贯穿着思想意识的教育。
　　三、在接受遗产的过程中，文学史应该配合着或者包含着具体作品的选读。而一般的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只限于必要的历史知识与作品。史的方面，应该着重的是中国新文艺运动史。作品方面，应该着重的在外国十九世纪欧洲尤其是俄国的旧现实主义的文学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在中国是白话的作品，五四运动以来的作品，和民间文学。这样来学习进步的技巧与中国旧民族形式的特点，使之结合。
　　四、应有专课经常研究文艺现状，其内容应包括对于抗战当中大后方和目前延安及其他根据地的文艺作品，文艺问题，文学活动的研究。
　　五、基本的技术训练即文学技巧的训练。基本训练即写作实习。这个课不但要训练能写一般的文艺作品，而且要训练能写宣传品，应用文，通俗作品。而一般文艺作品也应着重于写报告通讯、短剧、歌词。
　　六、其他与出去做实际工作有关的课，如通讯工作，国文教学法，也应该开设。
　　教员是完成教育计划的主要的决定的条件。在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有教学经验、教学成绩的教员。然而这困难我们应该靠自己来解决，而且是可能解决的。首先是党的进步的作家，理论家应该把这种教育责任担负起来，不要把这看作一种单纯的艰苦而又妨碍自己发展的工作，要看到其积极的一方面，即对于革命有利于自己也有益处(古人所谓教学相长)。其次我们应该有计划地培养一些教育干部，主要是从实际的文学教育工作当中来培养。
　　鲁艺自从提倡正规化以来，教学法也差不多采用了学院式的讲学方式，而抛弃了过去延安学校的革命的教学法传统。现在我才感觉到那种把材料和问题先经过同学们研究，讨论，然后由教员作结论的方式很好，应该是我们的主要的教学方式。那些有一定的教学材料，而其内容与包括的问题又尚无前人的结论而需要研究与展开讨论者，都最适于用这种方式。这才是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教学法。
　　我感到现在学习整风文件的经验很可以用于将来的教学。主要的经验是这样的。凡是讨论到实际而且与大家有切身关系，就热烈，就有争议，而且常常可以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其结果就学得比较好，过去我担任创作实习一课，每次选出几篇同学的习作，由他们自己先讨论，然后我或者其他教员作结论。虽说因为我们那时的创作见解还不大好，往往没有能够提到理论的高度，对同学们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后来我把那些看卷子的经验和个人的创作见解整理一下，变作创作一课去教新的年级，而没有看他们的习作，不了解他们的写作水平与实际具体问题，结果就不大适合他们的需要。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五、最后的几句话
　　所有我这些意见，仅仅是根据在鲁艺工作了两三年的经验和整风以来的一些认识而有的。我还没有更好地研究这些问题，尤其是一点也不知道苏联的文学教育情形，恐怕仍有许多经验主义的毛病。我只是希望提出这些问题，供大家参考，讨论，能得到一个比较圆满的结论，而且通过工作去变成实际。
　　在学校以外，还有广大的文艺爱好者需要教育。事实上那种社会的文学教育总是在进行着的，不过是目然状态的，未加以较正确，较有效的挖而已。如他们自己读文学书，读刊物，写东西，就是。为着使他们进步得更快一些，少走冤枉路，而且阻止那种自然状态中可能发生的毛病，我们也应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一些工作。过去“文抗”(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就作过这种工作，可惜还没有更普遍，更经常来做。对于这方面我本来也有一点意见，但因为篇幅的限制，就只好略去不谈了。
　　写完了我所要说的话，我颇有些兴奋。我特别要再提一句的是整风运动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的结论给了我很大的教育。这是我到延安来后对我最有改造意义的教育。许多糊涂观念，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我都比过去认识得清楚了，因而更增加了我做工作的信心与热忱。然而我又有一种感想，也可以说是一种希望，就是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文艺上的热烈的运动，一个承前启后的运动，使文学艺术开始有一个新的气象，而目前我感到还是冷落一些，沉寂一些。有许多事情我们都需要作起来，而这些事情，不管学校的文化教育也好，社会的文化教育也好，都需要所有文艺界的同志紧紧团结在为工农兵这个目的之下一起来做。
　　(选自1942年10月16日、17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