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跟随贺龙到前方去
　　1938年的初冬，我们离开了延安，跟随贺龙同志到前方去。
　　我们是一群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是经过半年学习后到前方实习的，准备在前方实习半年后回校，再学半年后正式毕业。这是一种适应抗战需要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式的学制。我们中有学戏剧的、美术的、音乐的，但数量最多的是学文学的。我们这支文艺队伍的领队人，就是文学系教员沙汀和何其芳。
　　同学们对沙汀、何其芳都十分敬重，因为他们两人已是很有成就的作家了。沙汀擅长刻划人物，个个生动传神，是国内小说界公认的第一流的“雕刻家”。何其芳是诗人，也是第一流的散文家，他的《画梦录》是得了《大公报》文艺奖金的。缺点是他的散文过于朦胧，凡是读过的人都说看不懂，宛如读“天书”一般；但是，人人又都赞美他的散文词藻秀丽，意境飘逸，达到了国内无与伦比的地步。
　　据说，当周扬向贺龙介绍沙汀、何其芳的专长和特点后，贺龙捻着胡子笑道：“鬼儿子，两个宝，我都要!”
　　由此我想，贺龙喜欢我们的老师，他也一定会喜欢我们的。
　　二、雪
　　陕北的气候说变就变，刚交11月，一阵寒风，就飘起大雪来了。但也奇怪，正当它没头盖脑大落大飘的时候，又突然停止了。第二天，雪后放晴，天空显得特别湛蓝透亮。我们的队伍在贺龙同志带领下出发了。
　　我们没有想到，那时延安仅有的两辆大卡车，都给了我们。一辆载着我们鲁艺的这群学生，另一辆载着贺龙和他的随行人员。用汽车载学生上前方，这在延安是没有先例的，可能是因为有沙汀、何其芳的缘故。
　　因为是雪后，山路不好走，第一天我们的汽车只开到青化砭就过夜了。青化砭是深山中的一个小镇，不过10几户人家。因为这里有兵站，一切吃住都由兵站安排，我们到站后什么都不用管，铺好行李，便到街上蹓跶。贺龙从后面赶了上来。
　　“喂，艺术家们!”贺龙用他那敞亮的大嗓子叫道，“我带了你们一天队，可我还不认识大家哩，让我们互相介绍一下好吗?”他首先自我介绍说：“我叫贺龙，有人叫我贺胡子，也要得。”
　　“贺师长，我早认得。”一个同学说。“我也认得。”一个长着一副娃娃脸的女同学跑上前去，跟贺龙握手。贺龙笑着说：“你说你认得我，我说我也认得你。”“娃娃脸”奇怪地问：“我不信，你怎么会认识我呢?”贺龙大笑说：“难道就只许你认得我，就不许我认得你吗?你若不信，我可以叫出你的名字。你叫‘小皮球’，是唱女高音的，对吧?”“小皮球”呆住了，她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才好，因为她很难想象，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怎么会知道她的诨名的呢?
　　贺龙继续说：“我是军人，但也喜欢听歌。你们鲁艺有几个女中音，几个女高音，我都清楚，我都欢迎她们到120师来，可惜你们学校不肯放。”
　　贺龙说完，就去拉沙汀的手，要沙汀一个一个把我们介绍给他。
　　“我只认识文学系的，”沙汀为难地说，“我对别系的同学认不得几个”。
　　贺龙装出很神秘的样子笑着说：“你说不出，我说得出，我来介绍。”他一把拉住一个反穿着羊毛筒的男同学问沙汀：“这个你可认得?”
　　在沙汀为难地掉头询问何其芳的时候，贺龙悄悄地问了这位同学的姓名和专业，然后大声宣布说：“他叫成荫，是学戏剧的。这可好，我们的战斗剧团多了一位演员，战士们有戏看罗。”他对成荫上下端详了一番，发现这人沉着机警，不慌不忙，看来是个肯用脑筋的人，便马上加上一句说：“我看你不仅会演戏，而且是个好导演，希望你给我们部队多导几个好戏”。
　　贺龙说完后，便朝沙汀看看，两人相视大笑。
　　沙汀，何其芳把我们所有同学向贺龙一一介绍过后，贺龙忽然拍拍何其芳的肩膀说道：“喂，诗人，我指一样事物问你，看你能不能回答?”
　　何其芳的脸一下胀红了，他有点紧张，唯恐答不出来，在几十个学生面前不好看。他一步躲到沙汀背后说：“你别考我，你考沙汀，他比我强”。
　　何其芳与沙汀同是四川人，抗战初期同在成都做救亡工作，两人的友谊很深。沙汀在战前的上海就是左翼作家，那时何其芳还在他自己描画的迷梦中踟蹰。何其芳的进步，与沙汀的帮助有一定关系，因而当他遇上困难的时候，总要求助于沙汀。
　　贺龙把他抓住说：“你想溜，这可不行，我非考你这位大诗人不可。”贺龙便指着前面一半有积雪，一半没有积雪的山头说：“为什么青化砭这里的气候这样特别，半个山头下雪，半个山头不下雪?”
　　何其芳扶了扶他那高度近视的眼镜，左思右想，答不出来。
　　贺龙看看沙汀，意思是要沙汀代何其芳回答。沙汀懂得半面积雪的道理，但他是个精明人，他不去加重何其芳的难堪，因此笑而不答。
　　贺龙就对我们说：“不是这里的气候特别，也不是雪下得不匀，问题在于向阳的山坡地温高，下的雪很快就化了；阴坡的地温、气温都低，雪就化得慢些。冬季在前方行军、作战，可以用它来辨别方向。从积雪扩大到战场上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是很重要的物象，任何时候都应细加观察。”
　　贺龙常自称是个“粗人”，其实他思考问题是十分精细的。
　　三、马
　　每天早晨临上汽车的时候，贺龙总要发一通议论，说坐车不如骑马痛快，更不如骑马自由，万一发生情况，坐汽车只能挨打，马则可攻可守，可停可溜。
　　好容易坐了3天汽车，我们来到了米脂县，汽车就到底了，非改骑马不可。贺龙好象获得了解放，跳跳蹦蹦，十分活跃，简直成了一个青年人。了解贺龙历史的人，就知道贺龙从来就是一位外貌庄重，而内心却热烈似火的人。他自己跑进马厩，挑了他喜欢的一匹，抡起马鞭，先在无定河边的滩地上跑了一圈。当他跑回来的时候，象是抽烟的人满足了烟瘾，哈哈大笑说：“还是马好，叫人舒筋活血!”
　　也还亲自从马厩里挑了两匹老实一些的马，给沙汀、何其芳骑。因为我们的老师有马骑，连带我们这些学生也受到了优待，每人都给了一匹，不过比较杂，有马、有骡，有驴。
　　贺龙给何其芳的是一匹大青马，给沙汀的是一匹小红马。何其芳看着高头大马有点害怕，对沙汀说：“老沙，你骑大青马，我骑小红马。”
　　沙汀还没有答腔，贺龙插言说：“诗人，你是头次骑马，对这些马还不了解，我告诉你，这匹大青马善良，比较好骑。那匹小红马，你别瞧它不起，它是云南红鬃烈马的后代，个儿虽小，脾气很大，怕你这个高度近视的人驾驭不了它，给老沙刚好。这马是我们在长征途中打下沾益时的战利品，在长征的一路上它建立过不少功劳。”
　　何其芳没有再说话，他牵着大青马转了几个圈子，证实那马确实和善，他便大起胆子，攀着鞍背骑了上去。谁知那马只走了几步，便不走了。好似那马已摸清了何其芳的底细，原来是一个从未骑过马的新手，又笨又重，很不愿意为他效劳。
　　何其芳坐在马背上发急，他用脚后跟猛踹马的肚子，以为它一挨踹就非往前走不可。不料那大青马越发恼火，它不前进，反而后退，一直退到了一个墙角里，以至把何其芳的大腿都撞痛了，痛得他发出“吁吁”的怪叫。
　　贺龙跑过去，把马从角落里牵出末，对何其芳说：“诗人!骑马先要抓住嚼辔。上了马，你只要把嚼辔轻轻一提，马就会乖乖地向前走。你如今是空手上马，被马一下子就看透了你是一个外行”。
　　何其芳依言抓住了嚼辔，轻轻一抖，那马果然提步向前了。可是只走了几步，那马便摇晃起来，东一倒，西一歪，看样子它是下了决心，非把何其芳摔下不可。
　　贺龙在旁边连连喊道：“把嚼辔勒紧!勒紧!”
　　何其芳不懂如何“勒紧”，他一股劲地把嚼辔提了又提，抖了又抖，双脚还不住地踹踢着马的肚皮。大青马便发起火来，它突然向前一窜，使浮坐在鞍背上的何其芳失去了平衡，全身后仰，两脚朝天，从马屁股上滚落了下来。
　　我们都跑过去扶他，问他摔痛了没有。贺龙认真地说：“摔跤哪有不痛的，但要学会骑马就不能怕摔跤。部队里有句老话，叫做‘马看骑手枪靠兵’，骑手敢于冲锋，马就能冲火海；‘老套筒’一样能消灭敌人，全看战士的基本功好坏”。
　　四、我成了“打扫战场的人”
　　我生长在江南水乡，从来没有骑过牲口，只好挑一匹小毛驴来骑。那时我不了解，小毛驴外表老实，内心里却“鬼”得厉害。我自恃人高腿长，骑只小毛驴是不成问题的，于是一跨而上，洋洋自得地走上了去佳县的山道。
　　不过，终究因为是第一次骑牲口，我的身躯的摆动不能与驴的步调相合拍，总觉得格格登登，东摇西晃，十分费劲。那毛驴儿好象也受不了我的别扭，它几次尥起蹶子，把我摔下了地。好在毛驴儿不高，摔下来也不痛。
　　被摔了几次，我就摔出了经验，我在驴背上不再挺胸凸肚，而把腰杆儿软化、随驴身的摇摆而摇摆，并把双腿夹紧。这样，它几次再想摔我，都没有再把我摔下来。
　　过不多久，我们正要穿过一个村庄，那小毛驴儿忽然灵机一动，直向一家的小门洞里钻去，我拉勒不住，上身撞上石头的拱圈，被摔了下来，而且擦破了额头。这就不得不叫我重视起这头小毛驴来，我牵着它走了很远，让它的气儿平静了下来，我才敢再骑它。
　　这一天，我有一半的路程是牵着毛驴儿走过来的，因此摸黑走到佳县兵站的时候，我成了最落后的一个。
　　贺龙大概比我早到3个小时，他骑马，速度快。他看到我们之中有不少人跌伤了手脚，就请了一个医生给大家治伤，好在都是皮伤，不甚要紧。
　　贺龙点过人数后，诙谐地指着我说：“这位大个子同志，是最后一个打扫战场的，他也平安地到达了，现在可以开晚饭了。”
　　五、夜过同蒲路
　　到晋西北一二〇师的师部后，我被分配到战斗宣传队当文化教员。我听人说，贺龙有三宝：战斗篮球队、战斗演剧队和战斗宣传队。因此，我能被分配到贺龙的一个宝队去工作，使我十分高兴。
　　战斗宣传队实际上是个娃娃歌舞队，队里除了队长、指导员、管理员和文化教员是成年人外，全部队员都是小孩子，大的十三四岁，小的只有十来岁。他们的文化很低，高的念过两三年小学，低的一字不识。
　　我在队里只教了1个月书，我们的宣传队就跟着贺龙的大部队一起向冀中出发了。
　　我们行了几天军，到要过同蒲路的那一天，队长交给我3个孩子，要我负责帮助他们。他们之中，一个10岁，一个11岁，一个12岁。我问他们是怎样到部队来的，3个孩子都说，是日寇到了他们的家乡，烧了他们的村庄，杀了他们的父母，他们成了流浪儿，被贺龙收容来的。这一听，我觉得我的肩上仿佛压上了一副重担，我有责任要把这些孩子带好，首先要把他们平安地带过同蒲路去。
　　在过同蒲铁路的前一天，我们在静乐县东边的山沟里休整了一天，作了一些必要的过路准备，如修补鞋子，补充白色毛巾(黑夜围在颈脖上当作联络记号)，准备过路的干粮等等。干粮是发给每人两斤做好的面饼；另给一只可以套在脖子上的长长的米袋，里面装着四五斤小米。这两种粮食是每个人都有的，十来岁的孩子也不例外。
　　据队长在出发前的动员会上讲，从出发地到同蒲铁路，有70多里，从下午两点开始走起，到半夜12点左右通过。过了铁路，还要走70多里，才能进入晋察冀边区的安全地带。
　　我们的队长讲完话后，贺龙同志骑马来到了我们的宣传队，他认真地检查了每个孩子的鞋袜、腰带、挂包、米袋、毛巾等等，看穿戴得是否合乎标准。他指出了一些不合格的地方，然后讲话说：“这次过封锁线，你们不用害怕，我们分3路过路，你们走在中间，两边有大部队保护你们。在敌人的每个据点和碉堡跟前，都有我们的部队埋伏着，只要他们敢动一动，我们就把他们敲掉”。
　　贺师长的这几句话，简短有力，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也给我增强了过路的信心。
　　下午两点，我们准时出发了，直到晚上7点，我们大约已走了40里路，步伐虽快，但步幅均匀，走来不觉吃力，孩子们也都能跟上。但是一到天黑以后，离远一点就看不见前面的人影，又是快近铁路，前面的队伍加快了步伐，后面就开始跑步。
　　孩子们背着背包、米袋，人小步小，要用比大人快一倍的脚步，才能跟上前面的人。我真是佩服这些“小八路”的能耐。
　　那个12岁的孩子叫罗田，他在黑暗中看见前面的人摸铁轨，他也匍匐下去抚摸了一下，然后兴奋地小声地对我说：“教员，原来火车是一根铁棍。”
　　铁轨不能称为铁棍，当然更不是火车，但此时不是讲解火车的时候，我只得对他说：“别说话，快跑步跟上!”
　　这时右前方响起了枪声。接着，由前面传下来口令：“883跑步到前面来!”
　　“883”是警卫连的代号，把他们调到前面去，可见前面发现了紧急情况。
　　所有正在过铁路的队伍都大跑起来。“883”很快赶了上来，他们象猛虎一样地穿过我们宣传队的队伍，把我们的队伍插乱，把我负责照看的3个孩子都插丢了。
　　我跑前跑后地寻找了一遍，好容易才找到1个孩子，他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名叫林小耕。我怕他再跑散了，便拉着他的手一起跑。过了铁路后，大约跑了1个小时，右侧的枪声才稍稍稀落下去。
　　我们依旧毫不停顿地跑着。我跑出了一身又一身的热汗，把里面衣裤都湿透了。一阵风来，塞北的严寒钻入肌肤，冷到叫人格格打颤。林小耕的小手捏在我的大手掌里，起初也是一阵一阵地出着热汗，后来热汗变成了冷汗，冷汗使他的小手掌变成了冰冷的疙瘩。
　　我开始感到体力不支，自然而然地放慢了脚步，并注意寻找路边有没有比较合适的石头，准备坐下去歇一歇。有一位从我旁边跑过去的同志警告我说：“喂!同志，这里还是敌人的封锁区，不能休息，快往前跑!”
　　我真不明白，我们过了铁路后已跑了两个多小时，为什么还没有跑出封锁区?还要跑，那就继续跑吧。我紧拉着林小耕的手，发现他的步子越跑越小，到后来简直是我在拖着他跑了。
　　我开始向林小耕鼓动说：“我说小耕，咱们一起鼓起最大的劲儿来跑，顶多再有一个小时，一定可以到达咱们的晋察冀根据地，那就什么也不怕了，我们可以坐下好好休息一阵。”
　　小耕听我这么一说，忽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他瞪着眼泪汪汪的眼睛对我说：“教员，我实在跑不动了。”我停了下来，蹲下去对他说：“那我们就不跑了，慢慢走可以吗?”小耕还是哭丧着脸说：“走也走不动。”
　　我只好鼓励他说：“从昨天下午开始，咱们已经走了100里，光跑步，就有40多里，这真是大大的英雄啊!你是英雄，我也是英雄，两个英雄，要把英雄的事业干到底”。这当然只是鼓励的话，光讲鼓励话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我又说：“小耕，你把米袋给我!你减轻了一点负担，就可以走了。”
　　林小耕受到了鼓励，又减轻了负担，果然迈开步子就走了，走得还蛮轻松。我拿过他的米袋，加到我的脖子上的米袋上。这一加，两只米袋压住了我的耳朵，我突然感到这两只米袋的重量，不是10斤，而是有几十斤似的。
　　我们刚走了几步，后面有一支武装队伍跑了上来，催促我们不要停留，不要慢走，要跑步前进。因为我的脖子上套了两只米袋，行动不便，便放手对小耕说：“我不拉你了，你跟着我慢慢跑吧!”
　　我们两人一起又跑了大约半个小时，仍然是在山沟里转，看不到一个村庄和一间茅屋。这时我的体力已消耗将尽，两腿发软，身体摇晃。正在这时，我一脚踢到了一块石头上，使我冲出好远，跌进了路旁的一条山沟里。
　　我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伤痛，我自觉有责任应该立即爬起来，立即跟上队伍，不能在这里掉队，成为日寇的俘虏。
　　当我跌进沟里的时候，我还听到小耕大喊了一声：“教员掉到沟里了!”我还对他说：“别叫喊!这沟不深，我自己会爬上来的，你一个人先往前跑吧。”我爬出山沟，摸上正道，没有看见小耕，我想他一定是独个儿往前跑了。我也就一个人瘸着腿一步一步地往前跑。
　　我跑了一阵，才感觉到我的身上好象少了一点什么东西，我上下一摸，才发觉我背着的两只米袋不见了。这一丢失使我顿起恐惧，因为在敌人后方，军粮跟子弹一样重要，丢失是要受军纪处分的。但我已无法找到它们。这一突然袭来的恐惧使我失去了仅剩的一点力量，使我瘫倒地上，再也站立不起来。
　　幸好这里已离杨兴镇不远，有个老乡清早起来拾粪，发现了我，把我扶到他的家里，暖和了一阵，又马上送我上路。我那时真是又饿又渴，很希望那老乡能给我一个馍和一碗水喝，谁知他什么也没有给我。当我稍稍能活动的时候，他马上催我上路，他说：“同志，这里是游击区，黄狗子(日伪军)每天一早就要来巡查，走慢了危险。”他领着我走出了杨兴镇的东街。刚出街，黄狗子就进了西街，向街里打了两枪。这两颗子弹就象追逐我似的，从我头上唿哨耐过。我拔腿就跑，也不知从哪里来了力量，一口气跑了15里路，一直跑到了我们宣传队的宿营地。
　　当我走进队部门口时，见有一个人正在院子里查点宣传队员的人数，他就是贺龙，贺龙高兴地笑着说：“不错，不错，一个也没有丢失，真是我们‘老八路’的好后代”。
　　他看见我一瘸一拐地走进院子，拍着手掌大叫道：“哟!又是你，最后一个‘打扫战场的’回来了”。
　　“报告!”我以站立不正的姿态向他敬礼说：“我丢失了两只米袋，要求组织上给我处分。”
　　贺龙向我挥手致意说：“刚才有个小‘小鬼’向我报告，说你一路上很负责地照看了他，才使他顺利地通过了封锁线。你有功，就将功折罪了吧”。
　　六、当了33天记者
　　过了同蒲铁路，我们在五台山下的阎家村休息了几天，适逢1939年元旦，孩子们给群众唱歌跳舞，中午吃肉会餐，过得很热闹。
　　在阎家村休息的最后一天，我得到了新的任务，师政治部要我去当《行军快报》的记者。这事正巧，落实了周扬同志对我的评论。
　　我到《行军快报》工作以后，才知道这是一个十分难干的工作，我既要采写，又要编稿，还要刻蜡版和印刷，经常忙得没有时间睡觉。我只能在行军中休息，那就是边走边睡——脑子在休息，而双腿还在走着。这种奇特的休息方式，不到前方的人，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有一天，我在行军中睡着了，前面的牲口暂停了一下，我依然闭着眼睛往前走，撞到了一匹骡马身上。那匹骡马受了惊，尥起后蹄就给了我一蹶子。幸好踢偏了，只踢破了我肩头的一层皮。它把我的瞌睡吓醒了。
　　几天以后，我们通过了平汉铁路，到了东进的目的地冀中军区。
　　由于是贺龙率领几千人的大部队通过平汉铁路，第二天就被平津的敌伪军所侦知，他们从早到晚都派出飞机，在我们的活动地区上空打转。就这样，我们在白天根本无法活动，只好隐蔽睡觉，把部队的运动改在晚上。《行军快报》也就不能出版了。不久，师政治部正式通知我，把我编到沙汀、何其芳的一个小组，主要任务是随军实习，收集材料，准备进行文艺创作。前后算起来，我在《行军快报》只待了33天，出了五六期油印的快报。在沙、何小组里，有我鲁艺文学系的同班同学艾提、浪淘(曾扬清)、张非垢、岳瑟、莫耶和黄慕海(吴微)等。
　　七、酒
　　我离开了《快报》，又回到沙汀、何其芳等的小组里，这就更加增加了这个小组的知识分子成堆的书生气。这一堆人聚到一起，有说有笑，不仅减轻了行军的疲劳，还增加了行军的乐趣。
　　有一天夜晚，当大家走得疲惫不堪的时候，沙汀忽然建议说：“等咱们发了津贴，打一壶酒带上，谁瞌睡就喝一口，一定再不会这么累。”何其芳首先赞成沙汀的建议，其实他那时还不大会喝酒。
　　过了几天，每人一月一元的津贴发下来了，我们每人各自扣下5毛钱零用，交出5毛钱作为集体打酒的投资。那时白酒才1毛多钱1斤，牛羊猪肉的杂碎也是1毛钱1斤，有了这笔资金，很可以喝几次的。开始时是轮流打酒轮流背，谁想喝时就向他要。执行的结果很不理想，总是背的人偷偷地喝得多，等到有人想到要喝一口酒冲冲瞌睡时，那酒壶已经空了。于是便改成临时打酒轮流喝，一轮到底，喝光为止。
　　有一天，我们夜行军到安平县的子文镇。这是一个大镇，因已夜深，店铺都已关门，只有街梢的一家小店，从里面还透出一线红光来。艾提走过去轻轻一敲，小门就打开了。店主是个老人，很和气地说：“烟有，酒也有。”
　　这时是3月初旬，在冀中平原上还很冷，每人的眉毛、胡子上都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霜。部队穿过子文镇是为了来找向导的，向导一时难找，大部队便靠着街边临时休息。沙汀是个瘦子，最怕冷，他下了马，一边跺脚，一边哈手，一股劲地叫着：“冷啊!冷啊：”可是当他一听说小店里有酒卖时，马上兴奋起来，用浓重的四川腔对何其芳说：“老何哎，快拿缸子罗，有救(酒)罗!”
　　“救啥子么?”何其芳的近视很深，他看不见小店里的灯光，因而莫名其妙地问。
　　“我说你哟，”沙汀急不可耐地埋怨何其芳说，“你的眼睛近视，你的鼻子作啥子去罗?”
　　提到鼻子，何其芳醒悟了，马上从肩上卸下背包，从包里拿出一只大缸子来。这只洋磁缸子是特大号的，真是个宝，可以用它洗脸，还可以用它擦澡，用它打酒，至少可以装上5斤。这只特大号洋磁缸子还是瑞典国的产品。据何其芳自己说，是他在战前得了《画梦录》的奖金后买作纪念的。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只做梦得来的缸子，竟然会到抗日战场上来大派用场。
　　我们出于对老师的尊敬，跑腿，打酒等杂务事儿一向都是由我们几个同学包揽的，这次正好轮到我和艾提。
　　我用那大缸子打了两斤酒回来，沙汀早就远远地伸着手在等着了。艾提叹着气对沙汀说：“可惜没有下酒的菜。”“要啥子菜哟，白酒白吃更有劲罗。”他接过缸子就喝，咕嘟咕嘟地就象喝开水一样。
　　何其芳急了，在一边囔囔道：“老沙哎，我说你该积点酒德罗，也该留点给别人尝尝酒味唦!”沙汀不理他，直到他喝足了，过了瘾，才一抹嘴巴，把缸子递给何其芳说：“现在要看你的洒德罗”。
　　何其芳原来是不大会喝酒的，但在我们实行集资喝酒以后，他也怕少喝了吃亏，那酒量便越喝越大。他从沙汀手里接过酒缸后，便把眼镜和脑袋一起钻进了缸子里。
　　“老何，”沙汀乘机反击道，“看你的酒德多好哟，钻了进去就不想出来罗。”
　　八、突围
　　武强县的河北省中部，抗日战争时期归晋察冀边区的冀中军区管辖。过了武强往南，那就属于冀鲁豫边区的冀南军区了。因此，武强是敌人分割我两个边区的一个重要据点，过去我们一直不到它的附近去活动。
　　贺龙同志到了冀中后，平津敌人惊恐异常，曾调了越来越多的日伪军来对付我们，使我们天天作战，日日转移，四个月内进行了大小近百次战斗。其中比较重大的战斗，有2月的河间县城西曹家庄战斗，歼敌450多人；3月初的河间西黑马张战斗，歼敌200多人；3月下旬连续多天的反扫荡战斗，歼敌1000多人；4月下旬的齐会战斗，歼敌700多人。
　　日寇吃了亏，便更加疯狂，从5月开始，他们从平、津、保、沧等处抽调力量，分兵合击，向我冀中进攻，迫使贺龙同志不得不离开冀中腹地，向献县、武强、深县一带边沿地区转移。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贺龙同志领着我们悄悄地钻出了敌人的合击圈，向南疾走，直走到离武强县城不远的地方。这一夜我们一口气走了10个小时，没有歇过一次，是我们进入冀中后从来没有过的。
　　到天将微明的时候，我们总算在一条河滩上停顿了一下。由于过度的困乏，许多同志一停步就睡着了。我怕睡着了难醒，便再一次拿起我的水壶。我轻轻地摇了它两下，听到里面发出“晃荡”的声音。这种“晃荡”声有十分奇妙的力量，它能使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把瞌睡赶掉了一半。奥妙就在于这个壶里晃荡的不是水，而是酒。原先我们和沙汀、何其芳两位老师是“合资”喝酒的，后来因为有人常下连队，人数难于凑齐，便改成了“各自为政”的政策，我也就把水壶改成了酒壶。由于实在困乏，我在不知不觉间竟把壶里的剩酒全部喝光了，只剩下一个轻飘飘的空壶。
　　从河滩上继续前进，大家都在盼望赶快进入村庄，准备宿营，因为“夜行晓宿”已成了我们到冀中后牢不可破的习惯。
　　谁知这次大大的不然，我们的队长站在一条十字路口，面带紧张的神情对我们说：“前面发现敌人，大家一不要声张，二不要慌乱，紧跟队伍向前跑!”
　　我们跑上了河岸，才发现在薄雾蒙蒙的河对岸，有一大队敌人也在跑步，他们好象是要往前去寻觅渡口，以便渡过河来截击我们……
　　我们在贺龙同志亲自率领下，迅速掉过头来，向敌人的相反方向跑去。
　　我们是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就象一条龙那样，在薄雾中一忽儿向东，一忽儿向西，与敌人展开了捉迷藏式的大赛跑。这条龙的龙头，就是贺龙。
　　武强北面本是一片开阔的大平原，村庄很密，交通方便，后来因为要阻挠侵占武强的敌人出来骚扰，把所有的道路都破坏了，使日寇的机械化部队寸步难行，当然也给我们自己的运动增加了困难。不过两相比较，还是对我们有利一些。
　　这一天，敌人是下了决心要捕捉到贺龙的，他们用了四路兵力，分进合击，结果却扑了一个空，被贺龙这条善于钻缝过隙的神龙钻了出来。
　　我们虽然钻出来了，但军需物资也丢了不少。我个人也有重大损失，那就是把那只盛酒的水壶丢了。
　　九、甘泗淇对我的贬褒
　　贺龙在冀中转圈打仗，打了7个月，大小打了100多仗，总共毙伤俘敌人4900多人。由于有吕正操将军的配合作战，有冀中人民的全力支持，贺龙的部队越打越勇，越打越强，越打越大。贺龙刚到冀中时是6000人马，打了7个月，超过了21000人，真是人强马壮，气吞山河。
　　我们在部队的实习期到5月份就满了，大家准备回延安鲁艺进行后期的学习。
　　有一天，正是7月盛夏，青纱帐逐渐长高成林的时候，我们辗转到了滹沱河边，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找我去谈话，他笑嘻嘻地迎接我说：“你来了，咱俩只见过面，还没有正式交谈过。今天咱俩好好谈一谈”。
　　我说：“我也这样想，哪能在部队里待了七八个月，不跟首长好好谈一谈呢。”
　　甘泗淇道：“无巧不成书，咱俩竟然想到一块了。”他接着就说：“我请你来，不为别的，是要跟你商量一件事，希望能得到你的支持。”
　　他这么客气地待我，要跟我商量问题，还希望得到我的支持，真使我有点紧张了起来；因为我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并没有什么值得他跟我商量的地位和价值。我没有进过大学，连高中也没有读过，只在无锡一家制丝养成所办的练习班里学了两年养蚕缫丝的技术。所以我只能朝甘泗淇看看，看他要说些什么，我则难以发言。
　　甘泗淇接着说：“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你来到我们部队后，表现很好，很能吃苦耐劳，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现在你们实习期满，大部分同志都要回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我们部队又很需要有文化的人，因而就想个别跟你谈谈，希望你能留下。”
　　甘泗淇的几句话，竟象向我头上打了一个晴天霹雳，打得我半身冰凉。我主要是舍不得我在鲁艺文学系还有一年的学习。我的父亲是个小学教员，我8岁时他死了，死后家境贫困，全靠母亲一人在纱厂里当女工养活我们一家，因而在我读了4年初小以后，母亲就跟一位木匠师傅商量，请他收我做个小徒弟。正当我收拾行李，要去师傅处的时候，我的叔父尤冠群(尤家坦小学校长)对我母亲说：“阿嫂，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就是当了裤子，也应该让孩子读到中学，让他有点知识，才能干什么都能上手；现在就去当学徒，永远是个粗工”。我母亲听了叔父的话，借了钱把我送进了寄宿的东林小学，后来还进了县立无锡初级中学。在初中读了3年，我看到母亲实在负担不起我读书的费用，便偷偷地去考取了那家丝厂的练习班，因为那里不仅有书读，还不要学费，不要膳费，不要宿费，每月还可得到两元钱零用。抗战爆发后，我流亡到了武汉，认识了作家舒群，承他热情帮助，把我介绍给了在延安鲁艺担任文学系主任的周扬同志，我才好容易地得到了这个学习机会。所以当甘泗淇要中断我这个学习机会时，我真是慌得手足无措。我僵立在他的面前足足有3分钟之久，开不得口。
　　甘泗淇转为严肃的语气说。“部队是一个锻炼人的地方，有写不完的材料，你如果真想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还是留下来好。”我依然不语不言，因为他不了解我，我无法跟他谈心。
　　甘泗淇见我不说话，又见我面部是极不高兴的表情，所以知道我不愿意留下，便稍带谴责的口气说：“一个人的价值，是要看他对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事业作出多大贡献来判断的，现在前方在浴血抗战，革命青年正应该拚战疆场，马革裹尸，视死如归才对，你怎么可以脱离战场呢?”
　　他逼得我不能不说话了，我说：“甘主任，我知道前方需要人，我也知道我对抗日战争负有一份责任，我决不逃避这份责任，但是现在，我在文学系只学了一半，这学校是党中央办的，它分两期来办是有道理的，你应该让我回去读完剩下的一半。一年以后，如果你们还需要我，我一定回来，这就算是咱俩的君子之约好吗?”
　　甘泗淇在房子里来回地走了几趟，见说不动我，便长长地叹一口气说：“我做了一辈子政治工作，满以为一定可以说服你的，谁知你也不肯留下，可见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十分复杂的，复杂到难于捉摸的程度。”
　　我看到他松了口气，便说：“甘主任，你宽宏大度地让我们回去，使我们永远保留着对贺师长、对你、对120师的良好回忆。将来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谈话结束后，我正要走，他把我叫住，说：“还有一件事，我要跟你说一下，因为你的为人，我认为还是蛮正直的。有一个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来的联络参谋，跟我们一起来到冀中，我们天天打仗，他是见到的，可他回到重庆后，居然大放厥词，说贺龙率部进入冀中后，游而不击，与华北敌寇相安无事云云，完全是造谣污蔑，破坏抗战。你到延安后，如有可能，写点敌后战场见闻之类的东西，驳斥他一番，也算是你对敌后军民的一种极好的支持。”
　　我愤慨地说：“这人我见过，真是太无耻了，我会写点东西驳斥他的。”
　　十、尾声
　　我们于1939年中秋回到延安。不久，鲁艺就从延安北门搬到了桥儿沟。我们文学系第一期的一部分同学，与第二期同学一并上课，在桥儿沟那个幽静的环境里又读了一年。
　　鲁艺搬到桥儿沟后，周扬同志担任了鲁艺院长，何其芳升为文学系主任，沙汀、茅盾、周立波、舒群、荒煤、严文井等是我们文学系的教员。沙汀写了《贺龙印象记》一书，在重庆出版，给了那位造谣污蔑的联络参谋以粉碎性的打击。我运用那夜牵着小宣传队员越过同蒲铁路的经历，写了一首300多行的长诗，名叫《英雄曲》，获得了1941年延安鲁迅青年文学奖的二等奖。此诗后来由舒群把它介绍给了叶以群，发表在重庆出版的《文艺月报》上，一时曾震动了大后方的诗坛，有许多人对它发表了赞扬的评论。
　　正当我意气风发，在写作第二首长诗《禹门渡》的时候，康生发动了“抢救运动”，使我蒙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这个天大的打击，曾使我痛不欲生，万念俱灰，一气之下，烧毁了《禹门渡》的初稿，并发誓从此再不与文艺界相接触。1944年冬，在鲁艺政治部主任宋侃夫同志代表院党委恢复了我的名誉之后，我当面向周扬同志提出请求，愿意转到自然科学院的机械工程系学习。在得到他的允准后，我考取了该校，并一直读到日本投降。
　　回想我在鲁艺6年，曾受到了很好的艺术教育，特别是随贺龙同志去敌后辗转战斗的7个月，对我是极大的锻炼，到如今我还感到那段灼热岁月仍在给我以温暖和鼓舞。至于后来我在文艺创作上一无所成，虽与康生的“抢救”运动有关，但主要还在于我的专业意志不专，个人受不起丝毫打击，这是很对不起我的母校的。
　　1939年12月初稿
　　1987年12月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