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和鲁艺有缘。
　　我1939年到山西八路军总部学兵队学习。1938年3月到延安。这时，我刚18岁。由于我酷爱文学写作，听说延安成立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便离开八路军随营学校到鲁艺去报考。我的姐夫向隅正好在鲁艺音乐系当教员(他是第一个带着小提琴到延安参加革命的人)，我向他打听。他说鲁艺刚刚成立，只有戏剧系，美术系、音乐系，还没有文学系。要明年才成立文学系。你要不要先进来，到时再转到文学系去。我想他的话不错，便问：“那你看我先进哪个系?”他大概看我在长沙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时，唱救亡歌曲嗓音粗低，又宏亮。便说：“你考音乐系吧!”说着，他便把我领到鲁艺音乐系主任吕骥同志的窑洞里。作了一番介绍，吕骥同志见我说湖南话，便说：“我也是长沙人。我考考你吧!”我生平最怕考试，现在又是考我一窍不通的音乐。我不识豆芽菜，又不识简谱，是个地道的音盲。我的心跳得厉害。他却随随便便坐在我面前，说：“你先唱个三拍子的歌，自己唱自己指挥打拍子。”我便站起来唱了一个救亡歌曲，边唱边指挥。好象他没让我唱完，便笑着说：“你的嗓音不错，是个好Bass。”接着，吕骥同志就很坦率地说：“我看，你就不要进音乐系。等有了文学系，你再来考文学系吧。”说着，他就和向隅谈他们的事去了。我只对吕骥和向隅说：“你们什么时候成立文学系，要马上告诉我们啊!”
　　我第二次报考延安鲁艺。已是1939年的二、三月。那会儿我在抗大、陕公学习毕业，被派到延安地区人民政府工作。由于我的一再请求，组织上经过再三说服无效，终于派我到鲁艺文学系去学习。这种由组织上派送，就不用什么考试。当时文学系主任是刚从苏联回来的著名诗人肖三同志。文学系的同学也不多。同期的有黄钢、洪流、司仃、林蓝等十多个人。当时好象编了一个墙报。是我们发表习作的园地。当时参加了延安许多次诗歌朗诵活动。天蓝同志的一首《队长骑马去了》长叙事诗，是描写抗日游击战争的，受到大家的欢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光未然同志的《黄河颂》(即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大礼堂朗颂时，我也是在鲁艺读书时去参加听的。这时期，鲁艺还在延安北门外的窑洞里，文学系还不太正规，主要靠自学；生活也很艰苦。春三月下大雨，山路滑，在山上用水十分困难，轮流值日，下山打水的都是男生。水挑上来，由肖三同志亲自给学生用洋瓷缸分水。两三个人共一盆水洗脸，挤在一起嘻嘻哈哈。精神上无拘无束，十分快乐。刚从苏联回来，学过舞蹈的徐一新同志，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他每天带着全院学生上早操，还领着队伍上山开荒。使我们的紧张艰苦的生活，增添了活力。但学校的伙食太差，由于陕北贫困，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包围。每天三餐是粗糙的小米和水煮洋芋片，上面没有一点油花，日子久了实在叫人吃不下去。有一次我饿慌了。走进伙房，看见有一个油缸，知道是炒菜用的。趁无人之际，便偷偷用小勺子舀了两勺浇在热饭上。谁知一吃到嘴里，又苦又涩。可见我当时多么缺乏生活知识，这种没有熬熟的小篦麻子油，是吃不得的。生活这么苦，便常常找熟人，同乡请客，到延安唯一的饭馆——机关合作社去打一次牙祭。有一次星期六晚上，我们同系有两位同学，都是湖南老乡，在山坡下石头边，睡倒在地上，我走过去一看，这两位竟是酒气熏天。出了什么事?打听了两天，他俩才吞吞吐吐地透露，是为了女朋友的事。看来，在延安充满战争气氛的紧张生活，并不单一，而是十分多样。
　　二
　　我们文学系慢慢走上正轨，是从延安北门外搬到离延安10里路的桥儿沟以后的事。我们文学系和美术系住在一排高大的石砖窑里，就在大教堂的后面。比北门外的土窑好多了。这时文学系的老师，除原来的严文井同志，又增添了从前方回来的沙汀、何其芳两位老师。好象何其芳同志多管一些系里的事。譬如我和贾芝，葛洛负责编的墙报《路》，上面的稿子，他都亲自看。我们学员写的稿件、习作，也是他拿去一一批改，提意见。我有一篇习作《牛车上》，是不到3000字的散文，他看了以后，为了鼓励我，由他亲自推荐到大后方重庆的《民国日报》上发表。这是我的第一篇处女作。他这种培育文学青年的精神，一直鞭策着我，也是我现在乐意和青年朋友交往的原因。到1952年，我在上海市文联创联部工作，章靳以同志是创联部主任，夏衍同志要我协助他当副主任，一起共事时，我讲到11年前何其芳同志帮我给《民国日报》转稿的事。他记忆真好，还说把登出的报纸也寄给延安了。他说他当时是副刊的主编。何其芳从延安转给他的稿子不多，后来由于封锁，稿件就收不到了。随后文学系又增加了沙汀、周立波和陈荒煤三位老师，他们给我们讲名著研究，特别讲解鲁迅先生的短篇和外国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对我的帮助与印象最深。我们这期同学有贾芝、葛洛、张沛、李清泉、叶克、陆地、尤琪、岳瑟、浪淘。其中除叶克已去世外，其余均健在。十分难得的是，绝大部分现仍坚持在文学岗位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应该归功于延安鲁艺的领导与老师们，这是他们辛勤培育的成果。而我也完全是靠在鲁艺一年半的时间中，看了一些书，和接受了老师们的教导，才打下了走上文学道路的基础。因此，延安鲁艺不仅是我的母校，也是我从事文学事业的起跑点。在我的人生中占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出，我是在鲁艺找到了终生伴侣。我的爱人王文秋是鲁艺美术系学生。她和我住一排窑洞，那时她刚从120师前方回到桥儿沟，我们朝夕相处，建立了感情，于1940年结婚时，我已离开鲁艺去边区政府工作，组织上发给我30元的结婚费，我什么也没买，却在桥儿沟机关合作社订了一桌酒席，请鲁艺的老师周扬、张庚、荒煤、何其芳、严文井、王曼硕、吕骥、向隅、唐荣枚吃一餐喜酒。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仪式与表示。后来，文秋留在美术系学习，我们的第一个小孩戈茜，也是在鲁艺出生的。当时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虽然学校领导和同学们给了最大的帮助，但戈茜长到一岁半，终于患急性肠炎无救死去。这是我受到的最大打击。当时我抱着用小棉被裹着的心爱的女儿尸体，亲自去掩埋时，天色已经昏暗，我在野地上都差一点昏倒了。
　　大概是1943年，文秋从鲁艺毕业，分配到延安完小工作。我再没有去过桥儿沟。在通过飞机场往桥儿沟的小路上，过去日日夜夜曾经留下过我无数的足迹。现在，小路上没有我的身影了。但这条沿河的荒凉的小路，却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中，埋藏在我不灭的记忆里。
　　1988年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