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艺，这座中国独特的革命大学，曾为抗战培养了不少文学艺术干部，也为建设社会主义准备了不少宝贵的文化骨干力量。可惜我们住过的那些窑洞早已坍没了，但桥儿沟的生活，在我的脑海里却永远那样鲜亮，那样美好。尤其想起哺育我的五、六两期文学系，总感到浑身增添了力量，那些激人奋进的学习、劳动生活，那些纯洁净化了的同志友谊，最后开赴前方时那些激动人心的情景，又重新涌现在眼前。
　　一
　　我进鲁艺文学系是经历了一番曲折的。我原是从天津沦陷区出来的一个爱好文学的流亡青年。还在奔赴延安之前，就听地下党的同志讲过鲁艺的革命生活，又从地下刊物看到茅盾在鲁艺讲学的详细报道，我的心早已飞向延安，对鲁艺文学系充满了炽热的向往。1943年我们辗转通过日寇把守的津浦、德石、正太、同蒲四条铁路，突破阎锡山、胡宗南两道封锁线，虽经千难万险，我都矢志不移。可是来到延安，却赶上“抢救”，被分配去行政学院，这一下，我要求去鲁艺的愿望全部破灭了。然而，天无绝人之路，1944年5月延大开学，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延大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学，要重新教育，重新学习，这意味着审干结束，新时期开始了。接着周扬同志到行政学院来开会，并宣布为鲁艺招生，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立即报了名。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他出了一篇论文题为《文学的作用》，我当场就作了答卷，又怀着很大激情，按照他出的叙述文题《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写了我由津赴延的亲身经历，又经他当面口试，我终于被录取了。
　　五期文学系当时住在东山。我去时，系主任何其芳刚被周恩来同志派到重庆去向大后方文艺工作者传达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教员有严文井、周立波、陈荒煤、天兰以及王季愚等研究员。后来搬到前边石窑洞来时，系主任是舒群，还有大批教员，都是早有成就的，大部分在30年代已是知名作家，他们的许多作品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瑰宝，但是和我们朝夕相处，同住同劳动，却是那么平易近人，可亲可敬。
　　那时，除了有几个同志下乡去采风外，留在东山的学员有洪禹、马沛文、思基、冷冰、柳波、戈壁舟、李南力、陈祖武、王燎荧、黎风、刘学基、苗延秀、詹光和陈波儿的弟弟陈国华，还有潘之汀担任我们的读报员，女同胞则有牟决鸣、赵路、罗真理、叶茵、张凛。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生活习惯不同，性格爱好也各异。我记得，李南力、陈祖武请我吃过他们打的野兔子，而一个广西同志给我吃过蛇汤，当然是吃过以后才告诉我的。后来从太行来了孟奚，这位眼镜先生老是夸太行的柿子怎么好吃，还特别爱和张凛、小罗开玩笑，可是我发现最后吃亏的却老是他自己。我来到他们中间成天价无拘无束，后来又从大后方来了更年轻的李冰、杨荦，我们三个一边纺线，一边唱郿鄠，很快就成了班上的活跃分子。
　　当时正处在文艺座谈会之后，一个欣欣向荣的新时期开始了。戏音系大批人员到绥德下乡演出，深入生活搜集创作素材，他们最突出的成果就是创作了歌剧《惯匪周子山》，由王大化扮演马红志，张平扮演周子山，还有于兰、林农、刘炽、陈克、王岚等参加演出，轰动了整个延安。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新型的歌剧，那些革命农民的形象深深地教育了我，感染了我。在这同时，文学系的同志在采风中搜集了大批信天游、兰花花等民歌，我也参加了抄录整理和继续采集的工作。有的同志被调去报道边区文教大会，马沛文等被调到《解放日报》去工作。我们在系里的学员组织了两次写作实习，把大食堂的炊事员老张请到东山上来，他衔着烟袋，给我们讲长征中的生动事迹。他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受尽苦难的四川农民，当红军打到他的家乡时，他参加了红军，打仗很勇敢，现在是大食堂的模范。帮厨时，他曾把着手教过我怎样烧灶火，文学系的很多同志跟他学过烧火、剁菜。我们就结合这些材料从不同的侧面写成了多篇特写。现在想起来，这也是文艺座谈会后写工农兵的一个实践吧。
　　说到生产劳动，我的纺线技巧自然是数不着的。但事有凑巧，后来卷棉卷需要一个男劳力，女同胞们都推我去干，想不到我越卷越熟练，后来被公认为卷卷“能手”，真是不胜荣幸之至。文学系还糊过火柴盒，糊好由我担送到离城20多里的火柴厂去。这次可遭了罪，论分量并不算重，主要由于我个子小，一路上只能挺直着腰杆，不能打弯，山路又坑坑洼洼，不知流了多少汗。这趟公差却是我自告奋勇要去的，因为我在天津一家火柴厂干过一年，并以火柴工人的生活为素材写过几个短篇。所以，那次我来到盒料机、蘸磷机前操作起来，很快就和工人们交上了朋友，而且大大地激发了我写作的激情。就是从那里回来，我写了《夜毁天津电灯房》和《鱼儿得水》两个短篇，后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也在这段期间，还抬过牟决鸣去柳林店和平医院。那天天刚亮，就听王季愚大嗓门到处喊人，我一出窑洞就拉住我说，牟决鸣昏过去了，可能难产，要赶快送医院，当时何其芳远在重庆，是王季愚和几个女同志张罗着把她弄上担架的。到了医院准备输血时，别人的血型不对，就抽了我200CC血，还送了我几个鸡蛋，我就是从那次才知道自己的血型是O型的。后来她平安地生下了一个男孩子，就是何凯歌。连同王季愚的立平、立凡，这些可爱的孩子都是在文学系的革命大家庭里长大的。
　　二
　　1944年6月，舒群同志来系任系主任，7月开学。从此，文学系就进入了最后的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期。
　　历史赋予这期文学系的任务，是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为大反攻和解放全中国准备干部。为了适应这个任务，文学专业课程比以前集中，教员的阵容比以前扩大了，除了原来的同志，又增加了肖军、艾青、欧阳凡海和从晋察冀回来的邵子南、孙犁等。他们带来了深入生活创作实践的经验和许多新的见解。学员也注入了大量新鲜血液，有来自晋察冀、太行的，有来自国统区、敌占区的，有前几届的老学员，而最大的不同则是增加了一批陕北新学员和延中学生，给文学系带来了空前活跃的气氛。
　　为了给大批新学员准备过冬物资，延大开学后不久，统一组织了一支烧炭队，由教育科长张兴带队，到杜甫川去烧炭。鲁艺各系都抽调了人，文学系有苗延秀、张兆虎和我，我们几个人就在那次烧炭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成天光着膀子，抡着斧头，钻在原始的黑梢林里伐树，衣服都撕破了。为了躲避倒木，彼此拉开一定距离，用唱和信天游保持着相互的联系，就象《诗经·伐檀》里我们的老祖先那样。有一次，美术系的苏晖砍了自己的脚踝骨，血流一地，正是听不到他的声音了，才被我发现的，我们把他抬到延安医院才脱离了危险，烧炭最要紧的是看火候，所以每到出窑时，都是张兴和陕北的同志光着身子钻进窑口去，往外递炭条，我们倒手传。每个人都是从头到脚一身黑，就连晚上擦身的水也是一盆黑水。那次共烧了11万斤木炭。当我们用驮骡运回桥儿沟时，受到了生产合作社的表扬，还给了我们一些工钱。我和苗延秀高高兴兴地跑到书店去，我买了一本《哈姆雷特》，老苗买了一本俄语读本，算是我们得到的最高的奖赏了。
　　后来因为缺床板木料，院部又组织了一次上山伐树锯木板，文学系派我和上届的冷冰、戈壁舟、思基、柳波、李南力、孙邦达这些强劳力去，我们在劳山搞了一个月。几乎每天晚上农场工人李敬喜都给我们唱道情，我吹箫伴奏，他还给我们讲过刘志丹东征的故事，那些密密麻麻的记录至今还保存在我的一本马兰纸本子上。
　　11月间，正当我们展开学习的时候，王震将军率359旅主力奉命组成南下远征队，挺进湘鄂赣粤区，文学系的周立波、陈祖武、王燎荧和鲁艺的另外几个同志随军工作。当359旅开过桥儿沟时，大家站在沟口送他们。我忘不了和老陈、老王在东山住一个窑洞，还在一起吃野兔肉的那些日子，对他们依依不舍。最后，他们终于挣脱鲁艺同志们的手，走进了大军的行列。我万万设想到，那次竟成了与老陈的诀别，后来听到他在南下转战中牺牲的消息，我十分悲痛。
　　我不能忘记，从1945年开春以后，文学系加紧了文学专业学习。在石窑洞前那座大棚子里，我们听过萧军讲《<八月的乡村>创作谈》，何其芳讲《大后方的文化运动》，公木讲《民间文学论纲》，邵子南讲《<李勇大摆地雷阵>是怎么写出来的》，孙犁关于《<红楼梦>讨论的发言》，舒非讲《边区秧歌运动》。在大课方面，我们听了几次冀中代表关于游击战争和扩大根据地的报告，十分生动。差不多每个月都请《解放日报》的吴冷西来讲一次欧洲战场的形势。全院的学员围坐在戏音系排戏广场上，好几次都是我去作记录，所以听得特别认真。还请胡绩伟讲过《边区<群众报>的办报经验》，陈企霞讲过《<解放日报>的副刊》。他们这些报告给我后来从事新闻工作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文学教学中，公木的满怀诗情以及他的长诗《鸟枪的故事》，邵子南的坚持民族形式的热情和追求，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除了听课，还组织了学员创作实习，由邵子南、孙犁、孔厥等分别进行辅导，并分组讨论作品。
　　尤其令我难忘的，是舒群对我们的严格要求。在每次晚点名时，他都展望形势，要求大家加紧刻苦学习，一旦发观有的同志学习松懈，生活散漫，就毫不容情地进行批评。他经常强调文学技巧和群众语言的积累，同时要求我们多从中国和世界名著中吸收营养。那个期间，全系都读了《红楼梦》和宋人无名氏《碾玉观音》，并作了详细笔记。我如饥似渴地从图书馆借读了《虎皮武士》、《沙逊的大卫》、《瑟德堡的故事》、《愤怒的葡萄》、《饥民们的橡树》等上百部名著，所以和李石涵也成了莫逆之交。
　　现在想起来，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鲁艺和文学系给了我那么多教育和创作实践的机会，而我后来却成了一名新闻工作者(在以后的发展中，有很多鲁艺文学系的同志成了新闻工作者)，正说明文学与新闻工作是息息相通的，而鲁艺给它输送了人才。
　　三
　　1945年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战胜利这个伟大时刻到来了，延安举城狂欢!在桥儿沟，用草帘子点燃的火炬是队美术系烧起来的，接着文学系也烧起来了，戏音系也烧起来了。在一片震撼山谷的欢呼声中，火光烛天，照彻了整个山沟。
　　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向东北、华北进军的命令。鲁艺师生纷纷接受任务，开赴前线，文学系除少数同志留延外，大部分都参加了东北、华北两个文艺工作团。东北团的团长是东北老作家舒群，文学系的团员有严文井、公木、天兰、鲁果、雷汀，孙邦达、黄仁、肖彦、张邦来、续磊、陶萍和我。文抗的雷加、谢挺宇、高阳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一天，正当我们准备行装时，有一个电影团的同志背着照相机，到文学系来找人，恰巧被张兆虎发现了，他大叫一声：“来照相了，大家快出来呀!”把全系师生60几个人都叫到山坡前边来。就这样，拍下了最后一期文学系出发前的那张历史性的照片。几天后，陈荒煤首先带领葛洛、胡征、计桂森等同志出发，去太岳区了。
　　我永远不能忘记，一向关怀鲁艺的周恩来同志去重庆谈判前，在欢送我们去东北的会上发表了讲话，号召大家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和鲁迅方向，把文艺普及到新区和全国去。彭真、丁玲同志也对我们提出了要求。我们听了，都受到极大的鼓舞。9月2日，东北文艺工作团全体同志在鲁艺门口集合，周扬、肖军、肖三和各系师生前来给我们送行，一片熙熙攘攘，谁也止息不下来。最后，还是舒群喊了一声口令，我们终于整队出发了。我们就是从那里走向了东北和全国。
　　今天，当纪念我们母校50周年校庆时，我们看到，从鲁艺和文学系培养出来的很多同志成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新闻、出版、教育、卫生等各条战线的骨干。很多朝夕相处的老战友已离开了我们，然而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劳绩、贡献和思想品德，还依然活在我们的心中。可喜的是，新一代的文学艺术战士正成长起来。希望他们坚持不懈地继承发扬鲁艺的革命传统，坚定不移地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为建设社会主义努力不懈，为创造新时代的文学艺术奋斗到底!
　　1987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