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5年春季考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的。文学系的系主任是舒群同志，系秘书是陶然同志。1945年“八·一五”以后，舒群同志调赴东北，由欧阳凡海同志接任系主任。
　　文学系的教师有何其芳、艾青、肖军、严文井、张松如(公木)、陈荒煤、欧阳凡海、邵子南、孙犁、鲁藜、天蓝等同志。
　　我们这一期是文学系的第5期。系下分组，我们是第几小组记不清了。我们这个组的男同学有高岳森、林冬(在鲁艺时名张兆虎)、李冰、草沙、伍炎秀、马荆宇。女同学有刘金兰、续磊。
　　当时的文学系讲课少，主要靠自己阅读文学作品，练习写作。那时延安的文学书籍很少，能够看到的是迁移到延安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几部翻译的苏联小说，如《毁灭》、《铁流》、《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能够看到的报刊，也只有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当时的《解放日报》每天出4版，第4版整个版面全是文艺副刊。副刊上时常发表翻译的苏联作品，有小说，有战地通讯，有诗歌，这些作品在苏德战争的战火硝烟中诞生，描写苏联红军战士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教育意义大，感染力强，给英勇奋战中的中国军民以极大的鼓舞和影响。我那时受苏联作品的影响很深，读过很多翻译过来的苏联作品。解放区作家的文艺作品短小精悍、内容充实，文笔也比较生动洗炼，可以激发军民的革命精神和战斗意志。
　　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重重包围，严密封锁，延安的物质生活极端困难。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从1942年起，机关部队学校都动手大搞生产。鲁艺的学生吃过晚饭就操起纺车纺线。1945年初夏，响应党中央及陕甘宁边区政府“防旱备荒”的号召，每人在山坡隙地上种植10棵南瓜。窑前舍后，空隙处都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学生不但参加生产劳动，而且轮流出公差，应勤务。我还记得，艾青同志的爱人要临产了，我们文学系的4个男同学用担架把她送到柳树店和平医院，艾青同志也前往陪送。产后要出院了，又是我们文学系的几个同学把她接了回来。
　　生产劳动、公差勤务，是要耽误一部分学习时间的。但通过劳动锻炼了思想，加深了对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对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非常必要的。在延安十分艰苦的环境中，砥砺了坚韧顽强的革命意志，激发了奋勇向上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勤俭节约；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在艰苦困难面前不低头，不弯腰，想出办法来战胜困难和艰苦，这就是“延安精神”。
　　鲁艺文学系的师生关系是融洽密切的。邵子南同志是四川人，爱摆“龙门阵”，常常下山来和同学们“聊天”。他是从冀中战地回到延安的，是《李勇大摆地雷阵》的作者，歌剧《白毛女》的写作素材最初就是从他的口中讲述出来的。他一下山，文学系的大院中满院生辉，他那高亢的、抑扬顿挫的四川声腔，富有吸引力。同学们爱听他讲战斗故事，喜欢他的爽朗。邵子南同志壮年夭折，令人深为惋惜。
　　肖军同志是位豪爽不羁，乐观坦荡，不修边幅的人。他也时常下山来到同学中间聊天。一身粗布灰军衣，一双草鞋，一顶去了遮阳的毛了边的灰军帽，军衣的上身不系纽扣，总是散敞着。他不只精于习武，据说京剧的老生腔也唱得颇有韵味。同学们有时请他演唱《打渔杀家》中的唱段。他率直健谈；谈起来天南海北，无拘无束。记得当同学们得知鲁艺要迁往东北地区时，对东北气候的严寒听到一些夸大的传闻，传说东北在数九天外出会冻掉鼻子、耳朵，在露天中小便要手持木棒，边撒尿边敲冰。肖军同志是东北人，熟悉东北的天气和习俗，当同学们问到他是否如此时，他抬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回答说：“你看，这都还好好的嘛!”
　　舒群同志担任文学系主任，他沉默寡言，朴实淳厚，从来不在同学中指手划脚，而是用自己的淳厚性格和踏踏实实的作风来影响这批知识青年。他有病，据说患有肺结核，面容清癯憔悴。同学们不愿用一些琐碎事增加他的负担，系中的日常琐务由秘书陶然同志料理解决。陶然适合当管家婆的角色，爱跑腿，爱张罗，遇事一不急躁，二不愁闷，大家都说“陶然者，陶陶然也?”舒群同志得陶然之助，省却不少纠缠和干扰。从延安到张家口，我和陶然、曼硕、古元、沃渣等同志沿途住在一起，在休息时间，说长道短，打诨逗趣，怡然自得。50年代末，住在沈阳东北旅社，又遇到陶然，他这时在长春东北人民大学文学系工作，谈起来他还有心写些文艺评论之类的文章，准备先多看些东西，然后动手写点东西。他告诉我已经入党了。我为他的进步感到高兴。此后不久，突然听到他自寻短见的不幸消息，又深深为之慨叹和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