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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舞——延安鲁艺生活回忆片断

胡征


  一
  中国新文艺史上著名的秧歌运动,是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序幕。“文座会”前,毛主席亲临鲁艺作报告,提出著名的“大鲁艺”方向——工农兵方向。秧歌运动就是这方向的第一枝艺术花朵。
  为了学习“工农兵方向”这一新课题,1942年12月,鲁艺在校内发起一次民间文艺形式的普查工作,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系同学自愿填写一张简单表格。表格的内容是:姓名、年龄、籍贯,熟悉何地生活,熟悉何种民间文艺形式,自愿参加何种文艺活动。
  土造的马兰纸表格,向人们展示出多采的民间艺术花朵。这些花朵的来路很广,自长白山下至琼州半岛,并且远越重洋,将泰国、马来亚、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这些东南亚兄弟国家、兄弟民族的民间艺术,神仙一把抓,都囊括入表。
  当然,表是表,实际是实际。校领导根据当时实际条件;把能办到的品种归纳为若干类型,成立若干小组。同学们各自选取一种形式,或参加编写,或参加演出,或当顾问。有些多才多艺的同学,一身分兼几个小组的活动。当然也有些出息不大的同学半途而退,或东蹦西跳看热闹,到头来,只好当一名秧歌队的“近卫军”成员。演出时担任警卫,打场子维持秩序,
  经过反复提炼、审核、去粗取精,又经过首轮试演(1943年元旦)之后,加以整顿提高,于1943年春节,正式向广大的工农兵和敬爱的党中央献演。记得主要节目和人员如下:
  《打花鼓》:戏剧系王大化、李波表演(1943年元旦演出)。
  《兄妹开荒》:音乐系羊路由编剧,程安波作曲,戏剧系王大化、李波表演(1943年春节演出)。
  《旱船》、《旱车》:表演者:音乐系黄准、杜粹远、徐徐,美术系张波。
  《打连响》:表演者:文学系陆石、戈壁舟,孙邦达、李南力,音乐系龙天雨。
  《二流子转变》(快板剧):表演者:文学系王世贻和戏剧系一个同志。
  《梨膏糖》(个人演唱):音乐系刘炽,庄映。
  《狮舞》:表演者:美术系古元等四人,文学系鲁光、胡征。
  大秧歌队:各系混合组成,全都化妆登场。
  大乐队:音乐系全体师生组成。
  秧歌队领导成员:总领队:江风(文学系),副总领队:张平(戏剧系),总艺术指导:程安波(教务科科长、音乐家)。
  二
  狮舞组有两只狮子,两个大头和尚。美术系、文学系各分到一只狮子,一个和尚。狮头狮衣的设计制作,由美术系负责,文学系担任打杂跑腿等事务。排练时,各练各的。
  那是多么红火的日子!各窑洞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戏剧系、音乐系,锣鼓喧天,弦管悠扬,歌声嘹亮。美术系,设计、制作彩衣彩旗,花灯道具,把秧歌队打扮得如同出嫁的姑娘。文学系惯于沉思的小老头们,也坐不住了,纷赴各组帮忙。青春的火焰,在桥儿沟古老的教堂上空燃烧,向宇宙放射欢乐的光芒。
  我和鲁光同志在排练和演出中结成了亲密战友。
  鲁光是东南亚的华侨。他带来的异国情趣,同我故乡大别山区的狮舞风格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半洋半土的小杂烩。我们未曾请到民间艺术家作指导,自己既无功底,又缺技艺,只根据朦胧的童年记忆和点滴常识作基础,加上几分创造,竟然承担公演的重任,心中未免怯火。可是我们不气馁,不自卑,运用刚学到的整顿学风精神鼓舞自己,我们拟定一个口号:“在苦练中进军!”那怕只达到哄孩子的水平,也要把演出任务完成。于是利用早晚课余时间,努力苦练。
  狮舞的基本功分大动作与细动作两类。大动作又名硬功,包括“拜四方”、“就地滚”、“扑绣球”、“耍罗汉”、“顺栽葱”、“倒栽葱”共六项;细动作又名软功,包括“蛟龙舔尾”、“左右咬腿”、“抓耳挠腮”、“饿虎扑蝶”,以及属于“绝技”范畴的“凳功”、“桌功”、“走钢丝”、“滚绣球”共八项。大动作是基本功,手里没有几个大动作,狮子的形象就立不起来。
  “倒栽葱”和“顺栽葱”是硬功中的硬功。前人创造这一舞姿,是用以体现狮子的威严雄猛的艺术形象的。如果没有或削弱这一细节,狮舞则成为狗舞或猫舞。这一硬功,练起来是要付出代价的。果然,连练几天,我和鲁光都练得遍体鳞伤,鼻青脸肿。我是狮头,还比较省力,鲁光是狮尾,更其费劲。在分工时,原来我让他当狮头,但他形体矮小,自愿当狮尾。这种角色难度更大,脑袋埋在狮头演员的腋下,躬腰屈背,寸步不能离,又被狮皮裹得严严实实,光线暗,呼吸困难,又热又闷,仿佛被关在照相机的暗盒里。天地就这么大,而又必须闷头闷脑地进行复杂而灵敏的动作,真把位华侨小伙难为苦了。每当排练时,其他各组节目都在教堂或窑洞里进行,我们则选择篮球场的一角,就在雪地上翻、滚、跌、爬。夜深人静,负责琴弦锣鼓者早已进入梦乡,我们还气喘嘘嘘地象摔跤运动员,把球场的土地敲得嘭嘭作响。第二天清早来练时,发现雪地上血迹斑斑,分不清是鲁光的鼻血还是我的腿血。
  三
  公演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说:“伙计,怎么样?拿得下来吧?”鲁光用两广口音的普通话一板一眼地说:“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多摔几个包,赔上几滴血,保证活蹦乱跳象个狮子,不象个狗熊就行了。”
  果然不错,我们获得的是狮子的荣誉,不是狗熊式的熊包。
  演出从1943年正月初一到十五,多少场次记不清,但其中有三次的记忆是深刻的。
  第一次是向中央首长拜年。
  那是大年初二的晚上。中午从桥儿沟出发,傍晚前到达枣园。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村落。新春雪后,枣树森森,放眼望去,仿佛粗壮的羊毫在一张洁白的宣纸上挥笔而成的泼墨山水画。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首长在枣林深处的窑洞里办公,指挥全球瞩目的反法西斯战争。这里没有礼堂,没有剧院,打谷场就是舞台。陕北的隆冬,朔风凛冽,周围没有挡风的墙,更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中央首长就在这空旷的雪地上,和枣园村的人民一起欢度春节,坚持到夜深,把我们的节目看完。
  那天下午,中央机关早已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入夜,化妆完毕,全体演员聚集在柴草垛边,静候中央首长们到来。打谷场两端挂起了耀眼的大型汽灯,警卫人员搬来许多板凳,沿场边一字儿摆开。接着,全体中央首长陪同几位枣园的农民老大爷缓步而来,一一微笑就坐。首长们都裹着灰布棉大衣,戴着棉军帽。例外的是毛主席、刘少奇和邓发同志,戴的是毡制的大型工人帽。唯一没戴帽的是周副主席。我们窃窃私语,互相印证:周副主席是从来就不爱戴帽的。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两位外宾。大约是由于礼节原因,我们首长请他们来共同欣赏中国的民间艺术;而他们大约也是出于礼节关系,陪同首长欢度春节。但他们对中国艺术看不懂,兴味索然。在鼓乐喧天、演得正欢之际,一位外宾连打哈欠,另一位却专心地逗弄他的狼狗。当我们狮舞完成全套作业之后,接着“顺栽葱”落地,作出匍匐姿势,静场片刻,表示向首长拜年的时候,那狼狗误认为是真狮子出现吧?竟对我们突然嚎叫起来。要不是外宾拉紧铁链,很可能它会冲过来和我们比武。这时,外宾跟首长们一起同时报我们以热烈的鼓掌和纵情的欢笑。
  四
  演罢归来的路上,鲁光和我同声庆幸这次未出漏子。可是在马列学院演出时,却出现一次意外。
  狮舞这行当,与戏剧艺术无关,纯然是杂技。戏剧演员的任务是塑造人的性格形象,狮舞则是摹拟兽的性格形象。戏剧演员的天地广阔,除了向生活学习,还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科学理论作指导,向中外艺术大师的宝库吸取营养。而狮舞的演员只从猫狗身上寻找动作的细节,来揣摸狮子的形象。经过实地演出的反映看来,摹拟猫狗动作的“软功”,比“硬功”更受观众欢迎。“硬功”须使出全身解数;“软功”则侧重腿功。于是我们就在腿功上多用心思。可是我们这种临时组合的土狮子,不但腿功无基础,而且道具不全,没有“腿裤”、“蹄靴”这些配备,于是弄得大煞风景,出了个小漏子。
  漏子出在我这个耍狮头的演员身上。那年冬天,我自己没有把过冬的准备工作做好,未曾制造鞋袜,而是自己打了一双草鞋,寻来两块破棉絮和一些布条,凑合着绑在脚上,权当棉靴。平常倒也安然无事,而在耍腿功时候,没注意布条松散下来,越拖越长,几乎成了“脚布舞”,引起一阵喧笑。这就破坏了——至少是冲淡了表演效果。
  演罢卸妆时候,我嘀咕:“今儿倒霉,真窝囊!少不了吃一顿批评。”回到桥儿沟,刚放下道具,总领队江风同志找上门来。一见面,他半真半假地笑笑说:“你今天算是办了件出色的事!”我心事重重,点点头说:“我知道。”他反问道:“你知道什么?”他慢吞吞地从衣袋里掏出两双银灰色的线袜,说这是范文澜同志特地送给我和鲁光的。我双手捧着范老的礼品,什么我都知道了,不用说下去了!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过后,别人告诉我:这虽是普通的线袜,却是范老的朋友托周副主席从“大后方”带来的。范老舍不得享用,难道我这个年轻人舍得享用么?我把它珍藏在枕下,直到日寇投降,告别延安,仍然未用。
  这线袜最后是谁享用的已记不得了,但那银灰色的软绵绵厚敦敦的长袜形象,在我的忆念里永远是那么温暖,那么新鲜。
  五
  狮舞最后的一场演出,是在延安保小。
  此次鲁艺秧歌队周游延安城乡巡回献演,最受欢迎而名列新文艺运动史册的节目,是王大化和李波表演的《兄妹开荒》。其他节目,竞相争艳,各具千秋。而我们这个土狮舞确实略逊一筹,未免有点惭愧。但到保小演出时,我们狮舞却一跃而成为最受欢迎的节目,高踞于群芳之上。全校小朋友一无遗漏地被吸引封我们周围。他们亲昵地喊我们“狮子叔叔”,我们感到无比骄傲,无尚光荣。
  光荣是光荣,可是狮子少,孩子多,“狮子叔叔”不是白喊的,他们要的代价不高也不低:耍个痛快,玩个够——钻进狮子肚里,骑上狮背,抱起狮头亲吻,用手指挖狮子的大眼睛,把头塞进狮子的大嘴,拿起刀枪棍棒和狮子作战,……他们要把狮子拉到课堂,牵回宿舍,他们几乎要把狮子嚼在嘴里,一口吞了!
  这次可把鲁光整苦了:他的头被小家伙骑住,而且鞭打他的脊梁,命令狮子赛跑。鲁光蒙在狮皮里面,瓮声瓮气地叫喊:“小朋友!小朋友!……”人家根本不理睬。鲁光急了,停止表演,掀开狮衣,露出冒汗的圆脑袋,喊道:“喂,喂……”话未落音,脑袋被几只小手塞进狮衣,而且,许多小手伸进了我经营的领域——狮头的上下左右……。在这场热情似火的鏖战中,老师、阿姨虽来解了围,而未等我们喘口气,他们可又来了。这些小勇士们千方百计地从各个角度重新组合起来,向我们这个大无畏的雄狮挑战。
  不幸的是:在这一场特大的演出中,鲁光又负了伤——流了一滩鼻血。当我们偃旗息鼓告别时,全体小勇士们站在半山坡上高喊:“狮子叔叔再见!”
  鲁光鼻孔塞着药棉,雪白的棉球上渗出鲜红的血,他笑眯眯地回过头去挥手,瓮声瓮气地回答:“小鬼同志们再见!再见!”
  更不幸的是:小鬼们再也见不到这位可爱的“狮子叔叔”了!——一年后,鲁光同志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位可敬的东南亚华侨的优秀儿子,把他最美的青春献给了祖国最壮丽的事业,献给了祖国最香的土地!
  鲁光同志离开我们太早,这是原来未曾想到的。而38年后的今天,我安然地坐下来写这篇短文怀念秧歌运动,怀念亲爱的鲁光同志,也是原来未曾想到的。今天,我打开了思念之窗,重温青春的足迹、战友的情谊,心绪上又回到那个时代锣鼓琴弦的音波之中。我仍然爱狮子,甘当一只真正的狮子。鲁光同志九泉有知,当会含笑赞赏的。
  38年前,延安保小骑过我们狮子的那些小鬼们,如今大都是50岁上下的老干部了,有的大约早已是我们的党政军首长了吧?祝愿他们记起当年骑狮子的战斗精神,在“四化”征途上勇猛前进。
  1981年5月尾·西安·吉祥村·
  (原载1981年《人文》7月号外)
  

延安鲁艺回忆录/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延安鲁艺回忆录》编委会.—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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