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人人最后都回国，但是赫伯特·希契的回国对他本人，对使团和对美中关系来说都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1944年12月初，希契就开始准备回国，但当时我们对此毫无所知。一天傍晚，马海德大夫走进他的房内，示意他悄悄出去，不要惊醒别人。希契穿上一件外衣，跟他一起到了毛的总部——离他住处约有八分之一英里(约合400米——译注)的路程——在场的有毛主席、朱德将军和周恩来。
　　毛表示不要把他要说的话告诉别人，包括我们的团长包瑞德上校在内。毛要希契向在华盛顿的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上将面交一封请求美国支持的信。这封作为一名军人写给另一名军人的信由朱德签名。
　　希契不得不把这件事和他的上级海军情报军官贾雷尔上校和魏德迈将军讨论。当时魏德迈已在重庆接管中缅印战区的指挥权。商讨中，希契口头报告说，假如美国计划在山东半岛进攻日本人，毛愿意牺牲他的士兵25万人。假如能取得战争物资和武器装备的供应，毛准备按照美国规定的信号在中国沿海从日军手中夺取并保持一块25英里长的环形防御地域。毛保证坚守这一地域24个小时。
　　希契奉命去华盛顿递交毛的信件，并附上一份简要报告。在希契作了初步报告后，国务院及海军和其它情报部门的人员纷纷打电话找他。第一个来电话的是前驻日本大使、当时任代理国务卿的约瑟夫·格鲁。
　　1945年1月6日，希契奉命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汇报。他开头对中国的情况作了一般介绍后，他根据他的观察，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作了以下的表述：
　　“我对共产主义没有兴趣。但根据我的观察，无论我们向现在这样的国民党政府提供多少物资和供应，这些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总有一天要接管中国。这也许要用一年或许多年的时间，但他们终将控制这个国家。”
　　希契的讲话没有受到欢迎。他接到通知说，他不必回到中国。相反，他被调到海军情报局的菲律宾处工作。希契从金海军上将那里既从没有接到任何答复，也没有接到说毛的信件已经收到的任何表示。
　　在希契把毛的信件带回华盛顿的同时，我也带着“迪克西使团”的全面考察报告回国了。我的回国似乎更加保密。1944年12月20日，魏德迈将军授命我带着报告、电影胶片和“迪克西使团”的照片返回华盛顿。当时，日军正围攻桂林。赫尔利已接替高斯担任美驻华大使。他虽然计划回到美国，但又不敢离开中国。12月22日，我搭乘一架来接赫尔利回华盛顿的DC-4型飞机离开重庆。我接到指示说，我一到华盛顿就直接向战略情报局的创始人和局长威廉·多诺万将军报告。他一直坚持要立即听取我们对延安的考察结论。
　　多诺万急于希望得到有关延安的消息，而我却急于希望回家。从1942年12月开始，我就没有见过我的妻子，当时她已经怀孕三个月了。我也没有见过我的女儿琼妮。她是在1943年6月5日出生的。有幸的是，多诺万理解我的心情。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就在这里给你妻子打个电话吧，让她知道你很快就能回家了”。这样，我就站在他的面前，一方面怀着要向他作有关“迪克西使团”的汇报的沉重心情，另一方面又为有机会在两年中第一次和妻子谈话而无比兴奋。当我接通加利福尼亚州格拉斯谷(艾丽丝和她的父母一起住在那里)的电话总机时，我竟然想不起我妻子娘家的姓来。幸好格拉斯谷是一个小镇，通过华盛顿和加里福尼亚电话接线员的提问，我们终于在当地居民中逐步缩小寻找范围，弄清楚哪个女人是我在打电话给她的艾丽丝，弄清楚她的父亲叫威尔·托马斯。当我最后和艾丽丝接通电话时，我说：“你好!宝贝!我回国了。”这时已经快到圣诞节了。
　　虽然我有回家的优先权，但在真的动身回家前，我必须卸下我从延安带回的堆积如山的材料，对它们进行分类、说明。结果，只有多诺万是华盛顿想了解“迪克西使团”情况的唯一高级官员。
　　华盛顿舍弃这些材料不用，对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努力是个巨大的损失。我继续尽我所能充分发挥我从延安了解到的材料的作用。从1945年1月到5月末，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和我设计了一个准备空投11名人员到山东半岛的计划。斯图尔特会说流利的法语，曾在欧洲战区任战略情报局的官员。他曾经和法国的抵抗力量一起战斗，后来又当了《时代》杂志的记者。斯图尔特和我负责同共产党游击队协调这一行动，目的是把日本的运输线切成南北两半。我们把这一计划上送给当时担任陆军学院院长的史迪威。他批准把这一计划送交参谋长联席会议。在5月间，在接到实施这一计划的通知后，斯图尔特和我就开始收集必须经严格挑选的特工人员名单。结果，我们的名单尚未最后确定，计划就撤消了。后来我们了解，这是由于当时已计划投掷原子弹。1945年5月后半月，我被派到重庆担任副武官，负责呈报有关中国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
　　一开始，我对“迪克西使团”取得的军事情报被弃置不用感到难以理解，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真正懂得，最初之所以为政府收集这一战略情报，而最后却几乎被人出卖而告终，这有着多层的政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