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我们并不是天真的观察员。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个遭受军阀统治的政权中，由于腐化堕落和饥饿现象普遍流行，因而任何领导体制或社会政治环境的变革，相比之下都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不能忽视共产党人取得的成就。过去，中国的某些地区农民被当地官员强迫签字画押，要提前十年交纳相当于他们当年收入10倍的税款，这些税款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即使一生也难以付清，而在共产党领导下他们只要付大约20%的税率。许多代人以来，中国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共产党人对不识字的广大农民提供了教育，在城镇建立了公费医疗制度。在取消了地租以后，农民从经济奴役中得到了解放。
　　在延安，强调理想至上。多数革命都萌生于知识分子的理想。对中国的革命领导人来说，延安就为这些理想提供了早期实践的场合。面临保卫自身安全和战胜日本人和国民党进攻的任务，共产党人确信，在延安培育起来的这种同仇敌忾的精神，可以扩展到全中国，医治军阀对中国的统治长达整个世纪而造成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创伤。
　　回顾延安年代使我们懂得，对中国和美国来说，事态本来完全可以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关上了大门，部分原因是毛和他的同事们认为，美国不会对他们的解放斗争有何裨益。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人要求美国的支持，遭到了美国领导的拒绝，他们对中国关上了大门。
　　我们奉命去考察共产党人的潜力。我们完成了任务，并和中国革命领导人建立了友谊，然后回到了国内。中国共产党人一心想救中国的理想和由此表现的奉献精神在延安窑洞之外引起的反响说明，任何一场战争的顺利进行，取决于人们懂得为何而战并甘愿为之而献身。据估算，为了维持一支战斗部队，需要有五倍于真正从事厮杀的战斗兵员的兵力。但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可以长期使用部队作战，因为士兵们都为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这一现实目标而战。他们把农民当作自己最好的盟友，从他们那里取得所需的兵员和物资补充。
　　华盛顿对我们的考察工作一无所知。部分原因是这一考察的目的已经随着战争结束而消失，还有部分原因是多数观察组成员——他们被认为是共产党的同情分子——被解除了职务。约翰·谢伟思被赶出美国的外交部门。1945年6月，他遭到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传讯，因为他撰写的报告强调了共产党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以及“……强调了(中共)与老百姓的关系，这种关系密切到了难以分割的程度。”史迪威由于对蒋介石的军队缺乏战斗力作了诚实的评价，也被撤职。史迪威被撤职后，“迪克西使团”团长包瑞德上校再也未被提升为将军。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我写的所有关于共产党野战战术的报告没有得到任何人垂青。1952年，中央情报局为朝鲜战争召募我去工作，当他们了解到我参加过“迪克西使团”以后，在询问我情况的第二天，我立即就被除名了。
　　姑且撇开使团团员个人的痛苦不说，把延安伸出的友谊之手拒之门外，就驱使中共和俄国结盟，从而加强了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都与之作战的共产党集团。更重要的是，这两次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军人就丧失了本来可以具有的有利条件，即预先了解“跳雷”是怎样工作的，越南人怎样能躲进他们的地道网的。
　　组建“迪克西使团”本意是要收集重要战略情报。但不久情况就清楚了，是政治把我们派到了延安，也是政治最终扼杀了我们对了解到的情况所作的报告。在同盟国取得战争胜利以后，我们便不需要，也不想要中共了。多年后，情况也清楚了，毛据以在延安播下革命种子的信念，正是邓小平据以在中国倡导改革的信念。
　　今日的中国和毛领导时的中国一样，在她解放的道路上面临着巨大的内部障碍。和西方文化体制性的差异不时使商业活动遭到困难。写作《延安精神》就是以此来提醒美国和中国，封闭国门和禁锢思想所造成的后果。当美国进入中缅印战区时，美国想要在1945年拯救的那个中国可以说是不复存在了，但是中国的灿烂前景并没有失去。失误的政见不值得重复。让我们期望美国和中国都能从他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并打开双方继续合作和谅解的新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