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下半年，蒋介石和史迪威将军个人之间的冲突已到了难以调和的程度，于是总司令要求罗斯福总统派一名中间人来讨论有关史迪威指挥权的细节问题，从而使对日作战得以继续进行下去。罗斯福总统当时正在竞选他的第三任美国总统，并遭到他的对手纽约州州长杜威的尖锐抨击，说他在白宫里隐藏有“共产党人”。因此他挑选了帕特里克·赫尔利。赫尔利是一名共和党人，曾在赫伯特·胡佛总统的领导下担任过陆军部部长。根据谢伟思(1971年)提供的材料，罗斯福给赫尔利的命令言简意赅：
　　兹任命你为我和蒋介石将军联系的私人代表。你将直接向我报告，你的使命是促进蒋介石将军和史迪威将军之间融洽的关系，并加强后者对归他领导的中国军队实施指挥。你在执行任务时，应和在重庆的高斯大使保持密切的联系，让他随时了解你的活动。
　　赫尔利没有帮助史迪威，而是和蒋介石站在一起。两者关系更加恶化了。在政治上遭受孤立的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嘲笑更加响亮和露骨。他把蒋介石称作“小人物”。美国陆军上将乔治·C·马歇尔最后下命令把史迪威撤职召回，作为保全美中两国面子的姿态。史迪威在1944年10月19日接到这项经罗斯福批准的命令，两天后他离开了中国重庆。不久，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C·高斯也由于对赫尔利处理此事和对华盛顿无条件支持蒋介石感到反感愤而辞职。
　　与此同时，为了腾出必需的军队进行对日作战，也为了避免在日本打败后发生内战，中国的盟国迫切要求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赫尔利自认为他正是按中国盟国的的要求缔造这一联合政府的适当人选。1944年11月7日，他抵达延安，宣称他是来协助起草一项实现国共联合的建议的。
　　我们在事先没有得到赫尔利要来延安的通知。我们的中国主人事先也没有得到通知。事有凑巧，在他到达的当天中午，约翰·戴维斯、包瑞德上校和美国的新闻记者西奥多·怀特(中文名白修德)到延安简易机场，希望接到难得到来的气象勤务飞机带来的信件。包瑞德上校到机场后吃了一惊，当即通知周恩来说，飞机上的乘客是罗斯福总统驻华私人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周于是立即召集一个仪仗队去欢迎他。赫尔利下飞机后，同毛和周一起步行检阅了红军队伍。他当时走在中间，没有按习惯的欢迎仪式向队伍行军礼，而是脱下他的帽子，作出大力挥动的姿势，口中发出乔克托族印第安人在作战时的尖声呐喊“呀嗬”，使全场为之震惊。
　　赫尔利在延安煞费苦心地同毛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拟订国共合作条件的草案。许多条件都出自他的手笔。不幸的是，赫尔利不了解他接受这项挑战的艰巨性，他也不了解自己是否有适应这项挑战的能力。他把自己视作某种打印第安人的勇士，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出一项和平条约。他佩带着战功勋表，神气活现，吹嘘他怎样由辛克莱石油公司付给他一百万美元，去和墨西哥谈判解决石油权益的争端，或是吹嘘他如何在俄克拉荷马州担任过印第安乔克托族的律师，而这些对解决对日作战中避免分散中国和盟国的资源问题都毫不相干。
　　毛直截了当地告诉赫尔利，大量国民党军队专门用来“保护”或者“包围”红军——依人们的观点而定——更一心想打共产党而不是打日本，他们同日军一触即逃。赫尔利试图反驳毛，说国民党军队在缅甸已取得了一些胜利，说毛的话听起来象是中国的敌人说的。毛反驳说：“将军，我说的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这些话，罗斯福总统、邱吉尔先生和孙中山夫人也都说过，难道你认为这几位是中国的敌人吗?”
　　经过三天谈判，赫尔利得到了毛的签字，同意和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的条件。赫自己也在文件上签了名。但这些条件后来国民党反而加以拒绝。在罗斯福刚刚再次当选总统后，赫尔利手中拿着这些文件，离开延安去重庆取得蒋介石的签名，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事件。赫尔利作为一名政治家虽然有许多缺点，但他还是给延安带来了希望，认为国共联合是可行的。毛和朱站在卡车的平台后部向他告别。赫尔利在走上飞机时，挥动他的帽子，并再次喊叫他乔克托族的战争呐喊声。这次毛和朱德也用他们自己的战争喊叫给予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