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将实现人民利益作为自身的目标追求和历史使命，“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利益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实现革命力量由弱到强、革命事业由挫折走向胜利的辉煌发展，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她树立了符合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人民利益观，因而顺应了民意，赢得了民心，取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最终实现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这一质的转变。以史为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利益观对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巩固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准确把握人民利益的时代内涵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要得民心，首先要顺民心，要顺民心，必须要知民之所求。只有准确地把握人民利益的内涵，才能真正代表和实现人民利益。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以机械的和静止的态度实现人民利益，而是将人民利益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在不同的革命时期，探求人民利益的时代内涵。抗日战争时期，争取民族独立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中国共产党以促进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原则，实行了“三三制”、“减租减息”等政策。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的根本利益由争取民族独立转变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因此，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为了调动以农民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中国共产党又适时地推行了旨在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并发出了团结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些政策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准确地把握了不同革命形势下人民利益的具体内涵，并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各种路线、方针和政策，力求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并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关键所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依然要在认真分析社会现实存在的基础上，用发展的眼光不断探求人民利益的时代内涵，对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进行解决。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时期，人民的范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程度，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民营科技的创业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属于人民范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必须看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在人民利益的实现方面存在着种种问题，突出表现在：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提高且利益需求多样化，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以权为本、以物为本、以GDP为本等违背党的宗旨和人民利益的利益观，以及民众对经济利益的片面追求致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缺失的现象不容忽视。这些突出的问题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亟待提上日程，它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要在新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下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继续深化改革，走科学发展的道路。毋庸置疑，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必须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进入新世纪后，胡锦涛明确强调不能单纯以GDP的增长来代表发展，“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①。发展是一个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必然要求党要以民生为核心，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就业、医疗、住房、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诸多问题，最终构建一个让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贯彻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原则。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人民利益的最高目标。虽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一种“终极理想”，但社会主义发展到现阶段，物质的极大丰富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是指导我们价值观的一面旗帜，让我们知所趋赴、有所追求，从而不断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树立“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府形象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利益摆在了至高无上地位，“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②同时，延安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政治廉洁的兴盛时期。政府的各级工作人员“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③，广大共产党人和“老百姓食宿在一起，劳作在一起。草鞋、背包、粗衣薄被，尤其在边区经济状况开始好转的情况下，政府工作人员仍然是每天一斤四两小米，七分钱的菜、柴金，每月一元或两三元的津贴，还常常几个月不能按时发”④，为了防止贪污腐化现象的发生，中国共产党还采取严厉措施，规定“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⑤。正是这种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廉洁自律的高尚情操使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⑥。
　　建国后，长期执政的地位使一些共产党员淡忘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人民公仆的身份，产生了严重的官本位思想，将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了谋取私利的工具或是对人民颐使气指的资本，原本是公仆的人群却成了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使一些贪图安逸享受的共产党员在金钱、权利和美色等诱惑面前沦为腐败分子，他们往往将个人或者其利益集团的利益凌驾于人民的利益之上，背离了人民的利益，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加大了贫富悬殊，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如果不消除特权，不坚持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⑦。苏联共产党为什么能在拥有20万左右党员的时候，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拥有200万左右党员的时候，战胜了希特勒，而在拥有2000万党员的时候，却失去了政权?⑧其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共产党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战胜希特勒的时候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因而获得了人民的拥护，而长期的执政使其演变成一个特权滋生、腐败严重，失去了民心的政党，最终使其70多年的执政地位顷刻倒塌。“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不论执政时间多长，不论拥有多少党员，不论创造过多么辉煌的业绩，一旦失去了民心，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就失去了执政的群众基础，就有丧失政权的危险。”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都曾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正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永葆党的先进性和和执政地位，就必须将人民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人民利益观，树立“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府形象，只有这样，才能为最广大人民真诚地拥护，巩固执政地位。
　　三、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
　　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和力量的源泉，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一个政党是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延安时期，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到动员机关、学校、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实行“精兵简政”减轻老百姓负担，再到关心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无一不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热爱群众、关心群众的拳拳之心。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强调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指出：“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一点也不能看轻……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的问题，从土地劳动的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他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窄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架一下呢?群众中，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总之，一切群众生活的问题，应该注意，应该讨论，应该研究，应该解决。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⑩为了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和实际苦难，毛泽东等领导人经常深入田间、农舍等地与农民促膝长谈，并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召集人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11)在《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12)1943年6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3)中国共产党深入群众，关心群众，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使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并臻于完善，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克敌制胜的法宝，更是中国共产党合法执政的根本途径。中国共产党能够从一个只有几十名党员的在野党发展成为拥有近7600万党员的执政党，完全得益于人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这颗种子也只有根植于人民的土壤之中才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刻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新时期下，广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克服高高在上的官僚思想，要深入基层，关心群众，和人民群众建立同呼吸、共命运的利益关系。一是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深入到群众中进行调查，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准确把握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结合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需求，制定各种路线、方针和政策，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和承受能力，并通过各种途径听取人民的意见，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真正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到实处。二是要关心人民疾苦，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首先要知民情，“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各项工作各个环节都细心研究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疾苦，体察群众情绪”(14)；其次要解民忧，“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15)；再次要化民怨，“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16)；最后要暖民心，“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17)。中国共产党只有真正做到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忧民之所忧，人民群众才能衷心地尊敬、爱戴和拥护她，正如温家宝所言：“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18)，和人民群众建立深厚的鱼水深情，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根本途径。
　　四、正确处理“给”和“要”的关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19)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是因为她始终将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追求，党的一切活动都以实现人民利益为目的，并且在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关系上，正确处理“给”和“要”的关系，通过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通过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实行卓有成效的“精兵简政”，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处理了“给”和“要”的关系，改善了人民生活、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人民群众切实的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为自己谋私利，而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才使中国共产党获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出现了人民群众能够在粮食供应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送往前线的感人场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GDP以平均9.4%的速度在增长，如此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没有体现在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上。相反，在过去的50年间，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百分比呈下降趋势：从1952年的69%下降到2008年的35.5%，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消费占GDP的百分比一直呈上升趋势：从1952年的16.5%上升到2008年的近30%。(20)同时，自我国实行增值税和分税制以来，税收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在2007年达到了30%，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人民群众享有的福利水平却没有随着税收的大幅增长得到明显的改善。政府投入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就业福利这三大民生项目上的开支以2007年为例，该年政府在这三大民生项目上的投入为6000亿，仅相当于GDP的2.4%。(21)由此可见，新时期下，在统筹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关系上，依然要处理好“给”和“要”的关系。这一关系处理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财富和人民财富的分配问题，也关系到人民群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一方面，要逐步加大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使居民收入增长同经济增长同步，职工工资增长同劳动生产率同步，通过实行两个“同步”，增加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同时，加大社会福利保障投入，完善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真正解决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实行两个“同步”使人民群众有能力消费，加大社会福利保障投入使人民群众敢于消费，从而真正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在保障国家充足税收的基础上，切实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负担，并使其发挥保障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福利的重要作用，使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同时赋予纳税人对政府的消费行为的监督权，从而对一些政府的浪费行为和违规消费行为进行遏制。
　　五、统筹兼顾好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关系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最广大人民的，因此，统筹兼顾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人民利益的重要原则。延安时期，为了促进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进各革命阶级的团结，中国共产党通过“减租减息”兼顾了地主和农民的利益关系；通过“劳资两利”的政策兼顾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关系；通过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协调了贫富负担。通过统筹兼顾各阶级和阶层的人民利益，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各阶级和阶层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连“过去对中共不满的士绅……也漫天赞誉”，认为“中央政府与他们差得太远了”(22)。中国共产党通过统筹兼顾这一人民利益观的实现方法，有效地协调了各阶级阶层人民的利益关系，从而调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为根据地的巩固和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所有制的多样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体、个人一致的单一利益格局被打破，人民利益表现出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需求多样化的特点。在改革中，市场机制转轨，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实行的按劳分配、按资本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不但使原有的社会主体力量发生了重要变化，而且产生了一些中国社会从未有过的阶层。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研究项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研究表明，我国当代社会阶层结构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与这一阶层情况相对应的是中国社会的收入情况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五个层次，并形成金字塔状，下层和中下层收入者占大多数，且基本集中在农民和工人阶层。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利益需求的多样化，由于各个阶层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其具体的经济利益也是不同，甚至是存在着冲突和矛盾的，其最根本的利益分歧在由利益分配引起的利益关系的不平等。中国的经济虽然经过了快速的发展，但还没有达到让所有的劳动者都脱贫致富的地步，由于分配制度等体制原因，我国人民群众的贫富差距日益增大，严重的贫富差距引起了广大低收入人群的不满，更有甚者，会使一部分生活贫困的人产生“仇富情结”，做出一些报复社会的过激行为，因此，各种利益关系如果不能得到较好的协调与兼顾，则势必会影响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甚至影响到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
　　要在人民群众利益多样化的情况下，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主要通过两种途径，第一，要依靠科学发展，推进保障社会公正的物质基础建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经济利益的矛盾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物质供给的有限性导致的，因此，只有深化改革、科学发展，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利益冲突才有能够得到化解的物质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言：“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23)第二，要整合利益关系，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需求多样化，中国共产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在客观的分析每个阶层具体经济利益的基础上，按照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的原则对人民群众进行利益整合，在满足最大多数人利益要求的同时，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从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状况来看，最大多数人主要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其中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从社会经济地位来看，中低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在人民群众中占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依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政党，因此，在利益分配和整合中，要重点考虑以工农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利益问题，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取缔非法收入，调节高收入人群，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照顾中低收入者，尤其是低收入者的利益，使中国现有的金字塔型的阶层境况转化为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占少数，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的橄榄形阶层状况。通过整顿分配秩序，营造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增加人民群众收入，防止两级分化，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各得其所，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新时期，我国已经进入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加快推进，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带来了机遇，同时，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形势又使中国共产党面对着如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延安时期具体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已无法适用于当前的历史条件，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民利益观却为新时期下中国共产党如何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问题，提供了价值引领和方法指导。如果中国共产党能从延安时期的人民利益观中得到启示，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并始终把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中国共产党必将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作者为西北大学法学院教师、博士)
　　①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04年9月16日《人民日报》。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185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④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
　　⑤杨永华：《中国共产党廉政法制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页。
　　⑦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页。
　　⑧金鑫：《中国问题报告：新世纪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⑨张立昌：《党的建设的主题——谈保持党的先进性》，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138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1页。
　　(15)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写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俗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页。
　　(16)冯刚：《科学发展观高校读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17)熊高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18)吴甘霖、邓小兰：《有尊严的生活》，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页。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页。
　　(20)王鲁湘：《中国的困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21)王鲁湘：《中国的困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22)[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03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