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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实践与现实启示

李 路

    
  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发展历程中,党始终把干部教育培训作为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程来抓,干部教育始终肩负着为党和国家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任务和历史使命。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战略任务,这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13年,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成功实践。在这一时期,由于确立了“干部教育第一”的教育工作方针,从革命工作需要出发,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不拘形式,创造了一整套新的、适应革命战争与局部执政需要的“干部教育模式”,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坚定理想信念、正确政治方向和优秀领导才能的干部队伍,形成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并成为毛泽东党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神实质和基本经验依然对但当前不断改进中的新时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有着深刻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成功实践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对干部的教育与培养,早在大革命时期和红军初创时期的井冈山斗争中就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工作,创建了一批干部培训学校,教学中注重对学生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引导学生在革命实践中学习提高。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在瞬息万变的斗争形势和千头万绪的各项工作中,党中央首先将培养干部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出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不仅向全党提出了全民族抗日的总任务,同时还提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为此,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两个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①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央干部教育部。从1937年开始,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鲁迅艺术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军政学院、军事学院、行政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民族学院、青年干部训练班、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日本工农学校、朝鲜革命军政学校、西北工学、中国医科大学、部队艺术学校、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等几十所干部学校。这里既培养党政、军政干部,也培养科技干部和文艺干部,还培养工、青、妇和民族干部。宝塔山下,延河两岸到处有歌声,遍地是课堂。延安出现了“吃小米饭、住土窑洞、攻理论山”的学习热潮。同时,党中央将马克思的生日5月5日定为学习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1942年到1945年,全党开展了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即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不仅是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伟大发展和创造,而且也通过清算主观主义和党八股,树立起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新鲜活泼生动有力的文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干部教育理论。正如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所指出:“这是培养干部工作中的新纪元,这是中国教育上的革命。”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熔炉、大学校,也是培育革命干部的大摇篮。延安办学物质条件极为艰苦,学员们自己动手挖窑洞建校舍,露天上课、吃饭,延河边出操、洗漱。没有纸张就在石板或沙盘上练字,桦树皮就是不花钱的“有光纸”;没有钟表,就用石日晷计时。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看到的,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院校”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毛泽东也曾对抗大学员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正是在这样艰苦的学习生活环境中,学员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政治上朝气蓬勃,精神生活充实,学习上奋发进取。在这里大批工农干部提高了政治、军事理论和文化水平、知识分子意志得到磨炼、脱胎换骨实现了世界观的自觉转变并培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的生力军、骨干力量。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经过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斗争实践的锻炼,大批在抗战前后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被锻造成为立场坚定、信仰崇高、能力优秀的知识型干部人才,使共产党和军队的干部素质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据1939年11月统计,党政方面“在中级干部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知识分子”,其中华北地区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的学生”②,就是靠这些干部打开了局面工作开展了,而且搞得很好。邓小平说:“抗日战争时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后来的政治干部,除老红军外,就是靠这批人,从这批‘三八式’里边选出的。”③
  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共培养造就了数十万干部和各类专门技术人才,输送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就有4万多名。抗战胜利后一次派往东北的干部就有2万多名。仅以抗大总校和各分校为例,办学期间培养军政干部近10万人,学员军政素质过硬,连侵华日军总司令的日酋冈村宁次也不得承认:“宁可牺牲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各条战线的高中级干部和专家教授等基本骨干,大多在陕北住过窑洞。开国将领中有7位元帅、8名大将、26名上将曾在抗大学习或工作过。1955年授衔时,“抗大人”占88%。
  可以说,经过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和大规模成功的干部教育培训,全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政治组织保证。在一定意义上讲,正是依靠延安时期教育培养出来的干部,我们赢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取得了土地改革、镇反、“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斗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
  二、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特点
  延安时期,中国革命处于由低潮向高潮转变的关头,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国内外、党内外矛盾交织的复杂斗争局面,迫切需要培养大批既懂理论又有实践能力的干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集体对此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提出了丰富的干部教育指导思想,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特色。
  (一)坚持党对学校的绝对领导。毛泽东认为,要办好大学,首先是要把领导班子建设好,特别是要坚持党的领导。1939年,中共中央军委专门作出的《关于整顿抗大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抗大不是统一战线的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干部学校。必须教育学员掌握马列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教育他们接近工农,为工农服务,在这样学校中,必然存在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斗争,阶级教育、党员教育与政治工作必须加强。党中央为了加强对抗大的领导,决定成立抗大委员会,由毛泽东亲自兼任委员会主席,随后,各大队和各分校也相应成立了军政委员会,队以上单位配备政委以加强党的统一领导,保证党的教育方针、教学计划的实施。
  (二)必须将培养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共产党创办并领导的学校应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1938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为规定抗大的教育方针的题词中作了明确的概括,这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④这其中,最首要的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它是统帅其他两个方面的。毛泽东多次到抗大讲话,反复强调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是抗大最基本的传统和作风,也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奠定一生革命业绩的基础。有了这一条,无论环境如何艰难困苦,都不会动摇革命者的理想信念。遵照这一宗旨,抗大把转变学员的思想放在第一位,注重用马列主义武装他们的头脑。同时,结合实际进行国内外的形势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收到了极大的效果。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他们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到延安参观的人们,所以十分注意抗大,我想不外这个道理。
  1939年7月25日,中央军委又进一步规定“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因此,政治教育应当是中心”⑤。为了把学员培养成始终信念坚定,为人民利益不怕困苦牺牲的坚强共产主义战士,延安各干部学校始终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学员的头脑,引导学员建立革命的世界观,始终把革命信念和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教育的重点。实践证明:无论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对敌斗争复杂多变的隐蔽战线,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延安培养的绝大多数干部政治立场坚定,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三)确立“干部教育第一”的原则。延安时期我党从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实事求是,确立了“干部教育第一”的教育工作方针,创立了崭新的适应革命战争与边区建设需要的“干部教育模式”。在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该决定明确指出:包括国民教育在内,必须经过干部去做,在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如果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位,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因此,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都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实行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并举,而对在职干部的提高重于未来干部的培养,干部教育应在各个解放区教育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战略决策。党在延安13年培养的一代革命的领导英才,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组织基础。
  (四)必须以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为中心。毛泽东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1941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著名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目前延安干部的学校的基本特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和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在教学方法上,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经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和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⑥这份文件就抓住了学校教育工作的主要问题,成为以后一段时期延安及其他根据地办学的纲领性文件,具体在教学实践中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办学目的明确、方法灵活多样。延安各类学校的教育宗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材、学制等都是以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和服从革命需要为出发点的。例如,在教学方法上强调互动式、体验式、实践式教学,学制较短,少则数个月一年,长的也不超过两年。以延安时期最有影响的学校之一抗大为例,其办学宗旨很明确,就是培养抗日战争中的军事政治领导干部。全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体现了一切为着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最终目标。突出强调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中国经济的特点,研究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在抗大的教育方案中要求“教员与学员一致,互相学习,团结在一个政治目标之下”,“一切为抗战团结进步,一切服从于前线上战争的胜利,一切以争取抗战胜利,民族社会解放为主”。
  二是不同学校制定规定不同的课程设置。延安时期的20余所高等学校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办学过程中都充分体现着办校特色并突出理论联系实际。如抗大开设“哲学”、“社会科学概论”、“政治工作”等。“哲学”课,要求通过联系实际的学习,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斗争。毛泽东亲自给抗大学员讲《矛盾论》和《实践论》。他总是能够列举大量生动的实例来说明哲学原理,使得人人能懂。陕北公学根据学员培养方向,在教学内容上特别注重抗战的基本理论、抗战的政策和方法、指挥民众进行武装斗争的基本知识和对于目前时局的认识的学习。开设的主要课程有“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民众运动”、“战区政治工作”、“三民主义研究”等。延安自然科学院在哲学中专门开辟了“自然科学概论”、“自然科学史”等章节,引导学生掌握和运用自然辩证法,同时,还开设了“革命人生观”课,引导学生从社会发展规律上认识到确立革命人生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学及其他专业技术结合方面,做到了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很有成效。延安大学从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结合课程学习,在老师讲的基础上进行了“蒋区目前社会性质”和“中国农村各种剥削关系”的讨论,这种讨论既有政治性又有学术性,大家很感兴趣,发言十分积极,气氛活跃,畅所欲言,经老师指导,提高了认识,消除了疑虑。正如自然科学院学员回忆,延安时期学校理论与实际结合,政治思想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结合,基础理论与专业理论结合,教育、生产、科研的结合,师生关系密切情况,迄今常常引起我美好的回忆。
  三是干部教育为政治服务。延安各校的干部教育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具体体现为教育为战争服务,为解放区建设服务。解放战争初期,延安各学校曾先后多次派出大批学工人员组成工作队,参加战前动员、减租反霸、土改和运粮救灾工作,同时调出大批人员直接参军参战,到新解放区,到各级党政部门去工作,直接支援战争,为战争服务,做出了重要贡献。每当学校组织工作队,或者抽调人员参军参战工作时,学员都争着抢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这些学员政治觉悟高,阶级立场坚定,作风艰苦朴素,组织纪律性强。不少同志参军后牺牲在战场上,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五)坚持培养良好的校风。校训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是学校为树立优良校风、培养良好学风而制订的要求师生共同遵守的基本思想规范和行为准则,体现着学校特有的精神和价值取向。延安时期的干部学校十分注重以校风校训对干部学员进行潜移默化式的道德教育。毛泽东亲自制定了抗大的校训,即:“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抗大的校训成为抗大教职学员养成优良作风,抵制歪风邪气的座右铭和工作、学习、生活的准则。陕北公学将“忠诚、团结、紧张、活泼”作为校训。中国女子大学将“紧张的学习、艰苦的生活、高尚的道德、互助的作风”作为校训,“以养成具有革命理论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相当职业技能等抗战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为目的”。中国医科大学的校训是“紧张、朴素、仁慈、谨慎”,旨在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作风艰苦的现代革命医务技术人才和干部。不难看出,延安时期各学校的校训或教育方针都特别强调集体主义、忠诚、优良作风、高尚道德、为人民服务等。在优良的校训和校风指引下,物质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学校纪律严格、作风严谨。这里有思想的自由、政治的民主、活泼的空气、充实的生活。学员们精神生活丰富多彩,打康乐球、举行篮球比赛、排练节目、唱歌、跳舞,清凉山下就是天然的游泳场、跳水台,呈现出一片奋发向上的勃勃生机。
  三、延安时期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实践的现实启示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中央为此专门下发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在当前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中,又将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成效明显,党员带头学习提高作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首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干部教育培训成功的实践做法、特点和经验,对做好新时期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有着深刻的启示和现实意义。
  (一)必须始终把提高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作为首要任务。干部教育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的重要途径和措施,是保证党的事业顺利发展战略性、基础性工作。这就决定了干部教育必须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干部教育的重中之重,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缺乏理想、信念动摇的问题。通过扎扎实实的基本政治教育,不断增强其执政、大局、责任和忧患意识,使其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在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尽自己的责任。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强化党员干部“对党忠诚”意识,做到立党为公,廉洁自律,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坚定的政治立场、鲜明的政治态度和严格的政治纪律。
  (二)必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实际需要出发培训干部。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这是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大局。干部教育工作必须始终围绕这个大局来开展,无论是培训目标、任务的确定,还是培训内容的设置,都要自觉放在这个大局下来把握。实践中,要把对改革开放中带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对当前和谐社会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怎么看”、“怎么办”作为培训的重要内容来安排,使得党员干部真正从思想上理解认同,从行动上支持践行。从“实际、实用、实效”上着眼,进一步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动培训内容从“大而粗”向“专而精”转变。要充分体现“重点干部重点培训、优秀干部优先培训”的要求,提高“带头带班带队”人员的能力和水平。要以工作实际需要为目的,以“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意识的把培训内容工作之中,实现学习工作一体化。
  (三)必须把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本领贯穿于教育培训全过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键在于通过加强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推动领导干部提高领导科学发展、服务人民群众、应对突发事件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为此,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解决领导干部运用理论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践中,要将素质与能力的提高与培养贯穿于干部教育培训指导思想确立、教学计划制定和课程安排的全过程;要针对不同层次教育对象完善和创新教育培训内容,如对高层次领导干部的培训,应该讲究“高、难、广、深”,即讲课人层次要“高”,研讨问题要“难”,涉及内容要“广”、理论学习要“深”。普通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侧重于对政治理论、政策法规、业务训练、文化综合素养等的理解与掌握,重点在决策的执行和对实际工作问题的认识、解决和提高上下功夫。
  (四)必须把改革创新作为提高教育培训质量的不竭源泉。改革创新是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干部教育质量的必由之路。当前,重点并不在于追求办学硬件的奢华和办学形式的宏大,而是在教育方针、方法、师资配备等方面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如在教育培训方式上要根据干部教育特点从讲授式向研究式、互动式、启发式转变。教育方法上高度重视对案例研讨、情景模拟、现场体验、行动学习等在延安时期早已运用并为现代培训所肯定方法的推广使用。在培训机构上,要引入竞争机制,完善培训机构评估,推动培训机构从相对垄断向开放择优转变。在教学管理方面,要进一步完善需求分析、质量管理、激励约束、成果反馈等机制,积极引入学习型组织和现代培训理念,推动教学管理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在培训队伍建设方面,要优化结构,专兼结合,进一步提高专业素养,推动培训者由单纯的“知识的传授者”向培训的“计划者”、“组织者”、“实施者”和“评判员”转变。在培训组织上,要积极推进以自主选学为导向的培训方式改革,实现从以组织调训为主向组织调训与自主选学相结合的培训方式的转变。通过弘扬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传统与特点,通过全方位、立体化的综合改革,建立起与科学发展相适应、与干部队伍建设和干部制度改革相适应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
  (作者为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
  ①《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共产党人》1940年第6期。
  ②《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④《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48页。
  ⑥1941年12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
  

延安精神与中国共产党90年/梁星亮等主编;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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