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我党我军把提高部队战斗力作为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高度重视部队战斗精神培育，最大限度地激发官兵战斗热情，为充分发挥一切技术和战术应有效力提供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形成了具有我军特色、体现我军政治优势的光荣传统。深入研究延安时期部队战斗精神培育问题，对于正确认识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和深化、拓展军事斗争准备，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紧密结合形势变化和官兵思想实际，普遍深入地开展动员教育，激励部队为民族解放、人民利益而战
　　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外形势不断发生变化。我党始终站在争取民族解放、维护人民利益斗争的最前列，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变化，及时制定、调整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普遍深入地开展动员教育，把学习领会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作为坚定必胜信念的重要手段，激励部队为民族解放、人民利益而战。
　　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日益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严重威胁中华民族的生存。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集中全力“围剿”红军。中央政治局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着重分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引起的国内外形势变化，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提出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猛烈扩大红军”的军事战略方针。红一方面军根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而后相机向北发展”的战略计划和中革军委下达的《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在主力部队集结于永坪镇、延长间进行战术技术训练期间，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动员，教育认清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对日妥协造成的严峻形势，明确打到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重要意义。红一方面军还把动员教育贯穿于东征战役全过程，在《关于东征中部队的政治工作》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蒋介石的无耻卖国，使全国反日运动空前高涨起来”，红军的职责是“实行党的新的策略，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各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蒋介石，把国内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密切联系起来”。各部队按照要求进行了深入的动员教育，向官兵讲清争取东征作战的重要意义，说明“我们是完全有着一切胜利的条件与把握”，号召官兵“东下抗日，援助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帮助山西爱国人民打倒日本走狗阎锡山”，“反对阎锡山进攻陕北苏区”，“扫清抗日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解除山西一千二百万同胞的痛苦”①。普遍深入的动员教育提高了官兵的政治觉悟，各部队发扬不怕艰苦、奋勇作战的革命精神，歼灭国民党军约7个团，俘敌4000余名，扩大红军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提高了我党我军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影响。
　　西安事变发生后，我党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主张，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战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深刻分析了抗日战争面临的形势，明确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政治路线，把持久战作为我军的总战略方针，还进一步提出了坚持持久战总方针所应采取的具体作战方针与原则。抗战初期，面对日本侵略军气焰嚣张、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全线溃败可能对我军官兵产生的思想影响，我党我军要求“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②，通过深入的思想理论教育，使官兵“深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终久是要达到驱走日寇、收复失地、得到解放的完全胜利”③。八路军总部出师抗日前，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冒着大雨举行了誓师大会，朱德总司令亲率全体指战员庄严宣誓，决心“勇敢抗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营造出“抗日救国、杀敌立功，为挽救祖国的危亡而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氛围。八路军、新四军还把动员教育贯穿于作战始终，激励部队以勇敢无畏的精神投身到民族解放作战之中。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发起平型关战斗之前，召开全师连以上干部动员大会，政委聂荣臻作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在说明打赢这场战斗意义的基础上，号召全师官兵特别是共产党员“应当担当起，也一定能够担当起救国的责任”，要求所属各部队召开党的会议和战斗动员会，“使人人都明白为什么要打这一仗，为什么必须打好这一仗”。经过深入动员教育，全师官兵在作战中表现出高度的英勇顽强，在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中，甚至出现了敌我伤员互相用牙齿咬、用拳头打的场景。聂荣臻在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时指出，从根本上讲，平型关大捷是我们党坚决抗日的政治路线决定的，官兵英勇无比的精神是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
　　1941年，日本侵略军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一面加紧对国民党施诱降、逼降活动，一面集中力量加强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极其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蒋介石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不断制造磨擦，极力配合日军进攻我抗日根据地。面对日、伪、顽军的夹击、残酷频繁的战斗形势和抗日根据地十分困难的财政状况，我党我军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分裂”的政治方针和“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军事战略方针。1941年11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指出，今后我军对敌斗争的方针是长期坚持、保存实力，开展分散的游击战，既要反对害怕困难、消极悲观的右倾观点，也要反对运动至上、忽视游击战争的“左”倾观点。毛泽东在党内指示和给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中强调，当时的抗战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我们面临的困难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军队的各级领导人也在报刊发表文章强调，党中央、毛泽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渡过难关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动员和依靠群众，认真执行，就一定能战胜困难，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联系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上课讨论、召开会议、组织阅读报刊文章等方式，进行反复深入的时事教育，学习领会党中央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使官兵既能重视困难，又具有战胜困难、争取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疯狂夺取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一面玩弄和谈阴谋，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针对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党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作出了“以革命的战争反对反革命的战争”的决策，明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为了实现抗日游击战到国内正规战的转变，党中央对全军的部署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编组了野战兵团，并要求加强军政训练。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要求，全军各部队把军政训练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进行了形势任务教育、阶级教育和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教育，把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国内形势和战争前途的科学分析灌输干部战士，提高觉悟水平，使广大官兵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澄清模糊观念，克服了和平麻痹思想、家乡地域观念以及怕苦畏难情绪，在全军确立敢打必胜的决心和信心，树立了为人民解放奋斗的决心。1946年6月，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党中央及时作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提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是运动战”；要求“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全军各部队把学习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作战方针作为动员教育的重要内容，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的好处，使官兵认识到“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了战胜国民党军队的信心和决心，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
　　延安时期，我党我军紧密结合形势变化和官兵思想实际，把党的政治策略和作战方针贯穿于动员教育之中，激励部队为民族解放、人民利益而战，已经成为部队战斗精神培育的优良传统。正如罗瑞卿指出的那样，“进行充分的政治上的战斗动员，解释战争意义、战争趋势、敌我对比以及我军胜利条件及战争中应注意事项等等，刺激起全军人员最紧张奋发的精神、高度的坚决勇敢的战斗情绪与胜利的信心”④。当前和今后，在军事斗争准备中做好部队战斗精神培育工作，就要继承和发扬我军的这一优良传统，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和方针、原则统一官兵思想，教育官兵认清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面临的挑战，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责任意识，从思想上、心理上做好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准备。
　　二、着眼夯实我军战斗力的政治基础，扎实有效地做好密切军内外关系工作，增强部队凝聚力
　　延安时期，我军处理军内外关系的实践逐步发展成熟，提出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我军在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建立了坚不可摧的融洽关系，形成了特有的政治优势，为我军的战斗精神培育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先后出现了“尊干爱兵运动”、“团结互助运动”、“拥政爱民运动”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实践。
　　1942年11月，贺龙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关于整军问题的总结讲话中就部队内部团结从军队同级、上下级、干部与战士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指出：“要很好加强各级军政委员会，健全党的生活，正确处理和解决同级之间的矛盾”。“上级对下级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尊重下级，不要越级去解决问题”，“干部一定要很好关心爱护战士。打个比方说。要像关心自己的老婆那样去照顾体贴战士”。同年，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针对部队官兵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发出《关于巩固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干部关心战士、爱护战士，照顾战士在政治、工作、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切身利益，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提倡干部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社论曾多次就处理官兵关系提出意见，“要关心和爱护部队，尽可能设法减少困难，减少疲劳，减少战斗伤亡，保证干部战士必需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使他们有健康的身体和活跃的情绪”。1943年4月，朱德重申官兵一致的原则，指出：“在革命军队中不应有亲、疏、厚、薄之分，不应有爱、恶、生、熟之别，只有大公无私，一视同仁，像家人兄弟一般的工作者。”1944年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1旅提出“干部要爱护战士，战士要尊重干部”的口号，发动干部战士订公约、写保证。为使该团干部士兵在运动中有所遵循，该团还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制定了“尊干爱兵公约”。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对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开展尊干爱兵的做法极为重视。1944年9月2日，中央军委向全军批转了联防军第三五九旅整顿官兵关系的经验。随后，总政治部又总结了联防军的经验。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所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中指出：“应在每一部队内实行尊干爱兵运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同时号召士兵拥护干部，彼此的缺点错误，公开讲明，迅速纠正，这样就能达到很好地团结内部的目的。”⑤
　　1945年5月，总政治部宣传部主办的《官兵关系》上刊发了原属冀中平原部队十六团的经验文章，介绍该单位在开展尊干爱兵后发生的巨大变化：“部队中充满着朝气”。1945年5月总政治部在《关于开展尊干爱兵运动》一文中，用警八团二连、四连、五连的生动事例，证明了部队发生的这些巨大变化，号召各部队进一步密切内部关系，激励士气。
　　解放战争初期，在尊爱运动中，随着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活动的深入，尊爱运动逐步发展成为官兵之间、兵与兵之间、班与班、连与连各个单位之间的团结互助运动。1946年，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涌现出的某班长王克勤的事迹将尊干爱兵运动推动到新的阶段，并最终形成了我军政治工作实践的另一创举，即“团结互助运动”。王克勤被国民党军抓丁当了6年兵，受尽折磨和虐待。1945年10月被俘，经过教育认识到人民军队好，主动要求参军。诉苦运动他倒出了苦水，懂得了谁是仇人，谁是亲人，提高了觉悟。特别是在他生病的时候，副连长对他体贴入微，使他倍受感动。他通过和国民党军对比，认识到应该为全体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他勤奋学习和工作，勇敢地作战，很快成为一名智勇双全的人民战士，很快入了党，当上了班长。他用自己亲身经历教育所属战士，启发阶级觉悟，交给新战士军事技术和作战本领，耐心细致的做好思想工作，处处关心和帮助同志，还把全班分成三个互助组，在平时互帮互学、团结友爱，作战时实行战斗互助，带领战士英勇杀敌，把全班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他带领的班，屡建战功，成为了战斗模范班，他自己也成为战斗英雄。晋冀鲁豫军区及时发现并总结了这一典型，并在全区部队广泛开展了“王克勤运动”。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讲到军民团结与战争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指出：“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⑥。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新四军在奔赴抗日前线途中，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当看到被日本侵略军从东北赶到平、津，又被迫流亡山西的学生高唱着《松花江上》等悲愤的歌曲，沿途群众搜尽腰包，买了馒头、烧饼送到车厢以表达对抗日的一点心意时，我军官兵先前因看到国民党兵溃败而产生的悲观情绪大大降低，纷纷表示要以最大的勇气与毅力来打击日本侵略者，即使陷于困境而毫无出路，亦应显示我们至高无上的革命气节，同敌人奋斗到最后，奋斗到最后一人、一枪、一弹，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一口气。
　　1943年1月，为增进军政军民团结，建设和巩固边区，经军队和地方政府共商，决定分别在军队和地方开展一次“拥护政府，爱护人民”和“拥护军队”的运动，并发出、公布了“拥政爱民”的指示、决定及有关法规。决定从1月25日至2月25日为边区拥军活动月，2月5日至3月4日为拥政爱民月。八路军留守兵团还公布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还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了《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的社论，向边区部队发出了号召。这样，在军队地方互相推动、配合下，“双拥”活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1943年夏天，日军突然包围山西太谷县枫子岭的1000多名群众，情况十分危机。为了保证群众安全转移，太行第二分区第三十团政委马定夫带领第三连，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搏斗，打死打伤20多个鬼子兵，将敌人打了回去，使群众安全转移，马定夫等12名同志却壮烈牺牲。为了继承烈士们的遗志，枫子岭有100多名青年报名参军，全部编入该连，被上级命名为“马定夫爱民模范连”。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给了我军以莫大的鼓舞和激励。全军干部战士都热血沸腾，纷纷表示“我们一定要不负人民群众的期望，用多杀鬼子的实际行动来给他们以回答”。1944年2月，晋察冀边区召开群英大会，授予一贯积极负责、爱护军队、为人表率、连任6年平山县下盘松村妇救会主任的戎冠秀以“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大规模的“双拥”运动，还涌现出了许多军爱民、民拥军的先进典型。如“门善德拥政模范排”、“拥爱模范安骏连”，等等。延安时期，这些先进人物是从群众运动中产生的，经及时宣扬传播后，根据地出现了“父母送儿打东洋，新娘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景，群众的支持极大激发了官兵的抗日热情，使官兵感到重任在肩，也使他们深深体会到只有完成历史赋予我军的历史使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才能对得起人民。
　　战斗精神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它与社会环境、部队风气、官兵关系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军人个体的自身努力是战斗精神生成的内因，良好的内部环境、社会环境是外因，是战斗精神得以保持并不断深化的重要因素。构建战斗精神培育的长效机制，仅靠军人个体的努力是不够的，还要营造有利于战斗精神生成的军内外环境。
　　战争年代，广大官兵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进入和平时期，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我军良好的内部关系受到多方面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实现和维护好士兵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努力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提高各级干部管理教育能力，培养对士兵的真挚感情，在官兵互爱、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中培育升华战斗精神。
　　军民紧密团结，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是我们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政治优势。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军政、军民及个人与国家、与国防等关系，也不可避免地或快或慢、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产生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要教育全体人民正确认识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继承和发扬“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等光荣传统，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发展军民鱼水情，建立、巩固和发展良好的“人和”环境，营造全民爱军尚武的良好氛围，为培育战斗精神提供必要的社会环境。
　　三、注重发挥革命文化的引导作用，大力加强宣传与文艺工作，催生部队战斗情绪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⑦这是通过宣传激励官兵士气的理论基础。延安时期，我党我军继续坚持把宣传工作作为我军的第一个重大工作，在利用传统的宣传手段，如书写标语、编写书籍、会议讲课、战时鼓动等宣传之外，还重点通过报刊和文艺宣传，来使部队充分认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坚定官兵胜利信心。
　　通过报刊宣传激励战斗士气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延安时期，我党确立了“全党办报”的方针，军队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也提出了“全军办报”的方针。遵照中央军委的方针和指示要求，各种报刊雨后春笋般的创办起来。形式多样的报刊满足了官兵对战时消息的渴求，更重要的是这些报刊起到了极强的宣传动员和鼓舞士气的作用。每当解放区的一个重要战役开始时，各部队报社就和地方报社共同组派前线记者团到火线采访，一面向报社发稿，一面出版火线小报，他们和战役的最高指挥机关、政治机关取得密切联系并接受其领导，同时和第一线指战员生活战斗在一起。1944年8月初，山东滨海军区北线展开了秋季攻势，山东前线记者团就在火线上出版了《前线小报》。这个小报很快就为战士们所喜爱。它将各个解放区战场的捷报、苏联红军打进波兰和逼进东普鲁士等胜利消息，迅速地传到各个战斗岗位，成为鼓动战斗情绪的最好材料。许多战士在火线上一边看报，一边议论：“希特勒快垮台了，咱们这里的汉奸李永平(当地的伪军头子)也快完蛋了！”
　　人民军队报刊注重通过宣传党中央方针政策和上级命令指示以及当前形势任务，使部队官兵和人民正确认识战局，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1938年5月，针对国内和军内因为对抗日前途的争论和担忧而产生出的“亡国论”和“速胜论”错误思想，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进行驳斥。我军各报纸发表各种文章宣传持久战的主张。《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发表了王稼祥的文章，指出“持久战”已成既定国策，号召各部队要克服困难，争取游击战的胜利。1942年2月3日《子弟兵报》发表专论《太平洋战争的持久性》。我军报刊就是这样不断从思想上来武装每一个战士，号召他们在任何艰苦的条件下都要坚持斗争。当有人还在争论对日应该战与不战的时候，《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军内报刊发表或者转发了毛泽东《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反复宣传了党的坚决抗日的主张：“战则存，和则亡”。一方面讲清道理，一方面大量报道人民军队英勇抗战的活动，提高读者的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抗战中间，我们党的军队宣传工作，一直是抓住每一个时期战况的变化，新的任务的提出，向群众解释可能产生的问题和倾向。继“抗战则生，不抗战则死”的“全民族抗战”的主张提出之后，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来，报刊广泛地宣传了平型关大捷，指出游击战争和运动战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好办法，坚定广大军民战胜敌人的信心。
　　解放战争时期的部队报刊围绕新的形势和任务，进行了大量鼓动人心的宣传。我军报刊宣传内容丰富多彩，在大力组织战役报道的同时，深刻反映了部队练兵运动、立功运动、诉苦“三查”运动、解放区人民土改运动和支前运动。从各个侧面报道反映了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战争，出现了大批军事评论消息和战地通讯等优秀军事新闻作品，有力地配合了我党我军的对敌斗争，极大地调动了官兵对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积极性。比如《子弟兵》报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机关报，在解放战争中一直坚持出版，深为全体指战员所喜爱。在抗日战争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前，《子弟兵》从政治上、军事上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它第703期发表的《认清反动派的狠毒》一文，激起了战士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怒。同时突出报道解放区各线战场我军英勇杀敌的事迹。第702期“战士新闻”栏系统地介绍了我军攻打浑城的胜利，鼓舞了指战员的斗志，增强了自卫作战的胜利信心。该报还发表了《提高警惕》、《粉碎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正视斗争克服右倾思想》等一系列社论，动员军民做好粉碎蒋介石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准备。这些战斗性极强的新闻极大地鼓舞了官兵的士气，坚定了官兵战胜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军队的信心。“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我军报刊对我党方针政策指示和形势任务的宣传，使部队官兵了解自己所从事的战争的伟大及其拥有的光明前途，增强了官兵战胜敌人的信心。
　　另外，我军报刊一直重视广泛宣传革命英雄主义和民族光荣传统来激发士气。《抗敌三日刊》经常以整版的篇幅来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宣传教育。开设“救亡室”专栏，载文表扬抗战中的英雄人物，揭露敌人的残暴行径，以更加激起战士们对民族敌人的仇恨，鼓舞斗争士气。1942年1月16日出版的《子弟兵报》，以《发扬崇高的民族气节，好男儿不向敌人低头》为总题，发表短文与小通讯，树立先进榜样；部队报刊大量介绍了历史上爱国主义的故事，如《屈原的故事》、《岳飞的故事》等教育读者热爱祖国大好河山，不能让敌人任意蹂躏。经常宣传革命领袖、民族志士、革命烈士的事迹，如《列宁的故事》、《模范指导员张维山》等；《八路军军政杂志》刊登了许多悼念、介绍革命先烈的文章。《战友报》经常登载《忠贞不二，临危不屈》等英雄事迹，着力宣传共产党员的英雄行为，以此教育读者。同时还大力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刊登了《毛主席亲手发棉衣》、《朱总司令的扁担》等革命传统故事。大力宣扬了抗日战争中的英雄模范事例，给全军树立鲜明的旗帜。《部队生活》经常刊载《人在武器在》等故事。《抗敌三日刊》报道了《不愧为中华好儿女》、《救同志，牺牲自己》等英雄事迹。
　　延安时期我军通过卓有成效的报刊宣传动员了大批群众，鼓舞了官兵士气，达到了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回顾这段历史，有很多经验：党对报刊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报刊发挥作用的前提；办报面向基层，为提高战斗力服务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坚持群众路线才能使报刊拥有丰富和可信的内容来影响官兵，等等。这些经验，对指导我军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和打赢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宣传工作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延安时期革命文艺蓬勃发展，也为部队战斗精神培育注入了活力。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在军事上加紧进攻的同时，也从文化上、精神上进行疯狂的侵略。全国全军在文化战线上面临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针对这种情况，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要动员和教育全国的老百姓，“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动员要“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⑧。各级领导的重视、我党及根据地影响的不断扩大，吸引着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青年从沦陷区和国统区奔赴延安、华北、华东等抗日根据地。这些文艺人才同部队原有的文艺工作者一起，在各级政治机关领导、组织下，开赴前线，挺进敌后，开展革命的文学、艺术工作，宣传抗日，鼓舞斗志，发挥了其特有的重要作用。1941年1月，总政治部、中央文委联合发出了《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对部队文艺工作的性质、地位及党对文艺工作的政策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并对部队文艺工作作了具体的部署。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回答了革命文艺面临的许多问题，指明了文艺工作的发展方向。在《指示》和《讲话》的指导、推动下，我军文艺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为官兵服务，为提高战斗力服务的原则，最大限度调动了官兵的作战积极性。贺龙曾对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的队员说：文艺演出“一定要起教育作用，要提高士气，要让战士能吃苦打仗，不怕流血牺牲，不能让他们想老婆，想热窑洞，想开小差。”⑨在陈庄战斗中就出现了阵前演出的壮观景象。1939年9月，入侵河北的日军第八旅团一部及伪军1500余人，企图占领陈庄作为进一步“扫荡”的支点。贺龙与聂荣臻共同指挥所属部队及附近游击队，与敌人展开激战。这一仗，除十余名日军逃窜外，其余全部被歼，并将敌水原旅团长击毙。战斗在山前刚打响，战斗剧社就在山背后搭台演出，仗打了五天，戏也演出五天。参战部队被轮换下来，就看演出。贺龙也每天必到，他既是战斗指挥，又是演出的艺术指导。这次演出，出现了山那边炮声隆隆，山这边锣鼓喧天的局面。每天演出前，战斗剧社负责宣读战报，把战争情况及时报告给广大指战员。有时戏演到战争场面，需要枪炮声的音响效果时，恰好山那边炮声隆隆枪声大作，产生了奇特的自然效果。剧社的队员风趣地说：“我们演戏为战斗服务，现在战斗也为我们演戏服务了。”⑩在我军历史上，像陈庄战斗这样的阵前文艺宣传演出是十分普遍的，文艺战士集宣传员与战斗员于一身，把戏演到战争最需要的地方，最大限度地鼓舞了士气，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延安时期我军坚持宣传和文艺服务于革命的方针，创作和演出了大量优秀新闻宣传和文艺作品，这种易于被接受的方式有力地启迪和动员了群众，鼓舞和激励了官兵。当前我军宣传和文艺工作有了极大的发展，要充分发挥其在部队战斗精神培育中的作用，就必须坚持党对军队宣传与文艺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宣传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我军“软实力”。
　　四、不断完善战时激励组织制度，开展革命英雄主义活动，提高部队战斗热情和英勇献身精神
　　延安时期，我党我军注重开展革命英雄主义运动，建立和完善了“杀敌立功”工作的法规制度，大力宣传英雄模范事迹，有力地激发了官兵战斗热情和英勇献身精神，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了战斗精神培育形式。
　　进入抗日战争以后，各部队又进一步开展了创造英雄模范、奖励英雄模范和向英雄模范学习的活动。1939年，军委主席毛泽东、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联名发出了《关于注意收集各部民族英雄事迹的通知》，指出：在抗战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于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各政治机关应注意收集这些英雄的事迹，除在各部队报纸上发表外，择其重要者电告此间及广播。
　　1943年2月11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注意提倡鼓励英雄的指示》，进一步强调：“我军在敌后坚持抗战已进入到第六年，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事迹，不管在作战中，在对敌斗争中，在学习与生产中，都涌现出了许多的八路军、新四军英雄”。要求“各战略单位政治机关，应很踏实地去发现这些英雄，编成生动的通讯，电告延安新华社，同时在本地深入宣传”。在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都掀起宣传英雄、学习英雄、争当英雄的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战斗的胜利和各项任务的完成。
　　1944年7月7日，为纪念抗日战争7周年，朱德发表了《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的重要文章，详尽论述了新旧英雄主义的区别，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意义、作用和方法。
　　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中再次指出：“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等机关中，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力，提高政府机关及一切其他机关的工作能力，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极有效果的，各地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11)
　　各部队在开展革命英雄主义运动中，注重提高官兵政治觉悟，认识新旧英雄主义的区别，教育大家认识“行行出状元”的道理，只要努力就可以成为英雄模范或模范单位，还要求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在各项工作自觉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形式大力表彰和宣传英雄模范，营造了英雄光荣的良好氛围。在评选英雄模范的基础上，各部队逐级召开群英大会，举行了隆重的授奖仪式，组织英模作报告，交流学习，并向部队和人民群众进行广泛宣传。1944年2月，晋察冀边区召开群英大会，授予几名先进分子以“战斗英雄”、“爆炸英雄”等称号，9月，八路军留守兵团召开模范学习者代表大会，贺龙在开幕式上兴奋地称赞这样的会在中国是个创举。党中央还在杨家岭大礼堂，隆重欢迎与会代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和在延安的新四军军长陈毅、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都亲莅大会欢迎代表，并发表讲话。开饭时，毛泽东等中央首长还分散到代表席上陪餐。消息传到部队，给全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从此，召开英模大会、表彰英雄模范，作为一种新的工作方法和制度在全军推广开来，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这一方法。如冀热辽军区在战地召开群英会，由于敌人的袭扰，二十天内会议三次转移地址，在炮火连天的战斗中胜利闭幕。
　　此外，许多部队还采取发训令、通报，组织指战员学习的方式，大力宣传英雄模范和事迹。1941年8月，日军对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发动空前规模的“扫荡”。9月25日，2000多名日、伪军包围河北省易县西北部的狼牙山，妄图消灭在这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和党政机关。某部五名战士奉命牵制日、伪军，掩护部队转移。在将日、伪军引向悬岸绝路，并激战至子弹、手榴弹打光后，全体跳下23丈高的悬崖。其中三人壮烈牺牲，两人被山腰的树枝挂住脱险。为表彰他们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伟大的民族气节，10月18日，晋察冀军区发出《关于学习狼牙山五壮士的训令》，全体部队通报五壮士的事迹，决定授子三烈士为“模范荣誉战士”称号，授予两名幸存战士以“勇敢顽强”奖章，并在修建狼牙山三烈士碑和五壮士纪念塔。号召全区部队发扬英勇顽强的搏斗精神，以每次战斗的胜利来纪念他们。
　　高度重视对英雄模范的培养使用，也可以有效激发当英雄的荣誉感。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所作《必须学会经济工作》的讲话中赞扬英雄模范有三个长处，起了三个作用：第一是带头作用，第二是骨干作用，第三是桥梁作用。鼓励他们“切记不可以骄傲”。陕甘宁边区部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向英雄模范提出了“三要三戒”的要求。一要虚心，戒骄傲；二要学习，戒自满；三要团结，戒嫉妒。山东军区和新四军要求重视对英雄模范人物的使用、培养和提拔，把他们作为干部的后备军，对于已经是干部的，要加以重用。同时，领导上还要关心和培养他们，防止只使用，不帮助，甚至乱用的现象。不是根据其特长使用他们，反而害了他们。这种科学对待英雄的态度，既使英模得到了持续的关注和重视，对官兵起到了持久的激励作用，又不因盲目使用而对英雄本人和军队工作造成损害，保证了革命英雄主义运动的高效有序开展。
　　战斗在苏鲁皖地区的新四军部队首创了立功运动这一激励官兵英勇战斗的新形式。1946年8月，新四军第一师第二团在苏中李堡战斗中为了给选举英雄模范积累材料，在多数连队建立了“功劳簿”。并提出了“在战场上比比看，为人民立功劳”，“把功劳记在功劳簿上”等口号，受到战士的广泛欢迎，对激励部队战斗意志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就将“功劳簿”扩大为全团群众性的“功劳运动”，并于10月8日做出《关于开展功劳运动的决定》，提出“有功报功，论功行赏”，“党员在功劳运动中建立头功”等口号，普遍建立了“三证”：即个人有个“功劳证”，做到功劳跟人走，有功劳随时记，调到哪里也光荣；连队有个“功劳簿”，做到个人立功，记在部队，永远光荣；家里发个“功劳状”，做到一人立功，全家光荣，流传后代。这样，功劳运动很快在全团掀起了热潮。“功劳运动”的开展迎合了官兵对荣誉感的心理需求，极大地调动了官兵参加作战的积极性。
　　1946年10月10日，山东军区和山东省政府也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立功运动的决定》，公布了在山东自卫队中开展立功运动的暂行办法，号召“每人立一件功劳”。立功运动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为把这一运动向全军推广，延安《解放日报》于11月11日发表了《广泛开展立功运动》的短评，称赞在山东和华中正在开展的立功运动，是人民自卫战争的一个创举。号召全解放区普遍开展立功运动，作为争取全面胜利的有力武器。这一号召迅速在各部队引起了强烈反响。12月21日，东北民主联军主办的《自卫报》发表题为《所有连队把功劳簿建立起来》的社论，号召“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功臣”。与此同时，晋冀鲁豫、晋察冀，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也都做出了开展立功运动的决定和指示。12月，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及时总结了两个月来的经验，发布了开展立功运动的指示，随即颁布了《立功运动暂行条例》。到1947年初，立功运动在全军上下，前方后方，部队机关，野战军和地方军，正面战场和游击区，都形成了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这一运动充分调动了干部战士的革命积极性，大大激发了部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保证了战斗的胜利和促进了各方面的工作，开创了政治工作新局面。1947年2月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再论立功运动》的社论，对这一运动作了高度评价。指出：“从去年苏鲁皖部队首创立功运动以后，全解放区部队机关已经普遍推行。这一运动显然已经成为人民解放军争取胜利的有效工具和很大的推动力量，立功的方式方法也有了新的发展。”
　　1947年，全军各部队普遍健全了立功运动的组织制度。在班设记功员，连营两级设“立功委员会”，团以上由各级党委兼管。政治机关在组宣两部门指定专人，具体办理日常工作。
　　各部队还制定了记功、评功、奖功制度，基本做法是：首先通过下决心、订计划、立公约、下挑战书等方法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动员。其次是通过班的记功会，开展群众性的检查督促和表扬批评，随时将个人的成绩记录在簿。第三，小评功。当任务告一段落，连、班进行小总结、小评功。第四，总评功。战役结束后，利用整训机会进行总评功，第五是奖功，奖功贯穿于立功运动全过程，记功过程中的讲话表扬，小评功后的奖功，总评功后的奖功，一次比一次隆重。奖功方式灵活多样，如庆功会、庆功宴、群众贺功、张功劳榜、口头表扬、登报和编文艺节目宣传、赠奖旗、发奖状、颁勋章、向家寄贺功帖、对伤员致庆功书、对牺牲同志宣布功绩和进行追悼等。有的部队还根据解放战争时期现代化程度相对提高，需要密切协同的特点，提出“战前合同学本领，战中合同打胜仗”的口号，在担任不同战斗任务的各班、排、组、队和兵种之间，开展“合同立功”，进一步统一了目标，增强了相互信任、团结和协同，加强了挑战性和竞赛性。
　　杀敌立功等革命英雄主义运动的普遍开展，为提高官兵战斗热情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成为广大官兵英勇战斗的力量源泉，在解放战争中起到了强大的激励作用，推动了我军战斗作风的建设。“每人立一功，胜如十万兵。”在大规模的运动战、攻坚战、阵地战中，立功运动发扬了猛打、猛冲、猛追，打得、跑得、饿得，勇敢与艰苦相结合的战斗作风，密切各兵种协同，形成了勇敢与战术相结合的战斗作风。把坚定不移的钢铁意志、英勇善战、守如泰山、攻如猛虎、追如疾风的顽强精神灵活运用到战斗中去，涌现出了大批英雄人物。
　　(作者为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军队政治工作学系战时政治工作教研室主任，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军队政治工作学系讲师)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室编：《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1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77—8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页。
　　③姜思毅主编：《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第2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④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1)》，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512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页。
　　⑨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20页。
　　⑩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05页。
　　(11)《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