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大批爱国青年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奔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投身抗战的洪流。他们有的实现了自己的革命理想，有的却倒在了去延安的路上。考察这一现象，不仅仅在于弄清楚当年爱国青年何以历尽千辛万苦去延安，更在于启迪当今的青年珍惜时光，追求理想，奋发向上。
　　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动因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偏居一隅，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物质条件异常艰苦，为何那么多青年抛弃优越的生活环境，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赴延安呢?
　　第一，知识青年忧国忧民的爱国情结和追求民主的社会使命感，是他们奔赴延安的内在动因。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具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知识分子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全面抗战爆发后，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中城市相继沦陷。这些地方，经济文化相对发达，全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亦集中于此。在这些城市即将失陷之际，知识分子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除了内迁大后方和留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外，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情，奔赴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
　　第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的表现，吸引着爱国青年心向共产党，心向延安。在抗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七七事变后，面对祖国山河的沦陷、民族的痛楚，很多青年赶到南京，希望能参加报效祖国的工作，但他们的抗战热情在这里却没有得到回应。有一位叫白刃的华侨青年，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战，到了南京准备参加战地服务团，但报名处却冷冷清清，花名册上只有一个人名。他和同伴要报名，管事的却让他们找殷实的商家做担保，并且说，现在汉奸到处活动，没有担保就不让报名。这让白刃非常愤慨，转而奔赴延安。一位上海青年曾回忆道：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就是这样走掉了。在重庆，国民党在政治上压制民主，打击进步力量，强化新闻报刊审查制度；经济上，民族工业举步维艰；军事上，正面战场接连失败。这一切都使大批爱国青年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了信心，他们不得不对救亡途径作出新的抉择，寻找民族的新“支点”。而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后，就高举起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大旗，主张建立统一战线。尤其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连续取得平型关大战、广灵伏击战、雁门关截击战、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等对日作战的重大胜利，大大扩大了党的影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抗日救国的信心。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特点、阶段和前景，给陷入迷惘困惑中的爱国青年指明了方向。他们从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和各自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的表现，看到了拯救民族危亡的曙光，逐渐地把驱逐日寇、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人心开始向共产党和延安靠拢、倾斜。
　　第三，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极大地吸引着广大爱国青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党内一度严重存在不信任和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同时调整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把知识分子列为抗战的一支基本力量。以此为起点，我们党开始把吸引知识分子作为一项迫切的重要战略举措摆在突出位置，向全国的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敞开了大门。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各地区和军队都要端正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工作。同时，中央要求全国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像与敌人争夺国土那样，竭尽全力地源源不断地向延安吸收和输送革命青年。
　　为了培养革命急需的干部，党在延安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二十几所干部学校。这些学校大都面向全国招生，在各地的报刊上刊登有招生简章。其中，以培养军事干部的抗大和以培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干部的陕北公学最为著名。1937年底，抗大校歌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铿锵有力的歌词，不知震撼了多少青年的心灵，不知燃起多少青年抗日救国的激情，更不知激励和吸引多少忧国忧民的青年冲破国民党的阻碍，来到宝塔山下，成为抗日大军中的一员。
　　第四，以民主、清廉为主要特征的边区政权建设和迥异于国统区的崭新社会形态，极大地吸引着爱国青年。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政治版图上，实际形成了三个政权、三种社会系统并存的局面，即国民党统治区、日伪统治沦陷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风，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与国统区、沦陷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为全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一个按照共产党的意志创建的未来崭新社会的雏形正在诞生。“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爱国青年更是向外这种民主清廉的新社会。
　　第五，中外记者关于“红色中国”的大量报道、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参观延安后公开发表的见闻，在广大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巨大的吸引作用。第一个进入我党根据地的外国人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7月至10月，经过3个多月的采访，斯诺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8年3月，译成中文的《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从这本书中，人们第一次了解了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了解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仰、追求、襟怀和人格魅力。随后，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作家、学者访问红色区域，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写出大量颇具影响力的作品，向全世界真实客观地报道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抗战业绩，无情地戳穿了国民党的谎言。
　　当时，还有许多知名人士访问延安和边区。这些知名人士对国统区腐败、黑暗的社会制度，早已深恶痛绝，对抗战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深感迷茫和忧虑。1940年5月，华侨领袖陈嘉庚访问重庆后来到延安。延安和重庆的强烈对比，使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由衷地赞叹道：“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1年，国内外记者、友好人士访问参观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就有7000多人。他们把在延安和边区的所见所闻、所感所受，特别是把对我党的正确主张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雄才大略、领袖风采，真实、客观、公正地介绍给全国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自由的人们。广大知识青年从这些报道和见闻中，了解了被反动宣传诬蔑为青面獠牙、“共产共妻”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的领袖人物，原来是一群以拯救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己任、以创造平等、自由、民主、幸福的崭新社会为目标，而且为之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一切的社会精英。他们终于从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从绝望中看到了希望。于是，到延安去，自然就成为了爱国青年们的自觉行动①。
　　以上各种因素综合起来，使得延安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强烈地吸引众多热血青年“朝圣”般地从四面涌来。1938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在一次讲演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所以我说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据不完全统计，七七事变后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学生和工人约有1万多人②，其中2000人左右的华侨青少年，分赴延安、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敌后战场，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对日寇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途径与困难
　　(一)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途径及路线。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党组织或者个人介绍；二是参加延安各学校的招生考试。抗战时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主要城市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或交通站，通过这些办事处或当地党组织或一些个人的介绍，可以到延安。艾青就是由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介绍去延安的，并且受到了周恩来的关照。据当年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负责招生工作的王邦屏回忆：“当时，介绍学生的一是武汉、洛阳等几个办事处，二是陕、豫、川等几个地下党组织，三是各地党的负责人如四川的罗世文，豫西的刘子久，长江局的博古等人，四是一些名人，如李公朴、邹韬奋，五是一些群众团体，如民先，六是一些友军地方部队，要求我们为其培训人材而介绍来。”③
　　此外，为了和国民党争夺青年，吸引人才，党在延安办的一些学校开始向全国招生。1937年9月14日，陕北公学在全国发布由校长成仿吾署名的《陕北公学招生简章》，报考地点设在西安、三原、延安等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成为负责招生工作的中心。消息经《新中华报》刊载后，各地青年踊跃报名。从26岁起担任毛泽东秘书、在党中央和毛泽东身边工作18个年头的田家英，就是陕北公学的首期学员。
　　1938年1月，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抗战》连载了舒湮的《边区实录》，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制度以及民众运动等方面情况作了系统报道。随即他们就收到了不少青年读者来信，询问抗大及陕北公学的招生情况。《抗战》马上刊登相关内容，告诉有志于投考这些学校的青年前往延安的途径。邹韬奋还专门撰写了时评《青年的求学狂》，介绍了陕北公学的特点：课程内容切合抗战时期的需要；投考年龄扩展至35岁，使年长失学者也有机会；兼顾“具有同等学力者”，并不以文凭为绝对条件；一律免交学费；应非常时期的急切需要，学习时间只有半年到两年；毕业后介绍到各地参加适当工作。这一系统报道对引导国统区、沦陷区的青年奔赴延安发挥了极大作用。四川姑娘李莫愁就是在报上看到陕北公学、抗大招生的广告，相约了同窗好友九个人，于1938年春节过后启程奔赴延安的。
　　抗大也登报发布招生简章。当时，毛泽东指示“革命青年”4个大字，就是抗大学生的入学条件，革命青年来者不拒，抗大的招生广告要从延安一路贴到西安。到1939年底，抗大共招收了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知识青年16144人④。当抗大招生名额满了以后，从延安到西安的电线杆上，又贴了“抗大停止招生”的消息，但还是有很多青年徒步走来。他们来后没有一个人被拒绝而回去，仍然得到了学习或工作的机会。
　　1938年4月，陕北公学、抗大、鲁艺、安吴青训班等校还派来干部，租用西安七贤庄7号院，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一起成立招生委员会，共同担负招生青年的工作。为了便于接待，办事处在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在毗邻革命公园等处租赁房屋开设招待所，帮助解决部分青年的住宿与吃饭，对没有路费的青年给予补助，女青年给予乘车的便利。对于有介绍信的青年，西安八办会尊重介绍人的意见，安排知识青年进入抗大、陕公或鲁艺学习。那些没有介绍函件，自己来投考的青年学生，一般先送安吴青训班，边学习边审查。
　　当时，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路线大致如下：东南方向：海外—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州八路军办事处—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汽车或步行)安吴青训班—(汽车或步行)延安。西南方向：海外—昆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成都—广元—汉中—宝鸡—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汽车或步行)安吴青训班—(汽车或步行)延安。其他方向：不详。
　　不同方向的爱国青年到西安后，几乎都要到七贤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办事处特设学生股，负责接待、审批、组织赴延青年的工作。他们每日在接待室与学生谈话，指导填表。有党团组织关系的青年学生，还要在另一个小会客室转换组织关系，要转入延安的，由西安八办统一电告。
　　从西安到延安的线路为：西安—咸阳—草滩—三原—富平—耀县—同官(铜川)—宜君—中部(黄陵)—洛川—富县—甘泉—延安⑤。国民党当局在沿线设立各种名目的关卡，阻挠迫害青年进入延安，同时，我党在沿线设立兵站、接待站、商店，保护青年安全过往。
　　(二)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困难。第一是克服家庭阻力。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特别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青年，大都走过一条从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他们首先叛离自己出身的中产阶级家庭，投身抗战救亡的革命队伍。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后，继而背叛自己曾经出生并成长着的那个阶级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但是，延安革命的气息、军事化的生活和别样的环境，使得他们在光荣与苦痛中磨炼出革命知识分子的英姿。
　　对大家族的叛逆，对革命队伍的向往，是奔向延安的一代革命知识青年的人生选择。而在革命队伍的女青年身上，敢想敢干的叛逆性格，表现得尤其突出。温联琛是一个独生女，从小娇惯，其父为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抗战爆发后，温父先后出任国民党江苏省太仓县、昆山县县长，安徽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受抗战进步的革命思想影响，温联琛在武汉时曾从家里偷跑出来，准备到延安，在郑州被父亲的朋友从火车上拦截下来。温联琛到重庆后还要去延安，父亲不同意，但锁不住她，只好买飞机票让她去西安，当时她只有14岁。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温联琛取化名叫夏沙。在所有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中，乘飞机到西安，夏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阎明诗是成都华西坝金陵女子大学学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谋阎宝航的女儿。
　　1938年3月，她离开成都来到武汉，寻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参加革命。不久被组织安排经郑州到西安再到延安。
　　孙铮被称为“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其父科举及第，官至四品；叔父曾留学日本，出任冯国璋政府教育次长、陆军中将；姐夫更是雍正王朝军机大臣张廷玉之后。抗战爆发后，孙铮在安庆女子中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叔父怒不可遏，她干脆登报声明解除被监护关系。她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1943年7月辗转到延安。
　　第二是缺少经费。在当时中共组织不可能给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提供路费⑥，他们想了各种办法筹措经费。
　　第三是遥远的路途和国民党的关卡。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大多是从各地来到西安再转赴延安的。无论是从各地到西安，还是从西安到延安，都要经过两道关：一是遥远路途的严峻考验，一是国民党设置的重重关卡。留存至今的回忆录里，大都详细地讲述了各自奔赴延安的艰辛，他们坐轮船，坐火车，坐汽车，坐马车，步行，换了多种交通工具，不少人还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和炮火的袭击。
　　最大的障碍是国民党的重重关卡。起初，国民党方面并没有什么障碍，只需要体力的付出就能到达延安。因为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全国抗日浪潮风起云涌，蒋介石表面上共同抗日，反共的真面目尚未暴露，对延安也没有进行封锁。那一段时间，通往延安的道路基本上畅通无阻，大批青年从五湖四海结伴而来，沿途歌声、笑声不断。
　　但是，到1939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唯恐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和发展，秘密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在国统区通往延安的路途上，设置重重关卡，采用封锁、扣留、迫害、驯化等手段，拦截和阻止革命青年投奔延安。他们在盘查时只要发现可疑的青年，就立即扣押、关进集中管，用种种卑鄙残忍的法西斯手段，残害爱国青年，甚至强迫其充当特务，有的人被折磨致死。延安的第一个播音员萧岩和姐姐路岩在投奔延安途中，就遭到国民党的拦截而被扣押，她们不屈不挠，终于在我党的营救下获释。著名作家魏巍是这样描述自己奔赴延安的艰险经历的：我曾三次在北上途中被敌人抓到并关押，但每次都设法逃出来，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去。华侨领袖陈嘉庚冲破阻挠到延安慰问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延安的封锁更严了。他们在陕甘宁边界处处设防，还在四川广元和陕西汉中、宝鸡等地加派懂粤语的广东籍宪兵，盘查北上的华侨青年。
　　到了西安后，去往延安更为危险。国民党在沿途的咸阳、草滩、三原、耀县、铜川、中部(今黄陵)、洛川设置了七处关卡，拦截前往延安的革命青年和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的毕业学员，手段十分恶劣。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到1942年期间，仅在交口、碑亭、黄陵、耀县、三原，永乐店、咸阳等盘查站，被截扣赴延安的男女青年就有2100多人(还不包括胡宗南的特务所扣留的)。这些青年被送到西安干四团和西北青年劳动营(即集中营)，过着囚犯般的生活，稍有反抗，轻者关禁闭，重者被打死或活埋。1940年2月，毛泽东曾讲过：近在西安附近有集中营之设，将西北、中原各省之进步青年700余人拘系一处，施以精神与肉体之奴役，形同囚犯，惨不忍闻。国民党特务还用多种手段封锁陕甘宁边区，致使出入边区都有生命危险。董必武从重庆回延安，就沿途所见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写道：“垒筑山变色，丁抽路断行。”在这种情况下，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当时，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车，迂回崎岖，有七八百里路，有的人能幸运地搭上汽车，大部分人则是步行，一般需要十几天。在这千沟万壑、河川纵横和蜿蜒起伏的黄土高原的山间道路上行走，对于大多数过惯城市生活的青年来说，确实是一件很艰难的事。磨破脚底不说，单在冰天雪地的冬日里，穿着笨拙臃肿的棉衣，背着背囊行走，不久就会汗流浃背，湿透棉衣。但稍一歇息，西北风一吹，浑身便刺骨的寒冷。在酷热难熬的盛夏里，顶着似火的烈日，踏着被骄阳晒得发烫的黄土路，行进的艰难真是难以言状。有时还要经受狂风暴雨的洗礼，忍受饥饿甚至疾病的困扰。但是，为了追求抗日救国的真理，爱国的知识青年们甘愿用汗水、鲜血乃至生命来铸就这条信仰之路、理想之路。毛泽东对他们的这种革命精神予以高度评价：你们到延安找共产党，方向是对的，很不容易，这是很大的考验。进抗大没有考试，大家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延安来，这是最好的考试。
　　第四是延安艰苦的物质条件。对于那些来自于南方的爱国青年，尤其是来自于东南亚的华侨青年来说，到达延安的兴奋很快就淹没在了延安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中，必须尽快适应延安的气候、生活和军事共产主义的环境。但是，困难再大，也挡不住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脚步。他们的到来，不仅为革命队伍增添了大量新鲜血液，而且使延安这座本来灰色狭小的古城，焕发出年轻的光彩。
　　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的作用及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影响
　　第一，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知识青年主要以自身特长投身于伟大的抗日事业。他们不断发表文章，营造民族抗战的舆论氛围；他们组织各种抗战团体，显示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精神风貌；他们编辑出版抗日报刊，创作抗日文艺作品，颂扬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和民族精神，为抗战提供重要的精神支撑。
　　第二，从事文教、科研、卫生等技术工作。知识青年在延安和各革命根据地从事的文化、教育、科研、卫生工作没有因战火而中断，不仅培养出大批抗战和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教、外交等方面的人才，而且奇迹般创造了一批中国现代文化史、学术史上的精品，延续着中国的千年文脉；有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还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震惊。
　　第三，投笔从戎，血洒疆场。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奔赴沙场，为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苗族青年毕凯到延安后入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春奉调陕甘宁边区鲁迅师范学校任教。在此6年期间，他把全部精力倾注在教学上，系统地传授马列主义，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为边区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1945年4月随三五九旅南下。后奉中央之命赶赴东北，主持彰武县县委工作。当时，我党的工作还没有稳固的群众基础，在困难重重，条件复杂的情况下，他不畏艰苦，知难而进，率领干部深入农村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开展减租减息，剿匪救灾，发动群众支前。他还认真执行党的民族统战政策，经积极筹划召开县参议会，为进行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1946年任辽吉五分区干部学校副校长，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6月25日，接受新任务途中遭到国民党部队袭击，壮烈牺牲。
　　延安时期，大量青年和知识分子奔向延安，为以后改变国共对垒的政治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战时期，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力争青年知识分子，正如陈云指出的那样，“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在抢，抢慢了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他还说，“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并且是重要的力量”，“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⑦。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中共采取多种措施吸引青年知识分子到延安，储备了夺取革命胜利的宝贵人才。
　　延安时期，大量青年和知识分子奔向延安，丰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奠定了新中国的文化模式与管理体系，影响深远。知识青年到延安后，特别是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们参与发掘非正统的、民间的或一切位于知识分子雅文化以外的文化资源，深入开发本土的、民族的、地区性的、通俗性的艺术形式和元素，诸如民歌、民族及地方小调、民族民间舞蹈、戏曲、曲艺、民间艺术和手工艺……使之与革命意识形态结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也是近代以来第一次对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从国家层面进行全面整理，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主题、题材、表现方法，也改变了文学质地甚至作者构成，奠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格局。
　　历史已经证明，千百万青年在波澜壮阔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革命斗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历史还将证明，千百万青年继承当年爱国青年的光荣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必将创造新的辉煌!
　　(作者为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军队党的建设学系中共党史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副馆长；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宗政文等6个上海青年学生就是在偷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后，结伴离家出走，去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见朱鸿昭：《延河边的文人们》，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35—36页。
　　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归侨青年大部分参加了国民党的陆海空军，有的参加了桂系军队，数千名华侨司机、技工，在以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组织下，承担了滇缅公路运送军用物资的任务。
　　③王邦屏：《招生工作追忆》，《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安八办》，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
　　④见罗平汉：《燃烧着希望和热情——大批知识分子奔赴抗日根据地的原因分析》，《理论视野》2008年第3期，第55页。
　　⑤见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由西安赴延安路线图”展板。另见《红色桥梁》，陕西旅游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⑥《自然科学院招生启事》中说“入学后免收学膳宿赞，但来时须自备路费及需用之衣被日常用品”。见1940年5月17日延安《新中华报》。
　　⑦《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