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停止了海外华侨及后方进步人士捐款的汇兑，控制边区与外界的物资交流，抗战初期起了重大作用的外援几乎完全断绝。为了打破封锁、支援抗战，改善人民生活并保障边区以内党、政、军、民、学校各级人员的供给，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发动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动生产运动，不仅要求各级人员参与劳动，还要提高他们的劳动意识，使他们认识到“劳动光荣”，从而在思想感情层面上认同劳动、热爱劳动，提高参与劳动的自觉性。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各级人员进行劳动意识教育，调动了群众和各级机关工作人员的劳动热情，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
　　一、宣传表彰劳动英雄，正面灌输“劳动光荣”思想
　　陕甘宁边区所辖地区经济落后，生产不发达，生产技术水平低，农业生产劳动一向被人们视为畏途。延安地区方言中一直称进行农业生产劳动为“受苦”或“下苦”。
　　为了改变这种认识，中共积极宣传劳动创造富裕生活的典型，吴满有就是其中的一个。吴满有是横山人，1928年逃难到延安柳林区二乡，难以为生。1935年5月遇上土地革命，分得60垧荒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他连年开荒，改良农作，把60垧荒地变成了熟地，获得好收成。由于他的辛勤劳动，成了劳动致富的新式富农。延安《解放日报》记者发现了他，报道了他的模范事迹，称赞他“受苦第一”①。1942年4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号召边区的农民向他看齐，学习他“对生产事业有高度的积极性”。随即，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特通令各分区专员、县长，要他们“广为宣传，号召每个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向吴满有看齐，抓紧雨后开荒播种的好机会，利用最近一个月的春耕时间，以全力推动春耕运动，组织开荒突击、生产竞赛，更进一步提高人们生产热忱，创造更多的吴满有!”②后来，学习吴满有成了边区农民的一个运动，对于提高边区农民的觉悟，发展边区的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边区的文艺界也大力宣传吴满有的劳动形象，摄影家郑景康拍摄了他在秋收中的各种活动的照片，诗人艾青在长诗《吴满有》中歌颂他“勤耕种”，“叫大家多生产”。③
　　工人中突出宣传了赵占魁。1942年9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赞扬他的“劳动态度是值得宝贵的，值得大大发扬的，值得我们来学习的”④。随后，边区总工会发出通知，号召开展学习赵占魁运动，要求通过这一运动激发劳动热忱。通知还要求各厂应详细订出评判标准和奖励办法，发扬好的，批评坏的，以推动这一运动的发展。赵占魁运动后来成了改造工人劳动态度，推动生产发展的群众运动。⑤
　　陕甘宁边区召开了两次劳动英雄大会，突出劳动英雄的地位。在旧社会被认为是“下等人”的劳动人民，现在成了新社会的“状元”。第一次大会上，有十几位劳动英雄的肖像同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肖像一起挂在主席台上。两次大会给劳动英雄们以优厚的奖励。边区还普遍开展劳动竞赛，对优胜者给以荣誉和奖励。
　　对旧日地主富农的改造，更明白地突出了劳动意识教育的地位。陕甘宁边区大部分地区经过土地革命，加上减租减息政策的推行以及中共的大力推动，大量旧日地主富农转向参加劳动，放弃或减轻封建剥削，接受改造。这方面中共树立的典型代表是延安东关的张永泰。土改初期，中共对他们的劳动意识作出了大力表扬。延安《解放日报》宣传“张永泰道路”时突出说明，他们认识到，是劳动使他们过上了“光荣的日子”。张永泰在给毛泽东、朱德贺中秋节时说道：“我现在觉得，靠自己劳动过活，是最体面、最快活的。”“以前家里三六九吵架，常闹别扭，现在不同了，都要劳动”，“一星期还开一次家务会”，“会上还有批评，所以我家里现在对劳动都很起劲，没有一个偷懒的，光景越过越好!”⑥在春节边区政府宴请各界代表时，他“畅述他自己亲身参加劳动后丰足愉快的生活”，引得诗人柯仲平为他口占一诗，中有“百姓要享福，地主变农夫”句。⑦关于涟(水)东地主张洪贵，延安《解放日报》报道说，张氏原有二百亩田，一家八口靠八个雇农劳动过活，收入虽然不少，但因人口多排场大生活仍不怎么好，而现在他种三十六亩田，养五口猪，伙养一头牛，雇半个人工，主要靠全家自己劳动，生活得满好。因此，张洪贵得出结论：“那时专靠剥削别人劳动，是最不光荣的”，现在“自耕自食的劳动者生活，是最幸福的”。⑧
　　二、用劳动意识衡量阶级改造
　　阶级改造是中共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一个目标，劳动意识一般被作为衡量阶级改造成功的一个标准。按照中共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农村根据地需要接受阶级改造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知识分子，一般被划为小资产阶级；另一类就是旧日地主富农。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中共对他们的基本判断是：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一定的政治觉悟、革命理想和学习热情，大多数本质是很好的，但世界观基本未改造，带来了某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⑨因此，他们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是有差距的。劳动意识教育就是实现改造的重要方面。
　　1939年3月20日至4月25日，抗大第五期师生掀起了一次突击生产高潮，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积极参加，高涨的劳动热情十分感人。李富春在延安《新中华报》上撰文盛赞这种精神说：“现在从事劳动的劳动者，在一个月以前，或者是从未拿锄的文弱书生，或者是刚刚离开了大都市的富裕的家庭与学校而来延安的男女青年学生，或者历来是只知‘笔耕’的文艺人才，他们都下决心自觉的(地)改变了他们的习惯、生活与意识，拿起锄头，爬上山头，不怕风尘仆仆，不怕皮破血流，不畏疾病侵袭；兴趣豪迈，歌声泱泱地努力开荒，用锄头，用血汗，开辟了自己的新的人生!使劳动与学习，与工作，与战斗，从自己的实践中联系起来，使每人自己体会了、实践了‘劳动神圣’的光荣!”⑩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以自己为例，说明了“感情起了变化”在“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过程的决定性标准：“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11)。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需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个改造”，和工农兵大众化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就得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讲话指出，中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12)。知识分子要改变阶级，就要“学习工农兵”(13)，显然包括改造自己的劳动意识。
　　土改时期，在确定旧日地主富农的“新”阶级成分及政治待遇时，劳动意识也是参考因素。中共在理论上坚信劳动能够改造人的思想感情。依据延安《解放日报》的报道，张永泰经历了“靠收租放账过活”到“靠自己劳动过活”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他的认识也慢慢的(地)改变了。”(14)他“自己作了劳动者，也才懂得劳动人民的光荣”(15)。因此，在土改时规定属于旧日剥削阶级的成员向劳动阶级身份转化需要一定的劳动时间，“地主劳动五年，富农不剥削三年，即可改变成份”，“因为他们的土地、财产已经平分了，又有这许多年的劳动，是可以把人加以改造的”(16)。但是，对这些变化了成份的人员，是不能完全依靠的，而地富下降而成的中农、贫农、雇农“是否可以加入农会、贫农团，则应由农会和贫农团加以审查，分别决定之”(17)。这种审查的内容，显然是审查其劳动意识的反映。
　　三、通过中央领导及军队的模范作用加强劳动意识教育
　　党中央领导及军队的示范作用，是加强劳动意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除了完成理论著述、指挥作战及行政事务外，也积极参加了大生产运动，为劳动意识教育提供了模范。如毛泽东一再向警卫班战士叮嘱：订生产计划，可不要忘了我啊!我不能走远，在近处给我分一块地!在分到的那块地里，毛泽东及时播种、浇水、施肥、锄草。毛泽东参加生产劳动的消息传开后，边区群众纷纷要求给毛泽东代耕，但毛泽东坚持完成生产任务。周恩来和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能手。林伯渠在边区政府机关贴出了个人的生产节约计划，表示在农业生产上，用变工合作方式，完成上交粮食局二石细粮的任务。这些领导人，以自身的行动，诠释了自己对劳动的态度，对边区的劳动意识教育提供了合适的素材。
　　军队的生产模范是八路军三五九旅。军队生产自给在形式上是落后的，违反了分工的原则，所以，大规模的军屯首先需要解决思想问题。在对战士的教育中指出，劳动是工农群众的固有的优良品质，战士都是劳动阶级出身，向来过惯了劳动的生活，而且战士们现在进行的生产是一种新的劳动，是没有地主资本家剥削的劳动，是为了抗战、为了革命的劳动，虽然是艰苦的，却是光荣的、兴奋的。军队的生产自给，不但对官兵进行了良好的劳动教育，对边区机关人员和人民的劳动意识也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后来，毛泽东总结军队生产自给带来的结果时列举了几件“副产品”，其中就包括“增强劳动观念”和“促进人民的大生产运动”。他说：军队“生产自给以来，劳动观念加强了，二流子习气被改造了”，“军队生产了，机关生产更显得必要，更有劲了；全体人民的普遍增产运动，当然也更显得必要，更有劲了”(18)。
　　四、改造“二流子”中的劳动意识教育
　　改造“二流子”是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关于“二流子”、半“二流子”和非“二流子”区别，延安县的经验是“应以对生产的关系，即生活来源”(19)为主要标准，也就是说，劳动是主要的参考因素。“二流子”在边区的存在，已不是社会制度的产物，而是旧日寄生意识的残余，所以，改造“二流子”本身就是一种意识的改造，正反映了其中劳动意识的教育。
　　据延安市县调查资料，1937年延安市全市人口不到3000人，而流氓地痞就将近500人，占人口数的16%，延安县的材料则1937年人口为3万左右，流氓地痞数字为1692人，占人口比率的5%。如果以延安县比率来推算全边区，则140余万人口中“二流子”约占7万左右。从低估计，说有3万人当不为过。(20)改造这么多人的劳动意识，对陕甘宁边区的生产无疑会是很大的促进。
　　边区对“二流子”的劳动意识教育主要采取了以下做法：第一是树立“二流子”被成功改造的典型。劳动英雄刘生海是边区树立的“二流子”成功改造的典型。刘生海在教育“二流子”的会上常常现身说法：“我原来也是个二流子，和大家一样不劳动，不生产，好吃懒做，但政府把我转变了，大家看到刘生海劳动的好，都欢喜，我自己也高兴，现在被众人抬举成劳动英雄!”“劳动英雄刘生海神采奕奕地像面镜子照着几十个二流子的脸”，“二流子”羞愧难当，发出共同的心声：“刘生海的路就是咱们自己的路”。延安《解放日报》评论道：“刘生海的光辉照亮了全场，也照亮了二流子改变后的前途”(21)。第二是通过文艺宣传进行教育。以“二流子”改造为主题，各地编排了秧歌、秦腔等多剧种的戏剧。最为著名的是《兄妹开荒》和《二流子转变》，这类戏剧多是以生活中的“二流子”为原型编写而成，由于演的都是自己身边的人和事，能起到极强的宣传效果。“二流子”李二拴看了《二流子转变》的秧歌剧后，感叹地说：哎呀，“二流子”真是当不得!他后来发奋开荒，六天开了一垧地。(22)第三是发动群众劝说感化与强制相结合。开展生产运动后，区乡干部都来劝导“二流子”好好劳动，农村有威望的认识和劳动英雄，小学生也加入了劝导队伍。政府开劳动英雄大会也让“二流子”参加，以对比激发“二流子”“用劳动挽回我们的名誉”(23)。对那些顽固的，给以适当的强制与处罚。第四是巩固转化成果。对改造了的经常进行帮助和监督，直至他们建立起必要的家务和养成持久的劳动热忱为止。改造“二流子”也刺激了其他群众的劳动意识，群众说：“二流子生产得美了，咱要不好好劳动，就要被二流子赶过去了。”(24)
　　劳动改造人，其实是改造人的劳动意识。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意识教育，突出了劳动的神圣地位，是生产运动意义的逻辑起点，因而也是延安时期艰苦奋斗精神的组成部分。
　　(作者为延安大学教师)
　　①1942年4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
　　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43页。
　　③1943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
　　④1942年9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
　　⑤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43—544页。
　　⑥1946年9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
　　⑦1947年1月29日延安《解放日报》。
　　⑧1947年1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
　　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79页。
　　⑩转引自申沛昌、郭必选：《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1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9页。
　　(14)1946年9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
　　(15)1946年12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
　　(16)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页。
　　(17)《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7页。
　　(19)申沛昌、郭必选：《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页。
　　(20)申沛昌、郭必选：《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17页。
　　(21)1943年12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
　　(22)1943年5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
　　(23)申沛昌、郭必选：《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24)申沛昌、郭必选：《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