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精神文明中比较稳定、充满活力并迅速发展的部分，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及普及程度，是反映一个民族精神状况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国家民族进步的重要力量。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将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也将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那么如何推动科学技术现代化，使之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呢?延安时期重视科技工作，尊重知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以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和优良作风，必将成为推动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动力。
　　一、延安时期科技工作的艰苦创业和辉煌业绩
　　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十分重视科技工作，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创办了一批科学研究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培养人才的措施，并且领导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科技实践，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延安那文化落后、交通不便、毫无工业基础的穷乡僻壤，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炼铁、机器装备、基本化学、材料、燃料、轻工日用品等基本自给的工业体系，选育推广了农作物良种，提高了农业耕作技术和单位面积产量，在群众中普及了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这一切为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中国科技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
　　1．科技政策
　　延安时期我党的科技政策紧紧围绕着抗战建国、发展边区经济这一主题。为此，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和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使科学技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是发展科学技术为抗战建国服务。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延安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绝大多数人民要求进步，愿意接受先进的理论和科学知识，复古、守旧的思想在这里很少见；同时边区有丰富的自然力和农场、林场、水利及沟渠工程，这些都为科学实验提供了条件和基地。最重要的是延安集合了几百位科学家、医生和技术工作者和上千名产业工人。这些良好的政治和自然、人才条件就为边区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为经过十年内战的陕甘宁边区制定了“争取外援，休养民力，恢复经济，支持长期抗战”的政策。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延安地区的财政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为了坚持抗战建国的总方针，中共中央又制定了“自力更生，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政策，向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提出了“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废墟上，在不断的战争环境中，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和边区政府从多方面入手，其中依靠现有的自然条件和科技人才资源，以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思想逐步明朗。
　　1940年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了解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在自然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后，为了进一步促进边区经济的发展，11月12日，边区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作出了《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要求边区的财政经济政策由“休养民力”迅速向自给自足转变。1941年5月1日，中央书记处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指出应向全党解释：“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学习理论与参加实际工作都是每个党员不可缺少的责任”，要求纠正某些党员不愿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及分配工作时讨价还价的现象，要求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工作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的专门家学习技术，做好各部门的建设工作，同时使每个党员获得在社会上独立生活所必需的技能。同日，边区中央局公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纲领》大力推崇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政策，明确提出“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把“提倡科学知识”明确写进《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充分说明延安时期中央对知识的尊重和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这一正确的科技政策指引着科技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创造性的科技实践。
　　随后，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了边区科学事业案，内容包括八条原则办法：成立科学研究调查的机关，推进和提高经济及文化建设，并进一步地了解边区资源，解决经济建设中的困难；充实自然科学院，并举办职业学校；培养科学及技术人员，并派遣专门人员出外学习；出版通俗科学读物，普及科学知识；购买科学图书仪器，改善研究工作条件；尊重并合理使用各种专门干部，欢迎优待外来科学人士；组织科学团体，开展科学运动；制定条例奖励科学及技术研究；确定科学事业预算。这些原则和办法既充实了《施政纲领》的内容，又确定了边区发展科学事业的大计。中央和边区政府为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确实给以了很大的关注。
　　但是，以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建设发展的方针确定后，当时并未在思想上达成共识。不少人认为，就延安和边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科学技术还不具备条件，应该缓一缓，应把工作重心放在革命和战争上，等到新中国建立了，再搞经济建设也不迟。针对这种没有远见的模糊认识，中共中央英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要革命，要建设新中国，必须重视科学技术事业，除了大量吸收现有的知识分子外，无产阶级在抗战与建设同时进行中，还必须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建立自己的科学技术院校，培养自己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科学技术人才，必须尽可能地加强科学技术研究，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和其他建设方面的技术，并特别指出：“我们不应把科学技术上的提高工作推迟到抗战胜利以后”。
　　二是重视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抗战开始后，许多爱国的科学家、学者和进步青年奔赴延安。他们当中有的曾留学国外，有的是大学毕业生，有的是自学成才的工程专家。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促进边区自然科学技术的繁荣和进步，党中央十分重视科学技术人才，把他们视为党的宝贵财富，在政治上完全信任，给予各种崇高的荣誉；在工作上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在生活上关怀备至，优先照顾，并称赞他们是“科学战线上的尖兵”。中央和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待科技人员的条例和规定。《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的指示》、《技术干部待遇标准》、《技术干部优待办法》、《优待国医条例》、《医务人员技术津贴等级暂时标准》等，都是延安时期党所制定的优待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的具体条文。中央军委在《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一个军队没有大量的专门家(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等)参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组织。”“对于上述各种人才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物质上给予特别待遇”。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分别制定的技术干部待遇的各种决定中也十分明确地规定要根据他们的资历和实际能力、现职和年限，分甲、乙、丙三类：甲类每人每月发给津贴费15元至30元(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每月津贴费10元)，伙食由小灶供应，给单间住宿，每年发给特制军棉衣一套，在配备勤务员及乘马等方面，亦以尽量便利工作为原则。乙类每月津贴6元至14元，丙类每月津贴3元至6元，生活上也给予了较多的照顾，并根据不同的级别给他们订阅报纸和书籍，以利于其开阔视野。同时。边区政府和一些科技团体还分别制定了许多奖励制度和办法，虽然当时条件十分艰苦，还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奖励作出成绩的科技人员，如边区医药学会颁布的《白求恩奖金条例》规定，甲等奖边币200元，乙等奖边币50元。这些政策的具体实施，不仅更加激发了边区科技人员的工作热情，而且更加吸引了国统区和海外的科技工作者，这些富有远见的政治待遇和生活上的关心爱护，使他们看到，只有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才能为中华民族的正义事业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被评为模范工程师的沈鸿同志，就是在绝望中和七个青年工人与学徒一道，不辞辛苦，带着十部机器来到延安的。许多科技人员来到延安后不计个人得失，不为功名，埋头苦干，钻研科学之风气蔚然形成，涌现出恽子强、沈鸿、华寿俊、林华、陈振夏、钱志道、朱次复等一大批模范科技工作者。
　　三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陕甘宁边区的自然条件特别恶劣，缺少大量的流动资金，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远远不足以应付工作发展的需要，缺乏重工业机器和科学实验的必备条件。在这种条件下，能否进行科学研究，能否发挥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当时在延安曾引起过争论，但最终还是克服了种种不利条件使经济发展起来了，其中关键是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当时许多科学教育和研究单位没有纸张，没有墨水，没有教室，更谈不上课桌。自然科学院的同学坐在地上，腿上放一块木板写字。课本由老师编写，然后交同学轮流油印，墨水是用自制的颜料兑水制成，蘸笔的笔杆用木棍或树枝代替。天冷时墨水瓶也能冻裂，男同学就上山去烧炭，运回来在地上刨个坑当火盆，几个人围着暖暖手脚，晚上五六个人围着一盏小油灯看书学习。在书籍奇缺的情况下，大家互相传抄，并如饥似渴地阅读仅有的一些好书。衣服上的扣子如不慎丢失就再也补不上了，常常是钉上一根小柴火棍当扣子，要是扣子掉光了，更好办，两襟一合，腰里系一根麻绳。鞋子从未发过，有的干脆就打赤脚。1942年以后，毛巾和牙刷也几乎不发了，学员就自己扎牙刷。在这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毛主席、党中央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然科学院和各学会的科技人员和学员发起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大家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解决吃饭等生活问题。当时的一切实践证明：党要求科技人员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就成为他们战胜各种困难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