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为当时的革命和战争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的优秀人才，而且为我们发展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这些经验是我们过去、现在，直至将来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乃至进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优良传统最主要地表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教育工作，把教育看成是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一项关系革命成败的战略任务。延安时期，党中央的许多文件和毛泽东的大量著作中，都对重视和加强对教育的领导作过论述。如要夺取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有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发展教育，培养干部，是增强革命力量的重要战略措施；党和政府要把教育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加强对教育的领导；教育的领导权是教育性质的根本标志，是决定教育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共产党掌握了领导权，才能使教育有正确的发展方向，才能保证教育服务于各个时期的总路线等。教育的本质和职能，决定了党和政府必须重视和加强对教育的领导。毛泽东指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作为观念形态的教育，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为政治和经济服务。在频繁紧张的战争环境和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党仍然以巨大的精力和财力，发展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创办了不少高级干部学校，办起了许多中等学校和小学，同时还大力加强在职干部的教育和群众的社会教育。正是由于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教育，加强对教育事业的领导，使延安这片昔日的教育荒原，变成了教育的摇篮。
　　第二，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毛泽东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为发展教育制定的一项重要原则，构成中国共产党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的两个显著特点，即教育的无产阶级政治方向性或阶级性、教育的实践性或生产性，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两个特征。毛泽东早就提出，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延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反复强调执行这一方针的特殊意义，经常提醒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师生注意生产，参加劳动。延安的各级各类学校，都普遍地实行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边区政府提出：文化教育与劳动打成一片、教育与生产取得联系、发展生产扩大学校、以生产养学校、用劳动换智慧等，使边区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对各根据地起了先导和示范作用，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的模范”。在这一教育方针指导下，在当时特别困难的环境中，延安的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参加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劳动，师生动手，开荒种地，纺线织布，挖窑洞，建校舍，砍柴烧炭，饲养家禽家畜，广大师生豪迈地说：“雪山、草地、腊子口，穿着草鞋照样走，现在这点困难怕什么!”广大师生在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大熔炉里锻炼成长，取得了思想、学习、生产三丰收。由此可见，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条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教育途径，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教育事业的一个优良传统，是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的重要方法。
　　第三，不断改革教育体制和教学形式。教学改革是延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闪光点。因为，教育模式只有随着革命的总任务、总路线和总政策的改变而改变，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强调要加强国防教育，根本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制度、课程，实行新的教育方针、制度、课程。这种改革以抗战救国为目标，要求对“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除。后来随着边区教育体制的建立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教育体制上出现了脱离实际，追求所谓正规化的倾向；在教学形式上有忽视分散的农村经济特点的偏向；在教学内容上有与生产以及群众的需要相脱节的现象；在干部教育中，有理论脱离实际，学用不一致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毛病。根据这些情况，党中央明确地提出要打碎旧的一套，改革全部教育。通过教育改革，较彻底地改变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的教育体制，创立了适合革命战争需要和农村环境的新的教育体制，包括高级小学在内的以上所有学校，都是以培养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干部为主，初级小学主要是培养参加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和未来新中国的优秀建设者；广泛的社会教育，则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政治水平，提高人民群众的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为目的。改革以后的教育体制表现出了许多同当时形势和工作任务相适应的鲜明特点：干部教育重于国民教育；在职干部的提高重于未来干部的培训；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战争与生产所直接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重于一般文化教育等。教学形式的改革，以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须之课程及发扬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为原则，反对“杂货摊”的繁重课程；缩短学制；在课程设置和内容安排上，坚持少而精，突出战争与生产直接需要的知识；在组织管理上，发扬民主作风，培养学生的自制能力和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提倡师生一致，教师为人师表，尊师爱生，教学相长；在教学方法上，反对旧学校填鸭式的教学，强调运用启发式教学。从延安教育的实践来看，坚持教育改革，从实际出发，依据变化的客观条件，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是教育发展的宝贵经验。
　　第四，把干部教育放在首位。“干部教育第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显著特征。延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都非常重视干部教育。毛泽东指出，作为指导伟大革命的伟大的党，必须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为了培养更多更好的干部，当时延安创办了几十所干部学校。中央做出了加强在职干部教育和加强干部学校教育的两个决定，明确规定，干部教育重于国民教育，在职干部的提高重于未来干部的培养。陕甘宁边区一直贯彻了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原则。在干部教育中，针对不同干部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在课程设置、学制、教育方法等方面区别对待。对于干部教育，党中央和毛泽东非常强调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要求干部教育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既要求原则化，又要求通俗化、具体化、中国化，必须从实际出发，把理论知识的学习同当时的客观实际和学员的思想实际结合起来，使干部和学员真正学好基本理论知识，并且能够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绝不能靠背诵马列主义的只字片语，到处乱套。在“干部教育第一”的思想和原则的指导下，延安的干部教育非常活跃，成绩也非常突出，它既有力地推动了干部学校和整个教育制度的调整与改革，也保证了大批工农干部有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科学知识的机会，为实现工农干部的知识化创出了一条新路。
　　第五，依靠群众兴办教育事业。党中央历来认为，单靠政府有限的人力物力远远不能满足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必须依靠群众兴办教育事业。要依靠群众，就要从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出发，因时因地制宜，而不能搞强迫命令，更不能千篇一律，搞一刀切。凡是需要群众参与的工作，没有群众的自觉自愿，就只会流于形式而失败，这是党的群众路线与教育路线的具体应用。发动群众办教育，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延安当时实行了“民办公助”办教育的政策。民办教育的形式有多种，一种是相对集中的民办村学，一种是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它的特点集中表现为群众性、灵活性、普及性。这种形式既适合边区分散的农村环境，方便学生就学；学制又灵活多样，可以全日制，亦可半日制，农闲多学，农忙放假；学习内容联系实际，与生产生活结合紧密，凡是所教所学的，都是要做要用的，学了用得上，群众很欢迎。这种民办公助的办学，既是学校教育形式，也是社会教育形式。政府只在教育方针上加以指导，经济上给以适当补助，从而放开了群众的手脚，调动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推动了群众教育事业的发展。群众是教育的主体，一旦真正发动起来，就会进发出无穷的智慧和无尽的力量。延安的社会教育，形式多样，方法灵活，以民教民为主，识字与读报相结合，有以家庭为单位的，有专门的识字组，有以生产组织建立的，也有以小学为依托组织的。群众凭借这些形式，在识字中学知识，在学知识中了解天下大事。因此，它成为沟通群众与政府的桥梁，传播知识与信息的媒介，可谓：农民不出门，也知天下事。依靠群众兴办教育事业，既加速了民办小学与社会教育的发展，又保证和推动了公办教育水平的提高，使普及与提高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历史经验证明，充分发动群众，采取公办与民办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式，是符合国情、深得民心的成功举措。
　　第六，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学校，都十分重视对青年学生的世界观的塑造和改造，毛泽东提出，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这就为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按照这一思想，延安的各级各类学校都把政治思想教育放在首位，教育学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反对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深入基层锻炼，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接近工农大众，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轻视工农和看不起工农的错误意识。特别强调知识青年要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真正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思想。延安时期，各级各类学校都制定了各式各样的简章和条例，用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由于延安时期十分重视干部和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为革命培养了政治上靠得住的大批优秀人才，从而为革命和新中国诞生后的各项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证。
　　延安时期教育发展的经验丰富而深刻。今天的中国是昨天中国的继续和发展，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全方位地研究和学习延安时期的教育思想和政策，总结延安教育的经验，弘扬延安教育的精神和优良传统，对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切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坚定地走自己发展教育的道路，坚持“四化建设，教育为本”的思想，一定会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