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必须牢固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的观点，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因此，我们党始终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全部事业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把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衡量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的最高准绳。正如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基于这个思想，延安时期，我们党在制定方针政策时，总是先了解广大群众的意见、愿望和要求，倾听人民的呼声，然后加以概括，使之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当政策确定后，又到群众中去宣传动员，组织领导群众为实现革命目标而奋斗；当发现某些政策与群众利益有矛盾，在实践中难以执行时，便及时修正，使之不超出群众的承受能力。这样就把党的一切工作、一切路线方针政策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挂钩，从而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延安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入人心，生动地体现在政治、经济、边区政府建设以及文艺等各个方面。
　　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制定方针政策。1935年，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向奉行内战政策的国民党政府郑重地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尽管在过去的岁月里，共产党同国民党有10年血战的历史，有不共戴天的冤仇，但为了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仍以豁达大度的胸怀，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艰辛的努力。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一片杀蒋呼声。但中国共产党出于民族之大义，为避免爆发更大规模的内战，毅然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使得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战争的转折点，为推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抗日战争的胜利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民的胜利，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的结果。抗战胜利后，我们党同样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蒋介石要共产党交出军队，我党坚持原则：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决不能交给蒋介石。蒋介石要共产党派人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毛泽东坚定地回答：“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脚，自由自主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历史事实表明，在前进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足迹，无不体现着共产党对于人民的忠诚，渗透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
　　在经济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组织边区军民发展生产，并从实际出发，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各根据地军民纷纷组织佃工队、扎工队、互助组、合作社等劳动互助组织。组织起来劳动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在短短几年中，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获得了空前的发展。1942年开荒21万亩，1943年增加到77万亩，1944年又猛增到120多万亩。粮食产量，1943年为184万担，除去总消耗162万担，还余22万担。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分还做到了“耕三余一”(即耕种3年地，打的粮食够4年吃)，部分农民还做到了“耕一余一”。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边区军民还先后办起了纺织厂、兵工厂、石油厂、化学厂、造纸厂、火柴厂、肥皂厂等许多小型工厂。随着生产的发展，陕甘宁边区农民群众的公粮负担逐年减少，1941年边区政府征收公粮20万担，到了1945年就减少到12万担，受到了群众的衷心欢迎。很显然，这同国民党政府置人民利益于不顾，大肆搜刮民财，竭泽而渔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正因为如此，人民把国民党称为“刮民党”，而把共产党比做“太阳”、“人民救星”。
　　在边区政府建设上，中国共产党倡导“为政清廉”，不谋私利。延安时期，我们党虽然只在局部地区建立了政权，但她是先进的政权，是影响全局的政权，是体现我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政权。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1941年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并由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讨论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对公务人员和共产党员提出了严格要求，明文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为使《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毛泽东还特地指示：在边区刊物上发表，发给支部书记以上，班长以上，乡主席以上之干部，人手一份，识字少者当作课本读。《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广泛宣传学习，使广大干部从中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廉政建设还必须从健全制度入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依靠群众监督，从严治政。为此，《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规定：“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得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须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人民对各级政权有检查、告发及随时建议之权，每届选举时则为大检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干部任免暂行条例草案》中还把为人民服务、关心群众利益、积极负责、廉洁奉公作为一条重要的选拔依据。为人民谋利益的奖，侵吞人民利益的罚。某团政委刘振环，是参加过反“围剿”作战和长征的老干部，抗日战争在平型关战役中，也曾立功受奖。但后来因贪污500元公款，被八路军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开除党籍。抗日军政大学六队队长黄克功，也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老干部，曾多次负伤，屡立战功。1937年10月，因恋爱逼婚而枪杀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边区最高法院，从严办案，判处黄克功以极刑。毛泽东在给审判长雷经天的复信中，表示完全同意边区高等法院的判处，并指出：“共产党员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①严格的党纪和政府法规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法律保障，也是约束广大党员干部的重要手段。
　　在文艺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文艺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基于这样的思想指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使革命文艺事业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兄妹开荒》、《白毛女》等一大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广大劳动人民的形象，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展现在了文艺的舞台上。这不仅鼓舞了人民，教育了人民，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忠实地代表人民的利益，不仅体现在她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她的具体实践和行动中。倾听人民群众呼声，减轻人民群众负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41年和1942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集中侵华兵力的64％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连续“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反动派也加强了对解放区的包围封锁，解放区遭到了极大的困难，部队给养不足，群众的负担也很重。也正因为群众负担重，期间发生了毛泽东挨骂的事。1941年6月的一天，正下着大雨，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雷响，劈断了陕甘宁边区小礼堂的一根木柱，正在这里开会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身亡。当时群众对征粮过多表示不满，有人借题发挥，喊出：“老天爷没长眼，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边区政府人员听到这话后，有的同志主张严肃查办，有的认为应以反革命论处。此事传到毛泽东那里后，他不但制止了追查的做法，而且心平气和地说：我们要好好想想做了什么错事，引起了群众的反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边区政府派人下去调查，发现陕北这个不过130万人口的地方，一年就征收20万担公粮。公粮征得太多，老百姓很有意见，因此才说了那样的话。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群众的意见正反映了我们的工作有毛病，人家说救国公粮太重，这是实际情况。1940年以来，人民的负担是加重了，我们不能这样做了。为了解决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党中央很快作出决定，将边区征收公粮的任务由20万担减少到16万担，并对群众能不能担负起缩减后的任务又做了一次深入的调查研究。
　　之后，在1941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米脂县参议会会长李鼎铭先生在会上提出了一个“精兵简政”的提案，其主要内容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以质胜量，提高工作效能。“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这一议案提出后，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有的人甚至怀疑李鼎铭先生提出这个方案的动机，而毛泽东对这个提案却非常重视。他反复看了这个提案，拿起红笔把重要段落圈了起来，旁边还加上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当“精兵简政”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李鼎铭发言后，毛泽东站起来鼓掌走到台前，深刻地阐述了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并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经济上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队伍，又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毛泽东还亲自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评论“精兵简政”提案在参议会上获得通过，把它提高到政策的高度来推广实行。在两年多时间里，就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在精兵方面，部队内部精简，裁并了一些机关，一部分人充实到战斗单位；一部分人员送到学校去学习提高与深造；一些老弱残人员转到生产战线及地方机关工作。在简政方面，精简了机构，精简了人员，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直属机关从35个单位减少至22个，边区减少了13000多人的经费粮食预算，边区政府建立了合署办公制度。合署办公前，各厅局共有700来人。合署办公后，只有280来人，占原来人数的40％。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不仅克服了鱼大水小、脱产人员太多，人民负担过重的矛盾，而且提高了效能，克服了官僚主义，改善了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和军政关系，改进了领导作风。
　　同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要求边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他尖锐地指出：凡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平心慎思，如果不是虚怀若谷，着眼点首先是群众，承认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十分尊重群众的意见，是难以如此敏锐地发现问题的；如果不是以群众为至上，处处时时关心群众疾苦，又怎能如此重视问题，如此果断决策，坐言起行。
　　① 《毛泽东文集》(1937.8～1942.12)第39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